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该剧聚焦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五代十国时期，短短53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中原的5个政权，中原外的10个政权，彼此攻伐，每个政权下属的州镇亦常反叛。到北宋初，全国户口剧减160余万，相当于总数的三分之一。

▌蔡辉

《太平年》中冯道形象海报

“宁做太平犬，勿为乱世人。”生活在和平年代中的人，对这句始出于元代施君美的戏曲《幽闺记》中的话，不易有深切体会。

好在，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补上了这一课。

该剧聚焦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五代十国时期，短短53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中原的5个政权，中原外的10个政权，彼此攻伐，每个政权下属的州镇亦常反叛。到北宋初，全国户口剧减160余万，相当于总数的三分之一。

朱梁袭据名城荆州时，城中仅剩居民17家；后周破“天下繁华第一”的扬州时，城中仅剩10几个病人……时人称“四海渊黑，中原血红”“有生不如无生，为人不若为鬼”。大混乱造成道德崩溃、文明退步，时人崇“用第不必读书，作官何须事业”，以识文断字为耻，“未知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

疾风知劲草，越是危局，便越有忠志之士涌现出来。在剧中，桑维翰、冯道、水丘昭券……他们并非完人，却凭自我牺牲精神、道德勇气、非凡才华，力挽危局，呈现出中华文明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正是在他们的辅佐与感召下，郭威、赵匡胤、钱弘俶等在历史关头做出了正确选择，再造太平。

“为万世开太平”从不是一句空话，是一代代前贤留下的宝贵历史经验：太平如此可贵，须倍加珍惜，能以天下苍生为念，以维系太平为己任者，即为仁人君子。

“吃人魔王”的下场竟是被吃

在《太平年》中，刻画了军阀张彦泽的丑恶形象，他野蛮、凶残、以吃人为乐，堪称五代军将的代表。

“军将跋扈”问题始于唐玄宗后期。唐初军制以府兵为主，国家给地招纳，世代相替，不得改籍或迁移，平时农耕并训练，战时当兵。府兵不耐远征，社会地位低，加之基层军官盘剥，“逃户”日多，渐废弛。在名臣张说建议下，由军将自行募兵。军将镇守一方，掌财权、行政权、司法权和军权，成了藩镇，强者不再受中央控制。

为提高作战效率，军将常以收“义子”为名，养百余名亲兵，作为主力，其他士兵仅壮声势。

亲兵武力值高，待遇也高，出于管理需要，军将会刻意打造一种残忍文化：虐杀，吃人，好色，粗鲁，嗜酒，鄙视文人，喜怒无常……让亲兵们由恐惧而生敬畏。

以篡唐的朱温为例，一次郊游，他戏称柳木适合做车毂，随行几位文人宾客顺口逢迎，他翻脸就骂：“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车毂须用榆木这样的硬木，柳木属软木），柳木岂可为之？”下令将数十个宾客全杀掉。

军将文化程度低，有自卑感，靠侮辱文人解压，还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措大”。后汉权臣史弘肇便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毛笔），焉足用哉。”后汉枢密使杨邠也说：“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哉。”

五代十国的政权来自军队，后晋重臣安重荣宣称：“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

这种毫无敬畏、极度自私、只崇拜暴力的政权，统治者不会组织生产、管理混乱、缺乏远见，平时放任军人到民间掠夺，战时便拿百姓当军粮，称为“两脚羊”。

李华瑞先生在《唐末五代宋初的食人现象》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不乏食人记载，多发生在战乱或饥荒年代，一般不超过十数年，从唐末到宋初，食人之风竟持续了百年。

一方面，惨烈的大战太多，许多军队出征时就没带多少军粮。名将李存孝援晋，“选精骑五百，绕汴营呼曰：‘我，沙陀求穴者，俟尔肉馔军，可令肥者出斗。’”

另一方面，社会风气败坏，“人多尚武，耻于学业”，军将中喜吃人肉的尤多，苌从简“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食”，赵思绾“好食人肝”，蔡王刘信遇军士犯法，便召其妻子，让他当场肢解吃掉……

唐代佛教盛行，受“以身伺虎”传说影响，误以为人肉可治病，派生出“割骨疗亲”说。“吃人魔王”张彦泽被耶律德光处死后，“市人争破其脑，取其髓，脔其肉而食之”。

他和“虎狼”周旋了一辈子

恶浊世界中，冯道堪称一股清流。

冯道（882年—954年）是瀛洲景城人（今属河北省交河县），字可道。少穷，“好学能文，不耻恶灰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一生“历仕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

冯道坐稳相位，因他为人廉洁。

据学者魏周琳钩沉，晋梁对抗时，冯道在军中，“不设床席，卧一束刍而已。所得俸禄，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后唐庄宗时，军中掠得美女，分给冯道，冯道不能辞，便暂置别处，私下派人找到她们的家属，将她们送归。身为朝廷重臣，冯道“斗粟匹帛，均无所受”，平生衣着朴素，“被褐（平民穿的粗布衣服）怀玉”，“人士多窃笑”。

