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城大事》以「不怀旧」的美学理念为地基，主动剥离厚重的年代外壳以寻求跨代共鸣，用「游戏化」的叙事框架搭建主体结构，将宏大命题转化为可感可玩的现代语法，最终以一张交织的「社会群像网」灌注时代精神，让理想主义在具体的人物与关系中生根发芽。
《小城大事》以「不怀旧」的美学理念为地基，主动剥离厚重的年代外壳以寻求跨代共鸣，用「游戏化」的叙事框架搭建主体结构，将宏大命题转化为可感可玩的现代语法，最终以一张交织的「社会群像网」灌注时代精神，让理想主义在具体的人物与关系中生根发芽。
访谈 | 张一童（上海）
作者 | 安 济（北京）
跟随《小城大事》的视野流动，掠过精心搭建的上世纪的街景，小卖部、书摊，年代感符号只是一闪而过，未获得怀旧式的凝视特写——对怀旧符号的「藏」而非「展」，的「轻处理」，构成了这部剧与许多同类题材作品在起点上的不同。
该剧讲述上世纪80年代基层干部与群众在滩涂上建设新城的历程。执导本剧的孙皓，此前在《庆余年》等作品中已展现出处理多线叙事与庞大人物群像的能力，其作品常伴有轻喜风格与明快节奏。面对《小城大事》这段自带史诗感与集体记忆的故事，他在以往驾轻就熟的路径上，有了新的探索。
「80 年代正好是我的青春，我回忆起来就感觉特别美好，那个时候充满了理想主义。」孙皓解释道。但核心问题也由此产生：如何让那段岁月的精神内核，与未经历其中的年轻观众建立情感联结。他尝试的解决方案是，在视觉上刻意规避沉溺式的怀旧渲染，在叙事结构上搭建类似「经营游戏」中清晰的目标与反馈机制，并编织一张覆盖社会各层面的人物关系网络，来承载时代精神与个体命运。
以此，让《小城大事》不止步于对一段往事的回望，而是试图构建一座与当代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进行对话的桥梁。
拍给当下的年轻人看的故事
《小城大事》的创作起点，源于导演孙皓对「真实」的追寻。他带领主创团队去往故事原型地，眼前的景象却出乎意料：「他们那个小城原来的影子几乎没有了。」那些承载着历史的实体建筑已在时代发展中消逝，这反而让孙皓明确了创作方向：要反映的不是物质堆砌的80年代，而是精神饱满的80年代。
在与当年建设亲历者的深入座谈中，他捕捉到一种超越时空的神采——「他们一谈到那个时候眼睛就放着光。」这种「改变自己」的亢奋与纯粹理想主义，成为他试图提炼并传递给当代观众的「时代心气」。于是创作团队决定摒弃常规的对年代细节「考古式还原」，创作理念从「物质复原」转向「精神提纯」的创作理念。
这种追求在视觉美学上有直观的体现，摄影指导提出「用光影书写诗意现实主义」，在全剧的表现为无处不在的温暖、灿烂的「阳光感」。孙皓坦言，这种光影处理有时甚至「破季节」——它不一定严格遵循自然规律，却捕捉了「灿烂的八九十年代」的集体印象与精神氛围，拥抱一种更具主观性和情感色彩的「印象」美学，目的正是为了绕过物理真实的隔阂，尝试建构一种能引发跨代共鸣的「感觉真实」。
「印象美学」也体现在细节的取舍上。剧组筹备了超过3000件道具，从街头海报到家用电器，每一本小人书的封面都需导演亲自把关。然而这些耗费心力的成果，在剧中大多仅作为流动的背景元素存在。「我们不沉浸在要让观众感受这些到底像不像那个年代的叙事里。」孙皓解释道。
《小城大事》里生活化的场景，比如平川县干部们在食堂里边吃边开会，这些设置的核心并非年代感的搪瓷碗或标语，而在于那种质朴、直接、充满生命力的工作氛围与人际互动，这种处理方式有机会让时代感自然弥漫，而非作为奇观被展示。
而最为根本的「不怀旧」，在于对时代精神内核的提纯。在孙皓看来，80年代最独特的并非具体物件，而是一种弥散于社会的「文学感」。孙皓试图将这种精神气质注入人物的灵魂：剧中李秋萍与记者男友杜涛的分手戏，没有纠缠于现实琐碎，而是围绕「什么是新闻」、「理想主义与机会主义」展开思辨交锋。这种在今天看来或许「过时」的对话方式，恰恰是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交流的真实底色，也构成了角色区别于当下人物的精神标识。
