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剧的创作,向来在“真实”与“叙事”之间艰难的平衡着,是恪守史册,做一部影像化的教科书?还是大胆重构,讲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呢?近年来,历史题材的作品或陷于人物脸谱化的说教,或流于权谋宫斗的套路,真正能跳出传统视角、重塑历史叙事逻辑的作品寥寥。
历史剧的创作,向来在“真实”与“叙事”之间艰难的平衡着,是恪守史册,做一部影像化的教科书?还是大胆重构,讲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呢?近年来,历史题材的作品或陷于人物脸谱化的说教,或流于权谋宫斗的套路,真正能跳出传统视角、重塑历史叙事逻辑的作品寥寥。
而《太平年》的出现,像一记响锣敲响了声音,为历史剧的创作打开了一扇新门,它首次将“纳土归宋”这一和平统一的壮举置于叙事的核心内,以吴越国为切入点,跳脱了惯常的赵匡胤到李煜的二元结构,也避开了中央政权主导的宏大叙事,转而从边缘政权的内部逻辑出发,书写了一段关于选择、妥协与文明延续的深沉篇章。
这是一次视角的革命。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纷乱的时期之一,传统历史剧多聚焦于赵匡胤“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标志性事件,或将南唐后主李煜的亡国之痛作为情感主线。
然而,《太平年》却选择从石敬瑭“儿皇帝”之辱切入,再顺势转入吴越国的政治困局,其叙事逻辑缜密,转场也很丝滑,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
前四集以石敬瑭称臣契丹为引,展现后晋民不聊生,骄兵悍将食人的惨状(《新五代史·晋本纪》载,“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随即通过石敬瑭倚仗吴越贡赋以续国命的台词设计,自然过渡至吴越国。
这个转场不靠字幕堆砌背景,而以政治逻辑与经济依赖为纽带,实现了空间与视角的平稳迁移。
更可贵的是,剧作并未将吴越国理想化,它同样呈现了“骄兵悍将”之患,描写了内库监守自盗、纵火灭迹、老王惊悸而崩的权力更迭过程。
这个情节虽有艺术加工成分,却与史实精神契合,据《吴越备史》载,吴越国后期“将帅专兵,政出多门”,钱弘俶即位前,权臣胡进思曾废其兄钱弘倧,足见其内部权力斗争之激烈。
剧作以此为引,既推动剧情发展,,又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即便在相对安定的割据政权中,和平与秩序也是如履薄冰。
而“纳土归宋”作为全剧意识形态的支点,被置于首位,历史剧的身份退居其后,这不是缺陷,反而是清醒的。
历史剧的本质,终究是“剧”,而非“史”,若以纪录片标准苛责其细节出入,无异于以尺量天。
剧作不必从赵匡胤出生讲起,也无需拘泥于他在后汉才出仕的史实。《宋史·太祖本纪》载,“太祖,匡胤也,仕周至殿前都点检”),正如旧日有剧以“李嗣源焚香祈圣人”开篇,虽合异闻,却显得突兀。
《太平年》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它不依赖“天命所归”的神化叙事,而是通过石敬瑭之辱、吴越之忧、赵匡胤之谋、冯道之智(冯道历仕四朝十帝,人称“不倒翁”,见《五代史补》)、范质之才等多线并进,构建出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政治生态。
剧中人物皆非符号,钱弘俶的隐忍、胡进思的权欲、石敬瑭的屈辱、石重贵的刚愎,皆在合理剧情中展开。
赵匡胤虽尚未主政,却以边将身份穿插其间,其志向与能力悄然铺陈,这种“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哲学,使剧作既不失历史厚重,又具戏剧的张力。
转场之自然如江流顺势,无生硬跳跃之感。从后晋的内忧外患,到吴越处置悍将,从老王病逝,到王位更迭,再借石敬瑭之死,引出后晋灭亡、后汉代兴。
剧作以“王位更迭”为母题,串联起多个政权的命运转折,形成一种历史节奏的共鸣。
这正是《太平年》对历史剧创作的启示,不必只讲胜利者的故事,也可以讲选择者的故事,不必只聚焦统一,也可以聚焦如何统一。
“纳土归宋”在历史上是一次罕见的和平归附,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上表献吴越十三州之地,宋太宗赵光义“赐诏嘉纳”,百姓免于兵燹,城池得以保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九)。
这一事件,在传统史观中常被视为“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典范,但《太平年》试图追问,为何是钱弘俶?为何是吴越?为何是和平?它将这一选择置于五代十国百年乱局的终点,作为对武力统一的反拨,对民生为本的礼赞,这种意识形态的表达,不煽动、不煽情,而是通过扎实的剧情与人物抉择自然地浮现。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过往历史剧对英雄开国的迷恋,从秦始皇到唐太宗,从朱元璋到康熙,叙事多围绕“打天下”展开,战争、权谋、征伐成为了主调。
而《太平年》却说有时候,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更高的政治智慧,主动交出权力,才是更大的勇气。
剧作对石敬瑭的处理亦具深意,虽为“儿皇帝”,剧作并未简单的丑化,而是呈现其在强敌环伺、内乱频发中的无力与挣扎。
这种复杂性,使观众得以超越“民族主义”的单一评判,进入历史情境的本身。
正如剧中台词所言,“他不是不想做明主,而是乱世不允。”这种悲悯的视角,正是历史剧走向成熟的标志。
当然,剧作仍有挑战,能否在后半程保持前四集的叙事水准?能否在赵匡胤主线渐强时,不削弱钱弘俶的主体性?能否在“纳土”这一政治决断中,展现足够的心理与伦理冲突?这些都将决定其最终的高度。
但仅就目前而言,《太平年》已为历史剧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以边缘观中心,以和平观统一,以选择观命运。
它证明历史剧不必只服务于英雄史观,也可以成为对文明延续方式的深刻反思,它让观众看到,统一不仅是铁与血的胜利,也可以是智慧与克制的果实。
若此剧终能以沉静之姿,讲完这段被长期忽略的和平归附史,那它不仅是一部佳作,更是一次对历史叙事最温柔的一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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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影视大咖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