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小城大事》里赵丽颖饰演的李秋萍攥着手绘规划图站在月海滩涂时，没人知道这个“敢拍桌子怼上级”的女镇长，底色里藏着龙港首任男镇长陈萃元的实干与无奈。

当《小城大事》里赵丽颖饰演的李秋萍攥着手绘规划图站在月海滩涂时，没人知道这个“敢拍桌子怼上级”的女镇长，底色里藏着龙港首任男镇长陈萃元的实干与无奈。

剧中她一腔热血拍板的决定，偏偏成了月海建城路上的第一颗“地雷”——而这，正是龙港农民造城史上最真实的人性缩影。

李秋萍到任月海的第一件事，就是拉着市政专家殷体扬画出了月海的城市蓝图（剧中改成她亲自手绘）。

看着滩涂上连片的烂泥，她和郑德诚达成共识：“建城的核心，第一是人，第二是人，第三还是人”。

为了快速把周边的“万元户”和干部吸引过来，她拍板提出“机关干部带头买地建房”的建议，当时镇里一片叫好，没人料到这个“好心”的决定，会引爆一场轩然大波。

从人性角度看，李秋萍的出发点带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她想通过干部的示范效应，打破农民对“进城”的犹豫，快速聚集人气盘活新城。但她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干部群体的“特权惯性”。

在那个年代，干部住房向来是国家分配，突然要和农民一样交钱买地，这种“身份降维”的冲击，远不是500元的收费标准能衡量的。

她的“好心”，本质是用理想主义的逻辑去触碰现实的人性壁垒，结果自然是“地雷”提前引爆。

1984年9月，月海镇正式下文收取市政设施配套费：农民临大街建房交2400-5000元，干部职工仅需交500元，县里还会补足1200元。

可政策刚落地，县里的机关干部就集体翻了脸。有人拍着桌子叫嚣：“哪有向国家干部收公共设施费的道理？”还有人放话：“老子就是不交，你们敢把我怎样？”

这群干部的反应，撕开了人性里的“特权遮羞布”。他们并非交不起500元，而是无法接受“和农民平起平坐”的事实。

在他们的认知里，“公家人”就该享受特殊待遇，买地建房也得是“内部福利”，而不是和“泥腿子”一样掏钱。

这种优越感，本质是阶层固化下的思维惰性——他们习惯了在体制的保护伞下获取利益，却不愿为新城的发展承担哪怕一点成本。

李秋萍的“干部带头”，恰好戳中了他们的“身份痛点”，冲突自然愈演愈烈。

眼看干部们闹到县里，李秋萍急得团团转，郑德诚却直接把乌纱帽拍在了县委书记赵东升的桌上：“今天我把话撂这，不管是谁，不交钱就别想在月海建房，大不了我不当这个书记！”

随后他下令，对拒交费的干部断水、断电、断路，甚至把欠费名单贴在了县城的公告栏里。

郑德诚的“狠”，恰恰是对李秋萍的“护”。从人性层面分析，郑德诚并非天生激进，他明白李秋萍的建议是为了月海好，只是她没摸透干部的“人性弱点”。

他选择扛下所有压力，一是为了保住建城的资金链，二是不想让李秋萍的改革热情被冷水浇灭。两人的搭档像一块“双面盾”：李秋萍画蓝图，郑德诚挡刀子；李秋萍讲规则，郑德诚破壁垒。

这种“理想+务实”的互补，才是月海能在滩涂上站起来的关键46。而郑德诚的“兜底”，也藏着基层干部的无奈：要干成点事，就得有人敢“得罪人”。

干部们的钱交了，但仇也结下了。没过多久，举报信就从县城飞到了市里、省里，有人说郑德诚“毁田建房”，有人告他“滥用职权”。

1985年初，《农民日报》的记者带着“批判任务”来到月海，把郑德诚架在了火上烤。

这场举报风波，本质是利益受损者的“报复性反击”。那些被断水断电的干部，把郑德诚当成了“眼中钉”——他们不在乎月海能不能建成，只在乎自己的特权被冒犯。

而郑德诚的遭遇，也是所有改革者的宿命：当你打破旧规则时，必然会成为既得利益者的“靶子”。

好在后来另一位记者实地调查，发现月海围垦造田3000亩远超过占地800亩，才为郑德诚平反。

这反转的背后，是真相对人性恶意的碾压——再嚣张的报复，也抵不过实干的结果。

赵东升调任南州市副市长后，月海的谣言彻底炸了锅：“郑德诚被抓了”“月海的地要收回去”。

300多户农民背着铺盖卷堵在镇政府门口，哭着喊着要退地退款——他们是卖掉村里房子、借钱进城的“孤注一掷者”，输不起任何风险。

农民的反应，暴露了改革最脆弱的人性软肋：他们是改革的参与者，也是认知局限下的“胆小者”。

当谣言击碎了他们对未来的期待，“及时止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郑德诚没有辩解，只是默默筹措资金给农民退款。

他明白，农民的恐惧不是无理取闹，而是对“不确定性”的本能逃避——他们看不懂“城市建设费”的逻辑，只知道“钱拿在手里才踏实”。

这场退地风波，也让月海的改革者明白：要让农民相信未来，光有蓝图不行，还要给他们看得见的安全感。

06 李秋萍调离月海镇

风波过后，李秋萍接到了调离的通知。临走前，郑德诚把月海的规划图塞到她手里：“这座城，你画的第一笔，得看着它成。”

李秋萍看着滩涂上拔地而起的楼房，红了眼眶——她从带着理想来，带着遗憾走，但月海的根，已经扎下了。

李秋萍的调离，不是失败，而是改革路上的“接力”。从人性角度看，她的成长恰恰是月海的成长：从一开始的理想主义，到后来明白改革要兼顾人性的复杂。

她离开了，但她牵头的规划、协调的民生、守住的规则，都成了月海的骨架。就像龙港的陈萃元，虽然后来不再担任镇长，但他的实干精神，一直留在了龙港的血脉里。

当我们把李秋萍的故事和龙港首任镇长陈萃元的经历重叠时，会发现《小城大事》里的冲突，从来不是“虚构的戏剧”，而是龙港造城史的“人性切片”：李秋萍的好心办坏事，是改革者的初心与现实的碰撞；干部的拒交费用，是特权思想对公平的挑衅；郑德诚的扛雷与被举报，是改革者必然要走的“荆棘路”；农民的退地风波，是认知局限下的生存焦虑；李秋萍的调离，是改革精神的传承与延续。

月海的奇迹，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群人在人性的挣扎与妥协中，硬生生在滩涂上建起的城。就像龙港的标语写的那样：“人民城市人民建”——这里的“人民”，有带着理想的干部，有斤斤计较的农民，有敢闯敢拼的改革者，也有守着特权的既得利益者。正是这些复杂的人性交织，才让“农民造城”的故事，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鲜活的注脚。

来源：大燕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