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开年大剧《太平年》第一集开头，就用一组极具冲击力的镜头，展现了五代十国的残酷生存之道：后晋的彰义军节度使——张彦泽，站在饿殍遍野的村落，对手下嘶吼着：“粮食不够，用人肉来凑”，然后竟逼养子屠杀百姓。掌书记张式上书谏言，反被当权的石敬瑭扣上“君臣离间”

2026年开年大剧《太平年》第一集开头，就用一组极具冲击力的镜头，展现了五代十国的残酷生存之道：

后晋的彰义军节度使——张彦泽，站在饿殍遍野的村落，对手下嘶吼着：“粮食不够，用人肉来凑”，然后竟逼养子屠杀百姓

。掌书记张式上书谏言，反被当权的石敬瑭扣上“君臣离间”的帽子，押回军营任由张彦泽处死。

很多观众觉得此剧情残酷到离谱，但却是历史上后晋“粮食危机”的真实写照。五代时期，石敬瑭靠着契丹夺权称帝，甘愿做“儿皇帝”，

并且为了满足契丹的贪婪欲望，稳固自身的统治，把中原百姓逼入绝境。

可石敬瑭倾全国之力搜刮的民脂民膏，既没喂饱契丹这头“饿狼”，又点燃了国内叛乱的火种。

这场“跪着求生”的统治，为何最终成了王朝催命符？

影视剧《太平年》一开篇，就以“南北双线”精准戳中后晋政权的生存困境：

北方，石敬瑭为借契丹兵力建国，不仅割让燕云十六州，还承诺每年岁贡绢帛30万匹；南方，吴越国惧怕后晋强征粮草，连夜转移贡赋。

剧中石敬瑭的宰相冯道那一句“若吴越贡赋不到，契丹骑兵三日可饮马黄河”，

也道尽了石敬瑭的后晋政权生存困境和屈辱——石敬瑭只能靠榨干中原百姓的血汗，喂养契丹这一头“饿狼”。

因此，

《太平年》中后晋的彰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强令泾原四州百姓“每户输军资一石，纳不上就用肉抵”。

张彦泽的养子不忍屠杀无辜，竟被他逼到要割自身的肉饲军的地步；赵匡胤父子奉旨前往军营提人，却被士兵嘲讽“天子是我们推戴的”。看来，在乱世中，天子的旌节形同虚设。影视剧中展现百姓性命如草芥，民不聊生的悲惨状况，乃是石敬瑭统治下后晋的真实写照。

在剧中石敬瑭对张彦泽残暴嚣张的纵容，也是有着政治上的算计：

他是靠着契丹的力量建立后晋当了皇帝，必须向契丹“岁贡”，但“岁贡”的任务，只能把层层转移在百姓的身上。

于是，石敬瑭自然只能把搜刮民脂民膏，剥削民众的任务，交给手握兵权的藩镇去执行，对其暴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此，“搜刮粮草”不是孤立的事件，却是石敬瑭治国策略的必然结果。

根据《旧五代史·晋高祖纪》和《资治通鉴》记载，

石敬瑭于公元938年正式确立对契丹的“儿皇帝”地位，尊契丹主耶律德光未“父皇帝”，岁贡自此成为后晋的法定义务。

这场契约的代价，全由后晋百姓承担

石敬瑭对后晋百姓的税收政策，几乎都是为了纳贡而量身定制。

如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石敬瑭为向契丹纳贡，在中原实施“十取其七”的重税：

农业税：

石敬瑭政权在原有唐朝的“两税”（夏税、秋粮）法的基础上，对后晋百姓进行多重加码农业税。

一方面擅自提高田亩税率，将原有的“什一税”（十分之一收成缴税）隐形提升，并且要求兼缴纳丝、粟，即使遭遇灾荒年间也不能免税。如当时太原地区即使亩产量不足三斗，也需要按足够标准去缴纳粮食，不足部分就用钱财或者绢帛去抵充。

