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荧幕上看到《太平年》开场时，许多人会以为那只是编剧为了吸引眼球而加重笔墨。烧锅煮肉，城头炊烟不是米香，而是血腥味，这样的情节让观众心头发紧，甚至怀疑历史是否真有如此黑暗。然而，真正翻开史书，那些记载往往比电视剧更冷硬，人物的命运和行为远比虚构来得直白和沉重。

在荧幕上看到《太平年》开场时，许多人会以为那只是编剧为了吸引眼球而加重笔墨。烧锅煮肉，城头炊烟不是米香，而是血腥味，这样的情节让观众心头发紧，甚至怀疑历史是否真有如此黑暗。然而，真正翻开史书，那些记载往往比电视剧更冷硬，人物的命运和行为远比虚构来得直白和沉重。

张彦泽，这位后晋时期的节度使，在史书上留下的事迹令人难以下咽。他曾亲手杀害自己的部下，不仅分尸剖心，还将平民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只因他们犯了微不足道的小错。后来，当契丹铁骑攻入开封，无数百姓联名请愿要他的命。等他被处决，尸体还未凉透，愤怒的人群冲上街头，将其肢解生食，只剩一堆白骨。这不是虚构桥段，而是真实发生在五代乱世的惨剧。

这片土地曾在五十三年间换了五个姓氏、十三位皇帝，死亡如影随形。朱温弑父篡位、父子反目的故事并非孤例，权力场上的人命比柴薪还轻。类似的混乱局面，后来的明末、民国初年也曾出现，但五代十国的残酷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尤为突出。比如沧州城被围困百余天，饥荒导致“析骸当柴”，甚至“丸土而食”，易子而食反成常态。军队设立“宰杀务”，专门屠杀老弱妇孺，养肥再分配，这种制度化的野蛮让今日读者不寒而栗。

不仅如此，部分权力者把吃人变成了一种“仪式”。苌从简贵为节度使，却热衷于捕杀孩童烹食；南唐王建封养百余妇女，日杀一人自用；吴越的高澧早晚饮血食肉，下属每日上班都要与家人诀别。类似的还有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士岛津义弘，也曾以敌军之首级祭祀，恐怖气氛如影随形。暴力和权力交织下，食人不再仅仅关乎饥馑，更是一种极端的威慑和统治手段。

这种疯狂甚至带有某种迷信色彩。赵思绾守城断粮时，每日杀数百人，只取人胆以酒生吞，坚信吃够一千个可以无敌。这种“以形补形”的观念，与非洲部落战争中吃敌人心脏以求勇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愚昧和野蛮在极端环境下会获得合法性，成为集体心理防线崩溃后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选择了屠戮和仇恨。后晋的大理寺曾试图整理法度恢复秩序，左拾遗窦俨上书反对私刑，新上任的节度使王周为百姓减免赋税。即便这些努力微不足道，也说明在绝望深渊里，总有人试图向上爬，寻找一点点光亮。类似的情形，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也有体现——极端暴力下总有人呼吁法律与仁慈，但往往被浪潮湮没。

但当时的制度早已形同虚设。节度使们就是土皇帝，法律成了儿戏。苏逢吉巡视监狱，“祈福静狱”，做法竟是将犯人一律杀光。刑罚沦为笑谈，“随年杖”“合欢杖”之类，虐杀成为日常，儒家礼义廉耻荡然无存。冯道在乱世中侍奉八朝皇帝，自号“长乐老”，表面风光，实则是适者生存的典型写照。

有趣的是，这样的乱世逻辑也出现在其他历史节点。比如英国内战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成为各路军阀共识，谁手里有兵，谁就能称王。五代的安重荣一句“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道尽了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

偶尔，仇恨能压过恐惧。杜重威因引契丹入中原被处死，百姓纷纷争食其肉，那并非因饥饿，而是恨意滔天。即使在现代社会，这种极端的复仇也未绝迹。1970年代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对敌人的报复同样超越了饥饿的范畴，变成了某种象征性的“清算”。

回望这段历史，所谓“太平年”成了最大的讽刺。五代乱世让长安、洛阳、扬州名城人口锐减，唐末全国户籍损失三分之一。人们死于兵戈、饥荒、瘟疫，甚至同类相食。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仍有少数力量试图挽救文明，只是那些努力终究被风暴撕碎。

乱世终结靠的不是道德觉醒，而是更强大的暴力和制度。赵匡胤黄袍加身，用制度关住军权，塑造了宋朝的文化昌明，却也失去了汉唐的雄浑魄力。中华文明再未站到巅峰，五代的断层，成为无法愈合的伤口。

看《太平年》时，不必只当作猎奇。张彦泽的那口大锅，熬的不只是血肉，更是一个时代全部的绝望。它提醒我们，文明其实极其脆弱，稍有松动，人性就可能跌回兽行。那些吃人的人，最终也大多难逃同样的命运。历史留给我们的警示，至今依然烫手。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