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宣德三年，苏州府吴江县的清晨，天刚蒙蒙亮，一个穿着皂色短打、腰系麻绳的汉子，正攥着一根铁尺，在县城的街巷里来回踱步。他脸上带着倦意，眼角的细纹里还沾着昨夜奔波的尘土，嘴里时不时吆喝两声：“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邻里守望，莫要大意！”
明宣德三年，苏州府吴江县的清晨，天刚蒙蒙亮，一个穿着皂色短打、腰系麻绳的汉子，正攥着一根铁尺，在县城的街巷里来回踱步。他脸上带着倦意，眼角的细纹里还沾着昨夜奔波的尘土，嘴里时不时吆喝两声：“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邻里守望，莫要大意！”
这汉子叫李阿三，是吴江县衙三班衙役里，捕班的领头人——说白了，就是咱们常说的“铺头”。这年他已经四十二岁，在铺头这个位置上，干了整整十五年。
若是在电视剧里，铺头大概是个威风凛凛的角色，手下管着一群捕快，动辄就能下令拿人，和知县平起平坐。可现实里的李阿三，别说威风了，就连抬头做人都难。每天鸡叫就得起床，要么巡逻防盗，要么抓捕逃犯，要么传唤人证，忙到深夜才能回家，可挣的钱，连一家老小的温饱都难顾全。
更让他憋屈的是，哪怕干得再久、再卖力，他也算不上“官”，甚至连“吏”都算不上顶尖，说到底，就是官府临时找来的“跑腿的”，和今天的“临时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要弄明白李阿三的憋屈，就得先分清古代官僚体系里的“官、吏、役”三者的区别——这是理解铺头身份的关键，史料里说得明明白白，一点都不含糊。
《明史·职官志》里记载：“凡官，皆由朝廷除授，有品级，掌决策、治政务；吏，无品级，经选拔入署，掌文书、理杂务；役，由地方招募，供驱使，执贱役。”
翻译成人话就是：官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公务员”，有明确的品级（比如知县是七品），管决策、管统筹；吏是没有品级，但属于官方认可的“办事人员”，相当于今天的“事业编”，负责写文书、算赋税、整理档案这些具体活儿；而役，就是官府临时招的“临时工”，没编制、没保障，专门干那些最苦最累、最没面子的体力活。
而铺头，就属于“役”这一类，而且是“役”里面的“三班衙役”之一——三班衙役分为皂班（站堂、行刑）、捕班（缉捕、防盗）、壮班（看押、搬运），铺头就是捕班的头目，管着几个到十几个捕快，说白了，就是“临时工头”。
李阿三刚当铺头那年，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那天，知县大人亲自召见他，拍着他的肩膀说：“李阿三，朕（知县自称）知你身手利落、为人忠厚，今命你为捕班铺头，掌管县城缉捕之事，莫要辜负朕的期望。”
这话听得李阿三热血沸腾，回家后摆了两桌酒席，宴请亲朋好友，还特意买了一块最便宜的绸布，缝了个腰带系上，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当了“铺头”。可没过几天，他就被泼了一盆冷水。
那天，他带着捕快抓捕一个偷鸡摸狗的小毛贼，刚好碰到县里的典史（八品小吏，属于“吏”）路过。李阿三赶紧上前拱手行礼，没想到那典史连眼皮都没抬一下，随口呵斥道：“一个贱役，也配与本官行礼？赶紧把贼押走，别污了本官的眼！”
李阿三的脸瞬间涨得通红，手下的捕快也不敢作声。他这才明白，铺头再怎么是“头目”，本质还是“役”，是“贱役”，在“吏”面前，连抬头说话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和“官”相提并论了。
史料里，对铺头的“贱役”身份，有着明确的记载。《大清会典事例》中提到：“捕快、铺头，皆为贱役，子孙不得应试、不得为官，违者杖一百，流放三千里。”这句话有多狠？意思是，只要当了铺头，不仅自己一辈子是“贱民”，连子孙后代都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当官，一旦违规，就要被打一百大板，流放到三千里之外。李阿三有个儿子，天资聪颖，从小就想考科举、当大官，可就因为他是铺头，儿子连私塾都不敢去读——怕被人笑话，更怕将来被查出身份，惹来杀身之祸。
除了身份低下，铺头的生存状态，更是难到了骨子里，说他们是“临时工”，都算是抬举了——今天的临时工，好歹有基本工资、有基本保障，可古代的铺头，连一口饱饭都难吃上。
首先，他们没有固定俸禄，收入全靠“县衙自筹”，说白了，就是知县心情好，给点粮食；心情不好，可能一分钱都没有。《明会典》记载：“凡衙役，无定俸，皆由州县自给，多则年给米三石，少则一石，或无。”
李阿三所在的吴江县，还算富庶，可他每年能领到的粮食，也只有两石，折算成今天的重量，大概就是240斤左右，平均每天只有六七两粮食，勉强够自己吃，根本不够养活老婆孩子。他的老婆，只能靠缝补浆洗、拾柴割草补贴家用，儿子从小就跟着他巡逻，有时候还要帮着传唤人证，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
其次，他们没有编制，属于“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官府需要人手的时候，就招募他们当铺头、当捕快；不需要的时候，一句话就能把他们辞退，没有任何补偿，也没有任何保障。
李阿三干了十五年铺头，中间就被辞退过一次。那年，新的知县上任，觉得李阿三年纪大了、身手不如从前，就找了个“办事不力”的借口，把他辞退了。那段时间，李阿三整天愁眉不展，只能靠乞讨、打零工养活一家人，差点就饿死在街头。后来，还是原来的捕快们联名求情，知县才勉强让他官复原职，可俸禄却减了一半，每天只能领到三两粮食。
