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看完了《太平年》的第二集跟第三集，主要内容是吴越国内部的事情，这部分历史我不熟悉，也不好置喙。不过剧中有两个小细节，我觉得是可以引导出来，谈谈五代时期的一些历史现象的。

《太平年》观后二：谈谈五代时期的国号与文治

文 / 刘广丰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看完了《太平年》的第二集跟第三集，主要内容是吴越国内部的事情，这部分历史我不熟悉，也不好置喙。不过剧中有两个小细节，我觉得是可以引导出来，谈谈五代时期的一些历史现象的。

第一个细节，是作为吴越九王子的钱弘俶，以及吴越国内黄龙社的人，称李昪建立的政权为南唐。这个政权的前身是唐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所建立的割据政权，后来建国为吴，史称“南吴”。公元937年，吴国权臣徐知诰受禅，建立齐国，两年后，他自称李唐后人，复姓李氏，改名李昪，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请注意，这里是“史称”，也就是历史上如此称呼。“南唐”的国号最早应该出现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其目的是为了区分此前的各个朝代，尤其是，在五代十国之前，本身就有一个唐朝，而北方五代，也有一个后唐。事实上，北方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在此前均有朝代，故后人为了区别，也都加一个“后”字，类似的“南吴”“南楚”“前蜀”“后蜀”“南汉”等，也是一样的。至于北汉，其实在《新五代史》中被称为“东汉”，只不过历史上汉朝被分为西汉与东汉，故从《宋史》开始，直接将之称为北汉了。既然是史称，当时人就不会这样称呼了，所以剧情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南方诸侯国一般会称北方政权为“大”，如大唐、大晋等，至于南唐，钱弘俶等人最多称之为唐。

但问题是，他们会不会称这个政权为唐呢？在五代十国时期，其他政权的称谓都没有什么争议，唯独南唐是否为唐，就需要重新琢磨了。后周世宗时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文官，叫做王朴，他在周世宗即位之初，曾经写过一篇《平边策》，这篇文章非常有名，据说是后来周世宗和赵匡胤等人南征北讨的战略蓝图——当然这只是据说，因为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这两位并没有完全执行《平边策》里的战略规划。《旧五代史·王朴传》全文照录了这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当今吴国，东至海，南至江，可扰之地二千里。”这里的吴国，指的就是南唐。但问题是，王朴依旧称其为吴国，而非唐国，换言之，后周君臣并不承认它继承了唐统。事实上，不但后周君臣不承认，宋初修撰《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全书下来，把这个政权称为唐的只有一处，就是《僭伪列传·李昪传》中的一句：“因还姓李氏，始改名昪，国号大唐，尊徐温为义祖。”而这里实际上是一种白描手法，说李昪把自己的这个政权称为大唐。你自己称呼是你的事，但《旧五代史》的其他地方，一般以吴或者江南来称呼这片土地以及其上的政权，宋初一直沿袭这种称呼，例如宋太祖曾对南唐来使徐铉说：“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大概到真宗时期，路振修《九国志》，才正式使用南唐这一称谓，而后欧阳修、司马光沿用之，而至北宋徽宗年间，马令修《南唐书》，南宋陆游也修了一部《南唐书》，南唐的国号基本就这么传下来了。这有点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五代。后周君臣不承认南唐为唐，我认为跟正统有关：因为后周正统来自后汉（李太后教令），后汉正统来自后晋（刘知远沿用天福年号），而后晋正统某种程度上来自于后唐（石敬瑭为李嗣源女婿，而晋本身也是当初沙陀人未建立后唐时之国号）。如果后周承认南唐为唐统，则如后唐何？则如何构建自身的正统？后周都不承认，直接继承后唐正统的后晋就更加不会承认了，而吴越以晋为宗主（之前更以唐为宗主），则更不会承认李昪所建立的政权为唐。故此，我认为钱弘俶等人不会称这个政权为唐，而就算称，也最多称“伪唐”（这个称谓在宋代也很普遍）。

说到国号，又不得不提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五代十国”这个概念。“五代”是很明确的，从《旧五代史》开始，就确定了梁、唐、晋、汉、周为该时期五个北方正统皇朝。那么十国呢？我们现在知道，十国是南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南楚、闽、南汉、南平（荆南）与北汉，但事实上，五代时期的割据政权并不止这十个。例如，最典型的是后梁时期的刘守光政权。该政权坐拥广袤的幽州，盘踞北方，有固定的地盘；刘守光的地位来自其养父刘仁恭，父子两代盘踞于此，有传承；刘守光本人自称燕王，后来甚至称帝，尽管只过了两年皇帝瘾，就被李存勖擒获，但也实际存在过，而且曾经拥有过强大的军队、官僚体系等国家机器；此外，他曾在境内铸币，尽管是为坑老百姓的钱，但也说明他拥有自主的经济权。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燕都称得上是一国。除此之外，后梁时期还有其他割据政权，包括王镕的赵国、王处直的中山、李茂贞的岐国等，但这些政权都没有出现在“十国”当中。事实上，《旧五代史》有《世袭列传》与《僭伪列传》，前者主要记载臣服于中原的地方政权，后者则是自行称帝的政权。在《世袭列传》中，包含了李茂贞、高万兴、韩逊、李仁福（后来西夏的祖先），而《僭伪列传》则包含了刘守光，这些人所建立的割据政权，都没有被纳入十国当中。其实十国的定义，最早可能也是来自路振的《九国志》，根据王应麟的说法，后来路振之孙在提交《九国志》时，增补了荆南高氏，而在现行点校本的《九国志》中，荆南则是以“北楚”出现。但无论如何，这部书基本奠定了十国的范围。但真正奠定十国概念的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因为他效仿《史记》，重启《世家》体裁，而入选世家者，就是《九国志》中的十国了。此外，《新五代史》还有《十国世家年谱》，这是这部正史卷七十一的正式定名，而随着《旧五代史》的散佚，以及《新五代史》的流传，十国的范围就固定下来了。

