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平年》的服饰作为“叙事符号”，通过色彩、形制和工艺的细节，将五代十国的混乱分裂与局部秩序直观地穿在了人物身上。这部剧制作了超8000套戏服，大量采用非遗“草木染”工艺，从视觉上还原了那个时代的肌理。

《太平年》的服饰作为“叙事符号”，通过色彩、形制和工艺的细节，将五代十国的混乱分裂与局部秩序直观地穿在了人物身上。这部剧制作了超8000套戏服，大量采用非遗“草木染”工艺，从视觉上还原了那个时代的肌理。

当旧秩序崩塌，服饰的“错位”成了乱的直接写照。后晋都城汴梁陷落时，宰相冯道去见契丹皇帝，

故意不穿象征后晋大臣身份的正式官服，而以素服示人

——这不是疏忽，而是用服饰否定这次会面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写下乱世中士人的无声抗争。

军阀张彦泽那身

染血陈旧的铠甲

，则外化了他的暴力本性，视觉上即暗示其必然毁灭的结局，照出那个“拳头说话”的时代逻辑。更刺痛的是，后晋皇帝石重贵在投降前脱下象征皇权的“绛纱袍”与“通天冠”，换上素服完成“牵羊礼”，这一脱一换，是皇权彻底崩塌的终极视觉宣告。

乱中有治，服饰的“循规”守护着文化的微光。主角钱弘俶的成长线最为典型：从吴越王子时期的

红、浅蓝、月白

常服，腰间垂穗尽显散漫；到登基后转为

深青、玄色

团纹礼服，染料层数叠加出的厚重感，直观外化了他从闲散宗室到负重君主的身份转换与心境沉淀。

在相对安定的南方，秩序得以重建。吴越国严格承袭唐代“品色服”制度，君王穿明黄，高级官员着紫、绯，中级穿绿，低级着青，百姓用素色——这身“行走的职位说明书”，象征着社会等级的内在延续。

就连工艺本身也在诉说坚守：剧组用茜草提红、蓝草制蓝、槐米取黄复原草木染，那文物般的温润色泽，隐喻着乱世里对美的耐心传承。

服饰的地域差异，拼凑出时代全景。北方政权如后晋，受突厥、契丹等影响，服饰中

毛皮、蹀躞带

等元素常见，形成独特的混搭风格，这是战乱频繁、民族融合加速的痕迹。

而南方诸国如吴越、南唐相对安定富庶，得以保留更多唐代的华美遗风，色彩典雅柔和，纹样虽从富丽团花转向简洁折枝，但唐制脉络清晰可辨。剧中吴越使臣的绛纱朝服与后晋官员的圆领常服同框，那种视觉上的“违和感”，恰恰是礼崩乐坏与秩序并存的时代矛盾写照。

透过这些穿在身上的故事，观众得以触摸那段历史最贴身的温度。

来源：头条热点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