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彦泽947年正月初三被耶律德光处斩于开封,此时钱弘俶只是吴越宗室,留居杭州,948年才继位吴越王,人在江南,不可能出现在开封。张彦泽一生活动于北方中原(如开封、泾州、彰义等地),钱弘俶长期在东南吴越(都城杭州),二人从未踏足对方活动核心区。《旧五代史》《新五
钱弘俶与张彦泽在真实历史中完全不认识,无任何交集,《太平年》中的刺杀情节是纯虚构。
张彦泽947年正月初三被耶律德光处斩于开封,此时钱弘俶只是吴越宗室,留居杭州,948年才继位吴越王,人在江南,不可能出现在开封。张彦泽一生活动于北方中原(如开封、泾州、彰义等地),钱弘俶长期在东南吴越(都城杭州),二人从未踏足对方活动核心区。《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吴越备史》等均无二人见面、联系的记录;张彦泽因纵掠、杀桑维翰等恶行被斩,与钱弘俶无关。两人是时空彻底割裂的两个乱世人物,所谓“认识”或“刺杀”均为剧情虚构。
电视剧《太平年》中钱弘俶式的“藩国宗室当庭行刺敌国悍将”,在五代乱世的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发生,但“借行刺清算暴虐武将、抒发民愤”的行为逻辑,却贴合当时的时代特征,这类情节也是古史与演义中常见的戏剧化表达。
吴越作为中原藩国,始终以“称臣自保”为核心策略,钱弘俶(彼时还是宗室)作为吴越使者/宗室,若在契丹大朝会行刺,等于直接向契丹宣战,以吴越的国力,根本不敢也不会做这种以卵击石的事,违背吴越“事大保境”的生存原则。
契丹灭晋后的大朝会,是耶律德光确立北方统治的重要场合,安保必然严密,外藩宗室根本不可能带刀上殿,更无近距离行刺的机会。当时张彦泽已是契丹的“弃子”,耶律德光本就因民愤要诛杀他,吴越宗室无需冒灭国风险行刺,完全不符合乱世藩国的利益考量。
但这种情节的虚构,也并非毫无历史根基,五代是武人暴虐、民怨沸腾的时代,张彦泽这类悍将的暴行,本就引发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有人挺身诛之”是当时百姓与朝臣的普遍心理期待;古史与传统演义中,素来有“义刺凶徒”的经典叙事(如专诸刺王僚、豫让刺赵襄子),用这种方式抒发民愤、塑造正面人物,是符合古人审美与叙事习惯的;乱世中“行刺暴虐武将”的事确有发生,只是多为仇家报复、军中哗变(如张彦泽实际就是被仇家子弟当庭殴打、百姓争食其肉),而非藩国宗室的当庭行刺。
简而言之,藩国宗室钱弘俶当庭行刺敌国悍将张彦泽行为本身不符合五代现实,但背后的民愤与叙事逻辑,是贴合历史的。
来源:陇东漫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