为了强化这种精神共鸣的普世性，孙皓贡献出自己大学时代珍爱的散文《同路客》，将其植入剧情，让剧中文化水平不高的镇委书记郑德诚在关键时刻自然念出。在他的构想中，这完全合理：「郑德诚的求知欲是很强的，80年代的人，所有人都是看文学的。」文学由此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成为跨越身份、连接不同代际观众的精神密码与情感纽带。这一设计，巧妙地绕开了对年代知识的依赖，更强调人心对于理想、友情与人生际遇的共通感慨。
《小城大事》的野心正在于此：它不聚焦在唤醒父辈的记忆，而是想为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观众，搭建一座通往那种「阳光灿烂」、「敢想敢干」精神状态的情感桥梁。当剧中人物的理想主义激情，与当下年轻人面对现实压力时内心未曾熄灭的火种发生碰撞，剧集想要实现的关键跨越便有机会完成。
一场「经营」叙事的游戏实验
如果说「不怀旧」解决了审美层面的代际隔阂，那么「游戏化」则是在叙事逻辑与观看心理层面，进行的一场年轻化的语法再造。许多观众在追剧时，都隐约感受到一种「经营游戏」或「打怪升级」的节奏感与心理映射。这是创作团队从顶层设计开始的刻意为之，意在将宏大的「建城史诗」，转化为一套目标清晰、反馈即时、更具代入感和参与感的叙事系统。
《小城大事》将「建设一座城市」这一恢弘命题，拆解为一系列具体而微、目标清晰的「关卡任务」。故事开篇，核心矛盾迅速聚焦于「月海镇书记」的竞选，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开局」仪式感的设计。新任镇长李秋萍面临的第一关是「卫生整顿」：她雄心勃勃却屡屡受挫，从被垃圾砸头，到设立「抓人」帐篷反被蚊虫围攻，最终通过让居民观看自己脏乱差录像的巧妙方式，引发集体反思才初战告捷。
紧接着，「用工风波」成为更复杂的副本：李秋萍坚持原则要求高雪梅的超标印刷厂停工，与一心保发展的郑德诚激烈冲突，几乎导致重要客户流失。每个难题都像一个设计好的「副本」，主角团需要运用智慧、策略与协作来「通关」。
这种设计让宏大叙事变得颗粒度极细、目标感极强，契合了年轻观众偏好即时反馈、任务驱动的现代观看心理。它借鉴了模拟经营类游戏的底层逻辑，将抽象的政策、经济原理转化为规划产业蓝图、解决劳资纠纷等可视可感的具体行动，降低了主流叙事题材的观看门槛。
然而，《小城大事》游戏化叙事真正的关键之处，在于其精心设计的双重反馈与成长系统。最表层的反馈是外显的、物质性的：街道变整洁了，新住宅区落成了，工厂恢复生产了。而更内化、更深刻、也更具戏剧张力的反馈，则发生在以李秋萍、郑德诚为核心的镇政府领导班子内部。
他们的「奖励」不是勋章与升迁，而是在一次次共克时艰的过程中，彼此关系发生的微妙而坚实的进化：从最初的立场对立、互不信任，到逐渐的理解、欣赏，最终形成互补与深厚的战友情谊。例如，在「用工风波」的危机中，经过各自独立的思辨与上级的指导，他们开始理解对方的立场与原则。郑德诚从最初「希望她调走」的排斥，到不得不承认她的坚持有时是正确的。
从对立、摩擦到初步理解、互补的关系演进，本身构成了最珍贵的「剧情奖励」，让「闯关」的过程充满了人性的张力与温度，因此，「游戏感」也就没有停留在浅层的结构模仿，而是深入到了情感驱动与价值认同的层面。
为确保这种创新的叙事语态能够精准对接年轻观众，而非创作者的「自说自话」，孙皓在制作流程中组建了一支几乎全部由95后、00后组成的年轻责编团队。这些行业新人扮演着「第一用户」和「体验官」的角色，在剧本阶段就对每一个情节、每一处人物关系进行「压力测试」与共鸣校准。
「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真实。有的时候你没共鸣，人家就没共鸣了。」孙皓回忆道，剧中郑德诚为帮助李秋萍快速被村民熟知而设计的「游街亮相」桥段，主创团队曾担心是否过于戏剧化，但年轻责编们一致反馈「挺好玩，有记忆点」，这个生动鲜活的细节因此被保留下来。这种贯穿创作始终的代际对话机制，本质上是将互联网产品的「用户测试」思维引入了传统影视创作，是导演孙皓继《庆余年》成功进行「古典外壳现代内核」改编后，在创作方法论上的又一次进化。