同时，石敬瑭还搞“地毯式刮田”，派使者到各州清丈土地，哪怕是荒田、隐田，都要逼着百姓缴税；

逃亡农户的税负，直接摊给邻里。从而形成“一人逃、数户扛，越逃越刮、越刮越逃”的死亡循环。

2 固定岁贡

石敬瑭向契丹借兵的协议规定

，每年需输绢三十万匹、银一万两作为岁贡，这还只一个基础数额。

每逢契丹皇帝和皇后的生辰、节庆，作为“儿皇帝”的石敬瑭，

也必须额外派遣使者携带金帛、珍玩“孝敬”父皇帝。

当时，处在中原地区的后晋，经历唐末五代初期的战乱，农业凋敝，仅向契丹纳贡的三十万匹绢，就占据全国岁入的三成，

幽州一州每年输绢十万匹，这一切直接造成当地民的赋税倍增。

但石敬瑭把对契丹纳贡，

列为“契丹贡赋税”“边境防卫税”“皇帝寿辰税”等名目对百姓征收，就是把纳贡的负担转移在民众的身上。

3 人头税：

石敬瑭政权是规定，凡家有男丁者，需额外缴纳“契丹和亲费”，

如果交不起，便将家中妇女卖给契丹为奴。

4奇葩税种：

石敬瑭政权甚至增加各种奇葩税种，借此盘剥百姓。

如石敬瑭为了搞钱，连“呼吸税”“门框税”这种荒诞税种都想得出来！此外，还有“助军粮”、“养兵钱”等，这些税目的增加，大多被用在填补给契丹的岁贡窟窿。

沉重的苛捐杂税，必然加剧了后晋民众的负担。

据《旧五代史》记载，许多州县“预征三年之赋”，税赋负担沉重，造成农民在丰收的季节也难以为生。

但处在五代乱世的后晋，军费负担沉重。对契丹岁贡和军费的双重压力下，石敬瑭下令派遣三十六名使者分赴各州，“各封剑以授之”，专司搜刮民财。

这些使者携带着石敬瑭赐予的尚方宝剑威慑力，专门勾结地方官吏，无论百姓是否存有粮食，一律都采取强征硬夺的策略。

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朝廷强征的征收任务，也是采取极端的手段。

当时后晋中央朝廷甚至允许官吏在租赋数额基础上，加征二成为官员的“手续费”。这样，地方官吏趁机借机对民众敲诈勒索，

百姓缴一石，实则交一石二斗，二斗为地方官员的收入，造成基层官员的全面腐败。

更致命，就是后晋政府对民生有关的盐、铁、茶等生活必需品，实施全面垄断的专卖制度。政府垄断这些商品后，肆意抬高价格，

造成“盐价斗米不及换升盐”，普通百姓不得不“淡食”度日，生活非常艰难。

石敬瑭以为

通过割地纳贡，就能换来和平和统治的稳定，

却不知道契丹具有人性贪婪的特点，胃口变为越来越大。

在土地上，契丹获得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之外

，还要求后晋割让河东（今山西）、河北一带。

加码贡品：

后晋的岁贡，从30万匹绢帛增至50万匹，另需每年进贡牛羊万头、黄金千两。石敬瑭在位期间，向契丹进贡多达四十三次，大事小情都需要向契丹帝请示，甚至在南郊举办庆典，都需要向契丹批准。

人质要求：

契丹要求后晋皇帝派太子入辽为质，否则便“纵兵南下”。

虽然石敬瑭千方百计满足契丹的贪婪欲望，但契丹对后晋依然百般刁难。

石敬瑭在后晋的横征暴敛，加重了民众负担。

如《天福八年河东户籍残卷》记载，当年太原地区户籍锐减七成，残存百姓多“鬻子易粟”，只为凑齐苛捐杂税。

在关中大旱之年，石敬瑭政权对民众的搜刮却未停歇，

造成“饿殍遍野，易子而食”，正如影视《太平年》中展现的“六军门外倚僵尸，百万人家无一户”的惨状。

在历史上，五代后晋时候的百姓为躲避苛政，纷纷逃亡，

田地荒芜，粮食产量进一步锐减，形成“搜刮—缺粮—再搜刮”的死循环。

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秩序崩塌，必然引起民变。

天福三年，贝州民王琼率千人起义，打出“诛贪吏，绝岁贡”口号；

次年，山东流民纷纷响应，聚集数千人劫掠官仓，喊出‘宁作契丹羊，不为后晋民’的悲叹！

虽然这些起义最后被后晋政府镇压了，

但如丢进干草堆的火星，迅速点燃了全国范围内反抗后晋统治的情绪。

后晋政权的内部，

石敬瑭的屈辱政策与苛政，引起了藩镇将领们的强烈不满。

后晋天福五年（940年），镇州（今河北正定）守将安重荣由于军饷被克扣，率部将杀掉契丹的使者，并公开宣称

：“今世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做中原鬼，不做契丹奴！”，同时起兵造反。

与此同时，魏州节度使范延光、襄阳节度使安从进也相继起兵割据。

虽然这些叛乱最终被镇压，但极大地削弱了后晋的军事力量，也暴露了政权的腐朽。

当时，石敬瑭为了谄媚契丹，平息契丹的怒火，竟派兵搜捕吐谷浑余民押送契丹，

这一举动令后晋百姓更加心寒，于是全国民变和藩镇叛乱四起。

据《旧五代史》统计，石敬瑭在位6年间，全国发生大小兵变23起，其中17起直接是因为藩镇的军饷被克扣引起的。

这些叛乱虽然都被镇压，却损耗了后晋的军力，为契丹南下埋下了伏笔。

石敬瑭也在处理国内民变的忧患中，因忧虑成疾致死。最令人讽刺，

就是继任者——石敬瑭的养子石重贵不满意契丹，提出了“减贡”和停止岁贡，这惹怒了契丹主耶律德光。

于是，耶律德光立即发兵南下。

由于后晋民心已失，军队抵御不了契丹大军的进攻。于是，在947年，契丹铁骑攻入后晋的首都开封，后晋灭亡。那个被后晋奉为“父皇帝”契丹君主耶律德光，最终亲手埋葬这跪着求生的傀儡政权。

石敬瑭搜刮民脂民膏的“维稳粮”去孝敬契丹，不但没有喂饱契丹，反而成为后晋王朝灭亡的“催命符”。

影视剧《太平年》用残酷的剧情，令我们看清五代十国的黑暗。石敬瑭的悲剧和后晋灭亡的历史告诉我们，江山的稳固，从不是靠屈辱妥协换来的；无论是古代王朝，还是当下生活，“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那些为了一己之私牺牲底层利益的选择，终究会被历史反噬。唯有善待百姓、凝聚民心，才能真正筑牢统治的根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来源：柳州阿妹侃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