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昨晚追完《小城大事》大结局,心里堵得慌。郑德诚最后那个转身离开的背影,在路灯下拖得老长,不像一个镇党委书记的退场,倒像某个时代侧影的缓缓落幕。朋友圈里好多人都在讨论,有人说他活该,有人说他可惜,但更多是沉默——那种看懂了一些东西后的沉默。
昨晚追完《小城大事》大结局,心里堵得慌。郑德诚最后那个转身离开的背影,在路灯下拖得老长,不像一个镇党委书记的退场,倒像某个时代侧影的缓缓落幕。朋友圈里好多人都在讨论,有人说他活该,有人说他可惜,但更多是沉默——那种看懂了一些东西后的沉默。
郑德诚这个人,太真实了。真实到你会觉得,他可能就是隔壁县那个总在工地上转悠、说话带点口音的王书记。他那种“野路子”,现在看是踩红线,可往前推十年,在很多地方就是“能干”的代名词。记得前两年老家那边有个镇,书记为了拉个企业落户,陪着老板喝了三天酒,最后胃出血送医院。后来企业是来了,带活了全镇经济,可去年巡视组一来,查出当初的土地出让有问题,书记还是被处分了。你说他图什么?图那点工资吗?真不是。
这就是基层最拧巴的地方。上面要GDP,要增长数据,要民生改善;下面要政策,要资金,要指标空间。中间这片地带,往往就是郑德诚们“跳舞”的舞台。政策文件是白纸黑字,可现实是千沟万壑。填海造地那事儿,剧里是艺术处理,但那种“先干了再说”的思维,在特定时期确实普遍。有个在沿海城市工作的朋友说过,他们那边早些年围垦滩涂搞开发区,手续都是后补的,“等所有批文下来,机遇早跑了”。现在回头看当然问题很多,可当时,那就是最快能让老百姓有活干、有饭吃的办法。
林冬福的死最让人难受。不是因为剧情多煽情,而是那种“不值”的感觉。基层干部有时候真的像救火队员,哪里危险往哪里冲。去年看到个新闻,某镇副镇长抗洪时亲自下水摸排管涌,结果再没上来。评论区有人说“为什么不派专业的人去”,说得轻巧——基层哪来那么多“专业的人”?一个镇就那几十号干部,应急的时候,镇长就是最大的“专业力量”。这种悲壮背后,其实是一种资源匮乏的无奈。
谭光明的辞职,我特别理解。不是不想干,是干不动了。现在基层的年轻人,学历越来越高,想法也越来越多。他们能对着电脑做漂亮的PPT,能写规范的工作报告,但往往应付不了村里张大爷李婶子的土地纠纷。而像郑德诚这样的“老黄牛”,又越来越难适应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这种错位,让基层干部队伍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断层——能吃苦的不会新办法,懂新办法的吃不了苦。结果就是谭光明们选择离开,去那些“规则更清楚”的地方。
李秋萍这个角色最有意思。她代表着一种新的可能:既懂政策语言,又能说群众语言。但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多数时候,基层还是两种话语体系在碰撞——一种是文件上的“严禁”“确保”,一种是地头上的“差不多”“想办法”。郑德诚的悲剧,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两种语言无法互译的后果。他用自己的方式读懂了群众的需求,却没能用规范的方式表达出来。
最触动我的,其实是郑德诚离开时的那场戏。没有鲜花掌声,没有送行的人群,就像他十年前悄悄来一样,又悄悄走了。这让我想起民政部那个数据:镇改市后,原来的班子留任率不到三成。很多时候,干部就像拓荒牛,把一片荒地耕熟了,犁沟整齐了,就该换下一批人来播种了。你能说这不合理吗?似乎也合理。但看着郑德诚收拾办公室那几盆绿植的背影,你还是会觉得,这里面有些东西,被轻轻忽略了。
《小城大事》好就好在,它没把郑德诚塑造成英雄,也没简单打成罪人。他就是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做事的人。他的方法过时了,他的思维跟不上了,但他确实想让那片土地好起来。这种复杂性,才是基层最真实的底色。
追完剧,有个在乡镇工作的同学发来信息:“我们这儿也有个‘郑德诚’,明年到点了。”我问他怎么看,他回了句:“时代不一样了,但他的那些办法,有些时候还真管用。”后面跟了个苦笑的表情。
是啊,时代不一样了。填海造地要严格审批了,招商引资不能违规让利了,一切都要在制度的笼子里运行。这是巨大的进步。只是偶尔会想,当所有的“野路子”都被规范,那些需要灵活变通的角落,又该由什么样的智慧来填补呢?
郑德诚们的时代正在过去,但他们在泥泞中踩出的那些脚印,或许会以另一种形式,留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不是作为典范,而是作为一段历史的注脚——告诉我们治理的现代化,从来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需要规范,也需要温度;需要原则,也需要懂得在原则之下,看见那些鲜活的人。
来源:上进的菜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