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剧《太平年》以五代十国的乱世为背景，勾勒出无数权谋交织、命运沉浮的人物乱像。其中，五朝元老冯道与吴越国主钱弘俶的命运轨迹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冯道一生历经十一皇帝，见证王朝更迭如走马灯，却在临终前仍怀揣一个未解之谜：他格外看好的钱弘俶，对后周俯首称臣、助

文| 史实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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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剧《太平年》以五代十国的乱世为背景，勾勒出无数权谋交织、命运沉浮的人物乱像。其中，五朝元老冯道与吴越国主钱弘俶的命运轨迹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冯道一生历经十一皇帝，见证王朝更迭如走马灯，却在临终前仍怀揣一个未解之谜：他格外看好的钱弘俶，对后周俯首称臣、助力征伐南唐，为何始终拒绝纳土归降，反倒在北宋建立后主动献出国土，成为终结乱世的关键推手？这背后，藏着超越个人的时代抉择，更是吴越钱氏家族“保境安民”祖训的终极实践。

要理解钱弘俶的选择，首先需回溯五代十国的特殊格局。这一时期，中原大地政权更迭频繁，“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成为乱世铁律，而南方割据政权则在夹缝中寻求生机。吴越国自钱镠建国起，便确立了“善事中原，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钱镠深知吴越地狭兵少，北有南唐、西有闽国，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抗衡强邻，更无力逐鹿中原，因此定下“奉中原为友”的外交策略，通过称臣纳贡换取生存空间，借助中原王朝的威慑力制衡周边强敌 。这一祖训如同基因般贯穿吴越国七十二年的统治，钱弘俶的所有决策，都离不开这一核心准则的指引。

冯道眼中的后周，是五代乱世中难得的“清明政权”。郭威篡汉建周后，整顿吏治、轻徭薄赋，更以祭拜孔庙的举动彰显以文治国的决心，让毕生推崇儒道仁政的冯道视为明主。

郭荣继位后，更是雄心勃勃，整顿军队、开疆拓土，三征南唐的势头让天下人看到统一的曙光。但在钱弘俶眼中，后周的“明君光环”背后，隐藏着致命的隐患：政权根基过浅。后周自郭威建国至郭荣继位，仅传两代，周边仍有北汉、契丹等强敌环伺，统一之路充满变数，谁也无法保证后周能摆脱五代政权“短命”的宿命。此时纳土归周，无异于将整个吴越的命运押注在一个前途未卜的政权上，一旦后周覆亡，吴越将直接暴露在南唐等强敌的兵锋之下，数十年积累的安稳局面将毁于一旦。

更关键的是，吴越国内的阻力让纳土归降成为不可能的选项。钱弘俶继位之初，刚刚平定权臣胡进思发动的政变，虽然稳住了政局，但国内宗室贵族、军事集团对“归附中原”的抵触情绪强烈。这些势力早已习惯割据一方的特权，不愿轻易拱手让出既得利益，若钱弘俶强行推行纳土之举，必然引发内乱，这与他“保境安民”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钱弘俶对后周采取了“臣服而不并入”的策略：按时朝贡、主动裁军，以减轻百姓负担、彰显无扩张之心；在郭荣北伐北汉时，严守南方防线，牵制南唐动向；当后周三征南唐时，更是亲率大军攻克常州，从侧后方夹击南唐，让南唐腹背受敌、国力耗竭 。这种“助周而不归周”的姿态，既遵循了“善事中原”的祖训，又保全了吴越的独立地位，是乱世中最务实的生存智慧。

钱弘俶的观望，最终等到了历史的“定局信号”。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延续了后周的统一势头，更以“先南后北”的战略稳步推进统一进程：963年灭荆南、湖南，965年灭后蜀，971年灭南汉，南方割据势力逐一被清除。此时的北宋，已不再是后周那样根基未稳的政权，而是展现出一统天下绝对实力的新兴王朝。对钱弘俶而言，最关键的转折点是南唐的覆灭——975年，在吴越的助力下，北宋攻破金陵，南唐灭亡。这一事件让吴越成为江南唯一的割据政权，如同孤悬于北宋版图中的孤岛，失去了所有战略缓冲空间，直面北宋的军事包围 。

历史的天平此时已清晰倾斜，钱弘俶面临最终抉择：是凭借吴越十三州的富庶和十万军队顽抗北宋，让江浙百姓陷入战火涂炭；还是顺应统一大势，以和平方式归附北宋？事实上，钱弘俶的“纳土归宋”并非心甘情愿，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北宋建立后，钱弘俶始终恪守藩臣之礼，主动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名讳，改名“钱俶”，并多次遣使朝贡，但赵匡胤、赵光义兄弟的统一决心从未动摇 。978年，钱弘俶入朝觐见宋太宗，割据漳泉的陈洪进此时主动纳土，给了钱弘俶巨大的心理冲击。宋太宗虽礼遇有加，却在暗中施加压力，随行幕僚崔仁冀直言点破：“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 。

最终，钱弘俶于太平兴国三年上表，将“所部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卒”悉数献于宋朝，实现了“纳土归宋”的和平统一 。这一决策，既违背了割据政权君主的本能诉求，却完美践行了钱氏家族“保境安民”的祖训——吴越之地未动一兵一卒，数百万百姓免遭兵燹之祸，江南发达的经济文化得以完整保留。而钱弘俶助力赵匡胤灭南唐的举动，看似“助纣为虐”，实则是为自身和吴越百姓争取生机的无奈之举：在北宋统一的大势下，拒绝出兵只会给北宋提供讨伐的口实，主动助战则能换取缓冲时间，为最终的和平归附铺垫道路。

冯道至死未能看透这一点，根源在于他的认知局限。作为中原士大夫的代表，冯道始终以“辅佐明君、推行儒治”为终极追求，他看重的是君主的个人品德与治国理念，却忽视了割据政权生存的地缘政治逻辑。他无法理解，钱弘俶的所有选择并非基于对“明君”的评判，而是基于对“时势”的判断——他等的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君主，而是一个无需百姓流血牺牲的统一定局。冯道一生追求的“太平”，是通过辅佐明君实现的政治理想；而钱弘俶践行的“太平”，是抛开个人权位、以退让换取的民生福祉。

历史最终证明了钱弘俶的远见。“纳土归宋”后，钱氏家族并未遭到清算，反而得以绵延兴盛，子孙后代在宋朝世代为官，近现代更是涌现出钱穆、钱锺书、钱学森等各界名人，成为千年望族 。《百家姓》将“钱”姓排在第二位，正是对这一和平统一功绩的认可。而冯道终身推崇的儒道仁政，最终不是通过他辅佐的某位君主实现，而是通过钱弘俶“以退为进”的抉择，在吴越大地落地生根。

《太平年》这段历史留下的启示历久弥新。钱弘俶不纳土归周、转而助宋灭南唐并最终纳土归宋的抉择，无关忠诚与否，而是乱世中最清醒的生存智慧与最厚重的民生担当。冯道到死都未能理解的答案，藏在钱氏家族“保境安民”的祖训里，藏在对时代大势的精准判断中，更藏在“不忍以一邦之民，久陷涂炭”的家国情怀里。正是这样的抉择，让五代十国的乱世终现曙光，也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段“兵不血刃而天下安”的千古佳话。​​​

来源：历史寻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