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多数将领脖子一缩，意见出奇一致：“大王，不能救啊！闽国路远，咱们劳师远征，万一损兵折将，岂不是亏大了？”

三朝元老，算尽天下事，却算不到自己会被一个97岁的老头子砍死。

要说水丘昭券的厉害，得从一场看似“吃力不讨好”的仗说起。

那是后晋开运三年，南唐大军压境，要一口吞了隔壁的闽国，吴越国的朝堂上炸开了锅。

大多数将领脖子一缩，意见出奇一致：“大王，不能救啊！闽国路远，咱们劳师远征，万一损兵折将，岂不是亏大了？”

乱世里，自保是第一要义，这话听着没毛病。

但水丘昭券站了出来，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损耗，而是十年后的棋局。

他对着年轻的钱弘佐，话语沉静却有力：“唇亡齿寒，今日南唐取闽，明日兵锋便可直指我国。救闽，非为他人，实为自保。此战若胜，东南屏障可固，我国后方无忧，方能北图中原。”

瞧瞧这格局，别人看一步，他已经看了三步。这不是冒险，这是为吴越国未来几十年买一份“战略保险”。

更狠的是，他不仅主张打，还亲自“典掌用兵”。一个文臣，挽起袖子去管具体的排兵布阵。第二年，捷报传来，吴越军大败南唐，东南边境稳了。

这一仗，打出了吴越国十年的太平，也打出了水丘昭券“国士”的分量。 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谋士，他是能真正把战略落地，把险棋走赢的实操派。

这么牛一个人，怎么后来就栽了呢？

别急，他的“牛”，恰恰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水丘昭券的第二个高光时刻，显得有点“轴”。

钱弘佐时期，有个叫程昭悦的宠臣，私藏兵器、结交江湖术士，明摆着有异心。年轻的国王火冒三丈，袖子一撸：“这种祸害，暗中处理了干净！”

按五代那个混乱的规矩，这太正常了。王权之下，杀个把臣子跟捏死蚂蚁差不多。

水丘昭券又站出来反对了。

他据理力争，大概意思是：“大王，国有国法。程昭悦有罪，就当召集百官，公布其罪状，明正典刑。若行an杀，与匪盗何异？百姓会如何看待朝廷的法度？”

在一个人命如草芥的时代，他固执地想要维护“程序正义”的最后体面。

最终钱弘佐听了他的，程昭悦被公开审判处死。

这件事让吴越国在乱世中，难得地有了一丝秩序的光亮。

水丘昭券为什么这么做？我觉得，这源于他士大夫骨子里的一种“执念”。他相信规则，相信法度，相信一切应该在既定的框架内运行，哪怕这个框架本身已经摇摇欲坠。

他的悲剧就在于，他试图用太平盛世的标准，去应对一个丛林法则的乱世。

他像个高明的医生，熟读所有医书，知道每一种病症最规范、最稳妥的治疗方案。

可他忘了，他面对的病人，正处在蛮荒的战场上，敌人根本不会给他按方抓药的时间。

他的谨慎和原则，成了他最大的阿喀琉斯之踵。

压死水丘昭券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宿敌胡进思。

钱弘倧上位后，对元老胡进思的专权忍无可忍。这位年轻气盛的国王，暗中召集水丘昭券，眼里闪着狠光，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那老贼，杀了吧！”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君主下了决心，目标明确。

可水丘昭券，再次选择了“缓一缓”。

他劝钱弘倧：“胡党树大根深，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如待其有更明显的过错，或等我们准备更周全时，一举拿下，方可稳定朝局。”

道理对吗？对。稳妥吗？稳妥。

但zheng治斗争，尤其是你死我活的权斗，从来不是做数学题。它比的是谁更狠，谁更快。

水丘昭券还在精心计算胜率、评估风险、规划后续时，胡进思的刀已经磨好了。

谋划泄露，胡进思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废黜了钱弘倧，拥立了更听话的钱弘俶。

兵变当夜，火光冲天。水丘昭券得知消息，他没有逃跑，反而整肃衣冠，要去营救被软禁的钱弘倧。

他的内心独白或许是：“我为三朝老臣，世受国恩。君王有难，岂能苟全？即便事不可为，也要死得其所，以全臣节。”

结果呢？在宫门前，他被胡进思的党羽拦住。那个97岁、行将就木的政敌胡进思，甚至不需要亲自动手，只一个眼神，刀斧便落下。

一世谋士，算尽天时地利，却死于最原始的暴力。他的规则、法度、谨慎，在绝对的武力面前，碎得一文不值。

当初他若支持钱弘倧果断出手，历史是否会改写？吴越国的内耗是否会减少？我不知道。

但我确信，在水丘昭券倒地的那一刻，他恪守一生的道，也随着那个时代一起死去了。

水丘昭券不是一个失败者,他军事上有救闽之功，zheng治上有正法之举，对吴越国可谓鞠躬尽瘁。

他几乎具备了传统意义上“良相”的所有美德：忠诚、睿智、稳重、坚持原则。

可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在秩序崩塌的年代，纯粹的“好人”和“能人”，未必能活到最后。

他的对手胡进思，代表着另一种生存哲学：不讲规则，只讲利益；不择手段，只求结果。97岁高龄仍能发动zheng变，正是这种哲学极致化的体现。

水丘昭券的“慢”与“稳”，撞上了胡进思的“快”与“狠”，结局早已注定。

来源：司吖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