冯道为父居丧时，全部财物周济乡里，夜晚偷偷帮无力者耕田。他家中建有放生池，得鱼必放生。他儿子的学校老师常偷钓，冯道非常不高兴，加高院墙、锁住院门，门上题一诗：“高却垣墙钥却门，监丞从此罢垂纶。池中鱼鳖应相贺，从此方知有主人。”

冯道传世诗作仅两首，皆非佳作，另一首中“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表达了他的情怀，即“视君犹佣”。

据学者解颉理在《先秦“忠”观念的演变》一文中指出：“作为政治伦理的忠，在先秦相当长的时期，其内涵表示的主要是一种对国家、社稷深沉的自觉意识，‘忠’的价值依据就是共同体的利益，而非仅为君臣之间的个人关系。随着战国以后封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秦汉以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则越来越强调对于君主个人的绝对服从了。”

五代君主更换太快，且“藩镇皆武夫，恃权任气，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礼戕害”，他们就算想有作为，也无力号令地方，冯道无发挥余地。只作为公认的好人，给军阀们充当政治吉祥物。

个人效忠不可能，又该如何存忠？冯道选择了效忠于苍生，效忠于信仰。冯道无实权，但他尽可能做善事，如劝刘知远赦免犯“牛皮法”（牛死须立刻将牛皮缴公）的20余人，劝耶律德光体恤百姓、不再纵兵骚扰，劝李嗣源常念农家辛苦。

冯道逝于73岁，时人称他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太平年》中呈现了一位坚定的儒者，如何在“虎狼丛中”的找到自我。

突破马尔可夫链

五代乱世终于结束，进入宋代后，冯道的名声急转直下

欧阳修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予读冯道《长乐老自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司马光说：“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欧阳修、司马光称冯道“无耻”，因他未坚守“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大节，善待百姓、为人正直等只是小节。据学者金宗燮统计，“在新、旧《五代史》记载的约191位士人中，竟有175人出仕两朝及两朝以上，占总数的91.6%”。大家皆如此，为何偏揪着冯道不放？

因为欧阳修、司马光是借骂冯道，打压武人。宋儒把三纲五常拔高为“天道”，绝不考虑可行性、成本多大、合理与否等，以取消武人一切反驳的可能。

宋儒这一招得到皇家支持。赵匡胤曾篡位，为防下一个自己成功，采取“兴文抑武”的策略。据学者李玲崧钩沉，赵匡胤先是“杯酒释兵权”，解除掌禁军的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兵权，将禁军一分为三，交“三帅”分掌，却不给调兵权；继而剥夺节度使的司法权、地方治安权、收税权等，把各地精兵抽调到京城，直接由中枢控制，即朱熹说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都收了”；再后来，改革兵制，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甚至让文官领军。

“兴文抑武”的正面效果是“百年三十余年，海内晏然”；负面效果是成本激增，宋初对辽、西夏作战，边境增兵，为“内外相制”，京城禁军同步增加，宋太祖开宝年间（968年—976年），宋军总数“三十七万八千”，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已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军费占政府总收入的六分之五。兵多了，平时不知将，军纪差，缺训练，战斗力反而大降。到宋太祖赵光义时，宋军已“业无可采，上马则陨”。

对于“兴文抑武”，行伍出身的赵匡胤较实事求是，宋人称：“国初犹右武，廷试进士多不过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兴国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毕文简公（即名臣毕士安）一人而已。”

赵光义初期还算理性，两次北伐惨败后，被赵匡胤旧将鄙夷，转向重用自己府中私人，靠文臣辅佐。

客观上，“兴文抑武”响应了当时百姓要求压制武人妄为的呼声；可皇帝真正想是赵家“起家行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沉，姓字且不闻于人间”“乃乘如狂之乱，控扶以起，弋获大宝”，没资历、没盖世武功就得了天下，必须给自己找个硬借口。

于是，宋代“抑武”很快走向偏颇，甚至将孙武的著作、《阴符经》等列为禁书，连范仲淹都质疑：“陈胜、吴广岂读书人哉？”宋代武将平日不讨论战略、战术，而是学写诗、练书法，仍被文人蔑称为“赤佬”。名将岳飞冤死，体现了长期“抑武”的副作用。终宋之世，也未能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渴望太平，却无法长保太平，是古人走不出的马尔可夫链（指被封闭在系统中，不断重复）。

五代十国的过度黑暗，造成人们对太平的渴望，但只有渴望是不够的，必须站在更高的系统中，去打破旧循环。《太平年》呈现出太平的可贵，亦引起对太平的更深思考。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