关于国号，还可以提一下契丹。我没有看到后面，但刷小视频的时候，刷到说剧中冯道建议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认为契丹在947年废石重贵后，改国号为辽，这是教科书上的刻板印象。事实上，耶律阿保机在916年称帝后，所改的国号是大契丹国。后来到会同十二年（后晋天福三年，938）后晋正式把十六州的版图户籍献给契丹，耶律德光行重生柴册礼，就把大契丹国的国号改为大辽。换言之，这个国号跟冯道无关，也跟中原无关。刘浦江教授认为，契丹对北方各族使用“大契丹国”的国号，对治内汉人一直使用“大辽”的国号，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解释。947年进入中原后，耶律德光登基为中原皇帝，所以他实际上是改大晋为大辽，把自家原有的国号应用到中原大地上。

第二个细节，是吴越王钱元瓘临死前交待后事，让钱弘佐善事中原大国，且打点冯令公等重臣。这个细节我认为是正确的，但如果根据传统对五代十国的刻板印象，则无法理解其正确性。因为按照传统印象，五代十国是一个武夫当国的时代，所以打点的重臣应该是军中将领，而非像冯道这样的文官。但事实上，五代文官依然有其一席之地，而且能左右军国大事。如剧中所说的冯道，就是在后唐明宗时期崛起的，他可以说是明宗的左膀右臂，明宗也常常跟他商谈政事。在五代十国历史中，有两句话常用来证明“武夫当国”的事实，第一句就是后晋安重荣所说的“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但这是安重荣自己的观点，或者说，这是未当天子的武将的观点，当了天子之后，就说不准了。另一句则是后汉史弘肇所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这句话经常被断章取义，因为史弘肇话音刚落，三司使王章就回怼了他一句：“无毛锥子，军赋何以集乎?”也就是说，没有文臣，你们这些丘八连军饷都要不来。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前一句，而忽视了后一句。

回到剧中的后晋，当初石敬瑭起兵的时候，核心班子里大部分是文官，而武将只有刘知远与景延广两位。研究宋史的都知道，宋代有所谓二府，即中书与枢密院，前者主政，后者管军。事实上，枢密院最早发源于唐代的枢密使，这是宦官的职务，而他们也管辖神策军。至五代后唐，枢密院有相化的倾向，朝廷大事多由枢密使决策，宰相的权力被侵夺；而担任枢密使者，往往是宦官（张居翰、马绍宏等）、刀笔吏（郭崇韬、安重诲等）与武将（赵延寿、范延光、朱弘昭等），几乎没有文官。但至后晋，担任枢密使的基本都是文官，而且兼任宰相。后来武将与宦官闹得厉害，石敬瑭曾经让武将刘处让担任枢密使，但效果很差，于是他干脆关闭枢密院，让枢密之职并入宰相。后来少帝石重贵重开枢密院，依然让文官桑维翰与李崧为枢密使，而桑维翰罢相后，则由外戚冯玉担任枢密使兼宰相。石重贵确实是任人唯亲，冯玉也是个外戚，墨水没有哦多少，但他却是正儿八经的文官，只不过屡第不中，后来由幕职官出仕罢了。由此可见，后晋绝大部分时期，负责决策的二府都由文官主理。

天福四年（939）八月，石敬瑭下了一道诏令，让中书的大印，由一位上位宰相来掌管。而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这位上位宰相乃是冯道，而且《通鉴》很明确指出，从此以后，朝廷事无巨细，都委托给了冯道——这一举措，实际上是确立了文官宰相作为政府首脑的地位，其权力仅次于皇帝。所以剧中说要打点重臣冯令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当初在明宗朝的时候，冯道就是李嗣源的左膀，而作为实际上的禁军主帅，也是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就相当于右臂了。他们一文一武，在明宗朝时配合得相当不错，尤其是枢密使安重诲被杀之后。再加上，冯道在后唐曾被李从珂罢免，从而躲过了一段黑历史，所以石敬瑭提拔并倚重他，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个人非常值得注意，这个人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他出现在剧中，在一些小视频中也没有刷到，他就是赵莹。他在后晋似乎是一个透明人，但实际上，他是当初从龙三大功臣之首，另外两位是桑维翰跟刘知远。这不是我胡诌的，而是耶律德光点名排序的。在历史上，刘知远被外放河东，桑维翰被外放长安，唯有赵莹一直被留在朝廷担任宰相。但他主要的任务是修史，我们现在看到的《旧唐书》，实际上是赵莹组织编修的，只不过他在少帝时被罢相，于是学术成果被刘昫摘取了。赵莹不受重用，可能与其能力有关，也可能与他当初反对石敬瑭起兵有关。但事实上，一旦石敬瑭决定起兵，赵莹是全力配合；而后来他也是跟随石重贵北狩的官员之一，对石家可谓忠心耿耿。

