摘要：“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

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教员赴重庆谈判，曾引发全国轰动。

当时在重庆的民主人士都想一睹教员的风采，其中诗人柳亚子十分仰慕教员的诗才，希望能得到一幅墨宝。

于是教员便把1936年红军长征结束后创作的《沁园春·雪》，亲笔写给了柳亚子。

没想到这首词刊登在报纸上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当时不少文人墨客纷纷填词唱和，却没有一首能与教员的原作相媲美。

足见教员的诗才之高超。

但是我们今天不谈文学层面的造诣，单看这首词里提及的几位历史人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宋太祖赵匡胤凭啥能和前几位千古一帝并肩而立呢？

懂历史的朋友都清楚，宋朝始终没能收回燕云十六州，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不上大一统王朝。

可为何教员偏偏选中了宋太祖，而非仅用一年就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明太祖朱元璋？

直到看完《太平年》这部历史剧，我才彻底醒悟：历史人物的排序，从不是看谁打仗更勇猛、疆域更辽阔，而是看谁在文明的关键十字路口，为后世开辟了更可行、更持久的发展之路，这点真的太关键了！

刷剧开篇，就被拽进了五代十国那个人间地狱。

汴梁城破，天子受辱，百姓如草芥般流离失所，看得人心里发紧。

五十三年里，中原更迭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今天还是一方节度使，明天就可能黄袍加身，世事无常到了极致。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这句台词冰冷地道出了那个时代的底层逻辑：武力就是真理，社会秩序彻底崩坏。

这不止是简单的政权更迭，更是华夏文明两百余年藩镇割据恶果的总爆发，社会伦理与治理体系，早已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

剧中的吴越王钱弘俶，在江南一隅苦心经营、保境安民，可他始终活在恐惧里——怕强大邻居随时南下，怕明天又要陷入战火，那种弥漫的绝望感，就是赵匡胤登场所处的真实历史舞台。

赵匡胤在剧中的出场和上位，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本是后周禁军将领，靠着“陈桥兵变”登上了帝位。

但这部剧最打动人的，从不是兵变的权谋算计，而是兵变之后他做的所有事，这才是他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他没有像前代军阀那样，大肆屠戮前朝宗室、清洗功臣以巩固权力，反而走了一条看似温和，实则更彻底的路，这点真的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

《太平年》清晰告诉我们：赵匡胤的厉害，从不在“得”天下的方式，而在“治”天下的智慧，在如何从根本上阻止“陈桥兵变”的故事重演。

他用的，是一场静悄悄的“制度革命”。

最经典的就是“杯酒释兵权”，剧中这段没有多少刀光剑影，可历史意义重过千钧，看的时候满是震撼。

他用富贵与联姻，赎买了高级将领们的兵权，这从不是简单的收买，而是一场改变时代的交易。

核心就是用相对和平的方式，终结“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恶性循环，他让握有兵权的人知道：放下刀，能拥有安稳富足的生活。

从此和平交权有了可能，武装政变的成本和破坏力，被抬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只是起点，赵匡胤更深远的布局，是打造一套让武人再也无法威胁中央的“强干弱枝”制度，彻底根绝隐患。

他把最精锐的部队编为禁军集中在京城，地方只留老弱厢军；调兵权划归枢密院，统兵权交给三衙将领，让兵权分散、互相制衡。

这套设计精巧得像台精密机器，从制度根源上杜绝了唐末以来藩镇拥兵自重的问题，皇权对军队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可赵匡胤的思考从不止于“防武将”，他更想清楚了“用什么治理国家”，答案就是“重文轻武”。

他大幅提高文官地位，还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碑，这从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国家治理哲学的宣誓。

这意味着治国依靠读书人、依靠理法文书，而非单纯的军事威慑，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从此萌芽。

为了给文官体系输血，他大力完善科举、创立殿试，让考生都成“天子门生”，还扩大录取规模，让寒门子弟也能进入权力体系。

这打破了魏晋门阀世族的垄断，实现了社会阶层流动，也让国家治理能汇聚更多人才，太有远见了！

此外他还在中央分割相权，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分别掌管行政、军事、财政，让宰相权力不再集中，从根源上杜绝专权。