更惨的是，铺头的工作，风险极高，动辄就要丢性命。他们要抓捕的，有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抢劫犯，还有亡命天涯的逃犯，稍有不慎，就会被罪犯伤害，甚至被杀。而官府，对他们的生死，根本不放在心上——死了，就再找一个；伤了，就自行医治，官府不会给一分钱医药费。
宣德八年的冬天，吴江县来了一群强盗，抢走了县城里最大的当铺，还杀了当铺的老板。知县下了死命令，让李阿三三天之内抓住强盗，否则就要治他的罪。
李阿三不敢怠慢，带着手下的捕快，冒着刺骨的寒风，在山里搜了整整两天两夜，终于找到了强盗的藏身之处。抓捕的时候，一个强盗举起砍刀，朝着李阿三砍了过去，李阿三躲闪不及，胳膊被砍了一刀，鲜血直流，可他还是忍着剧痛，冲上去制服了那个强盗。
最终，李阿三带着捕快，成功抓住了所有强盗，夺回了被抢走的财物。可他回到县衙，知县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辛苦了”，没有给任何奖励，也没有给医药费，甚至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李阿三的胳膊，因为没有得到及时医治，留下了终身残疾，再也不能灵活地挥舞铁尺了。
有人劝李阿三，别干这个苦差事了，不如去做点小生意，哪怕是摆摊卖菜，也比当铺头强。可李阿三只是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我这辈子，除了会抓人、会巡逻，什么都不会。再说了，我要是不干了，一家人怎么活下去？”
其实，李阿三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古代所有的铺头，几乎都是这样的生存状态。他们承担着维护地方治安、抓捕罪犯的重要职责，干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可却没有相应的地位和待遇，甚至连基本的尊严都没有。
很多人都会把铺头和“都头”混淆，觉得两者是一回事，其实不然。《水浒传》里，武松曾担任“都头”一职，很多人都以为武松是铺头，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据《宋史·兵志》记载，都头是古代的军职，属于军队序列，相当于今天的连长，负责管理士兵，维护地方军事治安；而铺头是地方衙役的头目，属于“役”，相当于今天的刑警队长，负责缉捕罪犯、维护地方民事治安。简单来说，都头是“军”，铺头是“役”；都头有军籍，铺头没编制；都头的地位，比铺头高得多，至少是个“低级军官”，而铺头，只是个“临时工头”。武松的都头，是有正式军籍的，和李阿三这样的铺头，有着天壤之别。
还有人觉得，铺头手里有权力，能随便抓人、随便罚款，肯定能捞不少好处。其实，这只是电视剧里的演绎，现实里的铺头，根本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反而经常因为“办事不力”被官府责罚，甚至被流放、被杀。
《明实录·宣宗实录》里，就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宣德十年，常州府无锡县的铺头，因为没能及时抓住一个杀人犯，被知县杖责三十，然后流放三千里，他的家人，也被牵连，贬为贱民。
李阿三也曾经因为“办事不力”被责罚过。有一次，他奉命传唤一个证人，可那个证人拒不配合，偷偷跑了。知县得知后，勃然大怒，把李阿三叫到县衙，杖责二十，还罚他限期找到证人，否则就辞退他。李阿三没办法，只能四处打听证人的下落，整整找了一个月，才终于找到证人，带回县衙，这才保住了自己的饭碗。
说到底，古代的铺头，就是一个“里外不是人”的角色。在官府眼里，他们是“贱役”，是可以随意驱使、随意辞退的“临时工”；在百姓眼里，他们是官府的“爪牙”，是欺压百姓的“恶役”；在罪犯眼里，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随时都想置他们于死地。
李阿三干到五十八岁那年，终于干不动了。他的胳膊残疾越来越严重，眼睛也花了，再也不能巡逻、不能抓捕罪犯了。知县得知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把他辞退了，没有给任何补偿，也没有给任何安抚。
辞退后的李阿三，只能靠着儿子的接济过日子。他每天都会坐在县城的街口，看着来来往往的捕快，看着他们穿着皂色的短打，腰系麻绳，像当年的自己一样，来回巡逻、吆喝。有时候，他会忍不住叹气，嘴里念叨着：“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啊……”
李阿三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古代铺头的身份与地位。他们是吏而非官，没有品级、没有编制、没有固定俸禄；他们的生存状态，比我们想象中更艰难，更贴近今天的“临时工”——干最苦最累的活，拿最少的报酬，没有任何保障，随时都可能被辞退。
或许，有人会觉得，铺头这样的角色，微不足道，不值得被铭记。可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临时工”，用自己的一生，承担着维护地方治安的重任，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安宁。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名垂青史的功绩，可他们，也是古代官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来源：酥糖去探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