在短视频持续冲击的背景下，如何让一部具有严肃内核的长剧保持吸引力，是几乎所有创作者都共同面临的课题。《小城大事》提供了一种思路：不刻意追求每分钟一个「强钩子」，而是通过构建清晰的任务体系、及时的成就反馈和持续的人物成长，来营造一种「可持续追剧」的心理动力。
群像美学的进化与验证
无论是破除怀旧感的美学革新，还是构建游戏感的叙事实验，其最终的落脚点与价值承载者，终究是「人」。在《小城大事》中，孙皓将其在已在《庆余年》中被验证过的群像掌控力，推向了一个更具系统性的层面——从刻画「一群鲜明的人」，升级为编织「一张有机的、动态的、反映社会结构的人物关系生态系统」。
这张网的编织是有层次的且基于调研的，剧中人物明确分为四组：第一组是以李秋萍、郑德诚为代表的一线指挥者；第二组是赵书记等县级后盾；第三组是高雪梅等「万元户」主力军；第四组是杨小海等用汗水参与建设的普通民众。这样的划分超越了简单的戏剧功能分配，更近乎一种社会学的角色模型建构，从不同维度和视角，呈现「人民城市人民建」这一宏大进程的完整组成部分。
最核心的经纬线，是李秋萍与郑德诚之间「互补共生」的关系设计。一个是拥有国际视野、学院派理性思维的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代表着秩序、规划与前瞻性；一个是深谙基层逻辑、充满草根智慧与行动力的书记，象征着变通、魄力与接地气的生命力。他们的关系轨迹，从最初的互不服气、暗中较劲到经历困境时的摩擦与争吵，最终淬炼成彼此最信赖、最默契的「左右手」。
这条关系的进化史所蕴含的戏剧张力与情感厚度，构成全剧最坚实动人的叙事主线，「双核驱动」模式也明显区别于《庆余年》中以范闲为核心的「恒星-行星」式群像结构，体现了孙皓在不同题材下对人物塑造的差异化探索。
李秋萍这一角色的设置也能看得出巧思。作为剧中最年轻、最具现代知识背景的核心人物，她实质上是当代年轻观众最重要的情感代入视角与精神共鸣点。从带着书本理论来到复杂现实基层的彷徨，到在既有环境中获得认可的艰难，从理想主义碰壁的挫败感到最终找到理论联系实际方法的成长，她的迷茫、坚韧与突破，与当下无数年轻人初入社会、在理想与现实间寻求平衡的心路历程深刻同构。她的存在，是连接80年代理想主义与当代青年处境的一座关键桥梁。
群像的光谱也由此核心向外逐层晕染。从镇政府班子内部既团结协作又充满博弈的动态平衡，如精于计算的谭光明与幽默圆滑的解春来，延伸至家庭单元，剧中通过解春来与高雪梅这对「干部+创业」组合的实干夫妻，映射改革浪潮中个人价值、家庭关系与时代发展的复杂勾连，再到全剧触及社会的各个剖面，渴望市民身份的普通父亲、一闪而过的打架青年——每一条支线都不是孤立的装饰品，它们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这座「人民城市」的社会肌理与生命共同体。
让这张关系网真正活起来的，是创作中对每一个节点的尊重。孙皓坚信，成功的群像在于让每个角色，尤其是配角，彻底摆脱「工具性」。
这些人物塑造的方法，被孙皓归结为一个朴素的词：真诚。当创作陷入瓶颈、遇到「过不去的坎」时，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不是技巧的炫技，而是回归到人物本身：「咱们有没有办法对观众真诚？只要真诚。大白话可不可以看？怎么样让大白话从真正的角色口中说出来。」对「人」本身而非「角色功能」的尊重，是《小城大事》庞大群像有机会避免脸谱化、真正立住并走进观众内心的根本原因。
当李秋萍站在初具规模的现代化新区前，她眼中所见的，远不止是拔地而起的楼宇与街道，更是无数普通人通过奋斗突破自身局限、改变命运轨迹的无限可能。这种关于「可能」，或许正是《小城大事》跨越时空，试图传递给每一个时代年轻人的核心火种：理想主义从来不是某个时代的专属，而是在每一个当下，当人们选择去相信、去创造，选择为更美好的共同体而努力时，都能被重新点燃、并照亮前路的精神之光。
来源：影视大咖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