这所有措施环环相扣，织成一张稳固的大网：用文官体系治国，用分权制衡防专权，用集中军权保安全。

赵匡胤的目标很明确：不建靠强人或军事集团支撑的政权，而建靠制度和规则运行的“国家”，这才是最核心的远见。

剧中吴越王钱弘俶最终选择“纳土归宋”，深层动机就是看清了赵匡胤建立的，是能结束割据、带来持久和平的稳定秩序。

他放弃王位，换来了江南百姓免于战火，也推动了华夏重归一统的历史趋势，这份格局同样让人敬佩。

宋朝后来三百余年国祚，内部无大规模藩镇叛乱、无严重宦官专权，经济文化臻于鼎盛，这所有繁荣的根基，都是赵匡胤奠定的文治制度！

看懂了赵匡胤的“开创”，再看朱元璋，差距就一目了然了。

朱元璋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君主，驱逐蒙元、恢复中华，功绩彪炳史册，这点没人能否认。

可若论开创全新的、推动文明进步的治理模式，他更多是对旧有框架的强化与收紧，核心诉求只有一个：朱明王朝一家一姓江山的绝对稳固。

为了这个目标，他采取了极致中央集权的方式。

废除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将皇权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完善监察体系，强化对百官的管理，规范朝堂秩序；对开国功臣进行整顿，胡惟庸案、蓝玉案后，明初功勋集团势力大幅缩减。

这些措施短期内树立了皇帝绝对权威，缔造了“洪武之治”的清明秩序，可长远来看，弊端却越来越明显。

朱元璋的制度是“内向的巩固”，而非“外向的开新”：废相让后世皇帝不堪重负，万历年间甚至出现皇帝怠政、政务近乎瘫痪的情况；功勋集团势力削弱导致军事人才断层，为土木堡之变埋下伏笔；严苛的管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朝堂活力，让官员的主观能动性难以充分发挥。

他的整套设计，是秦以来“家天下”皇权专制体系的进一步强化，逻辑就是靠收紧控制、消除隐患保障政权安全，虽是乱世后重建秩序的有效方式，却没像赵匡胤那样，为社会开辟出靠规则与文治运行的新可能。

明朝后来的体制僵化与内部消耗，早已埋下了伏笔。

这时再回头看《沁园春·雪》的人物名单，选择标准就豁然开朗了：词中列举的，是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在关键节点为文明“开创新局面”的里程碑式人物。

秦始皇：开创大一统国家基本框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立郡县，让“统一”成为华夏文明最深层的基因与追求；

汉武帝：开创汉民族的文化自信与疆域格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此后两千年主流意识形态基础，北击匈奴、凿空西域，大幅拓宽了文明的地理与精神视野；

唐太宗：开创盛唐开放包容的时代气象，贞观之治不止是经济民生的恢复，更是海纳百川的大国气度，民族融合、文化交流频繁，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辐射东亚乃至更远；

宋太祖赵匡胤：开创了文明濒临崩坏时，用制度与文治重建稳定秩序的全新模式，终结了两百余年武人乱政的恶性循环，让治国逻辑从“比拳头硬”走向“比治理能力”，为后世经济文化繁荣筑牢了根基。

图片来源网络，不做商用

这四位帝王的功业，早已超越疆域大小、王朝存续长短，他们定义了新时代的规则，塑造了文明的新形态，影响绵延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而朱元璋，更像是伟大的“恢复者”与“巩固者”：恢复汉家天下，强化皇权专制体系，功绩十分巨大，可在“为华夏文明开辟全新发展道路”的维度上，相较于前面四位，尤其是在文明危殆之际开辟新路的赵匡胤，开创性确实稍逊一筹。

《太平年》这部剧的价值，就是用生动影像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五代末年的文明危机感，也看懂了赵匡胤那些看似不够“杀伐果断”的举措背后，藏着的深远智慧与历史善意，真的太有意义了。

他或许没有朱元璋出身微末、横扫群雄的传奇色彩，可他用一套精巧且持久的制度，为乱世画上句号，为文明打开了一扇通向理性、文治与繁荣的大门，这才是最难得的。

原来历史的选择，有时看的是发展方向，而非单纯的武力强弱。

赵匡胤能入选《沁园春·雪》中的“风流人物”，正因他为华夏文明长河开辟了全新航道；而《太平年》就像一盏灯，照亮了我们理解这个选择的路径。

它让我们明白，评价历史人物，除了赫赫武功，那些致力于构建稳定秩序、庇护文明延续、开启全新治理模式的“制度开新者”，同样值得被历史铭记。

你觉得赵匡胤凭制度开新跻身四大帝王，朱元璋遗憾落选，这个评判标准合理吗？

来源：老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