文治当然不只是朝中几个宰相的安排，如果这是上层建筑的话，那么培养文官的后备人才，则更能体现后晋的文治状况。尽管“重文轻武”是五代的标签，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五代53年，科举考试每年都在进行，唯独后梁曾停举三次，而后晋停举两次。其中后晋是天福四年（939）与五年连续两年停举。但这并不能说明石敬瑭不重视科举，因为我们不能只看少数而忽略多数。事实上，天福二年（937）正月，也就是石敬瑭即位三个月，且刚刚进入洛阳，就安排了他统治时期的第一次科举考试，而这一榜录取人数有19人，就五代而言不能算多，但也并非少数。而开运四年（947），当时开封已经陷落在契丹之手，少帝石重贵也已经成为俘虏，但后晋臣僚依然如期举行科举考试。至于两次停举，原因是“员缺少而选人多”，也就是往年录取人数积压，已经远远超过朝廷可以提供的岗位数了，所以需要停举来消化之前积压的选人。实际上，根据清代徐松所辑录的《登科记考》统计，整个后晋，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并不少，包括进士137人，诸科436人，其中窦仪、窦偁、贾黄中等，后世都成为了名臣，而开运二年（945）的状头寇湘，就是北宋名相寇准的父亲。

在后晋朝，文治发展，文人的声音就可以发出来了。剧中张彦泽虐杀张式，后来被张式之父告到石敬瑭那里，于是他被召到邺都受审。张彦泽自知有罪，在到达邺都后，不断向石敬瑭献马，再加上他是杨光远的姻亲，石敬瑭决定免他一死。首先发难的是右谏议大夫郑受益，他指出石敬瑭如因为收受了张彦泽的马匹而放过他，就会蒙受恶名。但石敬瑭对他的奏章留中不发，也就是不给任何回应。后来，身为刑部郎中的李涛跪在石敬瑭的阁前，极论张彦泽之罪，最终石敬瑭不得已，对张彦泽削官一阶，降爵一级，将当初被张彦泽残忍杀害的张式的直系亲属全部封官，并且减轻泾州老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在石敬瑭看来，这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但李涛并不认同。他连同两省及御史台官员一起跪在石敬瑭阁前，论奏说对张彦泽处罚太轻，应该依法处决。石敬瑭把他召到阁中谈话，李涛端着笏板逼近殿下的台阶，声色俱厉地陈述自己的观点。石敬瑭很生气，连声斥责李涛，但李涛丝毫不退却。石敬瑭无奈说：“朕已经答应张彦泽，不让他死，难道让我食言吗？”李涛说：“陛下许诺张彦泽不死，不能食言；不知当初范延光的铁券在哪里呢？”可以说，这是诛心之论，直戳石敬瑭的心窝，因为当初范延光投降，石敬瑭是给了铁券，可以免死的，但他最后还是被杨光远害死，而石敬瑭姑息杨光远，对此事不闻不问。李涛的抗议最终没有改变石敬瑭的想法，而他反而被外放到西京洛阳。这次抗争，看似是武将的胜利，文官的失败，但须知道，这也是五代时期少有的文官针对武将而直接跟皇帝对抗的场景。这反而说明，石敬瑭对待文官是比较宽厚的，这才能让他们有足够的空间表达自己的意见。类似的情景，在后唐时期，有些文官甚至因此丢掉自己的性命，比如宰相任圜跟枢密使安重诲的对抗，最终乃以任圜被诬陷勾结朱守殷而被杀告终。

文官得到重用，并且在朝中有相对宽容的环境，自然就有利于文化产品的创造。后晋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当属《唐书》（后来为区别宋修的《唐书》，于是冠以《旧唐书》之名）的修撰。此书后来位列《二十四史》，是被后世承认的正史。该书自天福六年（941）开始，由宰相赵莹主持编修，至少帝开运二年（945）修订完成，对今天我们的唐史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其“本纪”，更是博采详集，保留了很多武宗朝以前的珍贵史料。而且所谓“盛世修史”，《旧唐书》的修订，恰恰说明后晋在文化建设上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说明其统治并非重武轻文，而是“重武而不轻文”。我认为，这个结论不但适用于后晋，同样也适用于整个五代时期；而从上文可以看到，从后唐至后晋，文官的处境不断变好，甚至到宋代，从“重武而不轻文”变成“重文而不轻武”，这一方面证明历史的标签往往是一种刻板的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过程，而并非一个简单的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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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