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起影视剧改编文学作品，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就是那些原著里压根没有的角色。

说起影视剧改编文学作品，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就是那些原著里压根没有的角色。

有人觉得这是对经典的不尊重，也有人认为这恰恰是创作者的本事。

影视改编要是完全照搬原著，那还不如直接去读书。

电影电视跟小说不是一回事，文字可以慢慢铺陈，镜头得在有限时间里把故事讲清楚、讲动人。

这时候，加点原著之外的人物，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拿《草原上的人们》来说，原著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里的村长阿木古郎，其实就是个符号化的存在。

但电影里可不一样，这个角色被大大丰富了。

不光是阿木古郎，创作者还加了公安局长、盟长、区长这些领导干部。

这么一来，整个权力架构就立起来了，党的领导这条主线也更清晰。

说白了，就是让政治性和社会性都有了着落。

更妙的是乌尔莎娜这个角色。

原著里根本没这个人，但电影里她成了萨仁高娃的姐妹。

一个单纯的草原女孩，跟主角形成了很好的互补。

两个人平时相扶相依，遇到困难互相打气。

这些细节看着不起眼，却给宏大的政治叙事注入了人间烟火气。

毕竟观众看戏，不能光看口号，得看到活生生的人。

这种改编策略其实挺聪明，主题方向没变，但通过扩充人物让故事更有感染力。

就像做菜，主料不动，配料搭配好了，味道自然就上去了。

《东归英雄传》的改编更能说明问题。

原著里的人物关系相对简单，电视剧版本通过增加社会联系，把时间跨度和社会深度都拓展开了。

央金和宗金这对姐妹，还有央金跟渥巴锡的爱情线，都是原创的。

青梅竹马长大，两情相悦，这条感情线给故事增添了浓度。

创作者没让这段感情圆满。

央金体弱多病，为了不拖累东归大业，选择投河自尽。

这个情节设计得很狠，却恰恰突出了东归之难。

个人命运跟民族大义纠缠在一起，这种处理方式比单纯讲历史事件要动人得多。

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场迁徙，而是无数个体的牺牲和抉择。

渥巴锡这个角色也因此立体起来。

他不再是个扁平的符号，而是个在民族大义和儿女私情之间挣扎的活人。

这种戏剧性冲突，让历史决策的惨痛代价变得可感可触。

很显然，这种艺术煽动力跟历史厚重感结合得恰到好处。

观众既能感受到情感冲击，又能理解历史的复杂性。

这些原创人物在叙事网里扮演着新结点的角色。

他们跟主要人物形成复杂的情感联系和矛盾纠葛，给故事带来活力和新鲜感。

有时候，这些角色成了推动主人公命运的关键因素。

有时候，他们又是特定时代的具体代表。

通过他们的视角，观众能更好地理解历史背景。

影视剧的可看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戏剧冲突。

原创人物恰恰能增加这种冲突，让故事更有张力。

更何况，这些角色还能架起观众跟历史之间的桥梁。

通过别出心裁的角色视角，观众在审美体验中获得对历史的新认识。

本来想说原创人物是对原著的背叛，但仔细想想，只要尊重原作灵魂，这种创新转化反而能丰富作品的思想内涵。

毕竟经典文本要跟当下观众产生有效交流，不能指望完全照搬。

这就是"二次创作"的艺术价值所在。

三种手法的平衡术

影视改编处理人物，大致有三种手法。

复现能满足原著党的期待，勾起情感共鸣，深化主题理解。

这是最保险的做法。

缩简则是为了提高叙事节奏，突出核心情节，适应时间篇幅限制。

电影电视不比小说，不可能面面俱到。

添充就是我们说的原创人物。

这种手法提供了创作空间，增加了吸引力，带来新视角和体验。

当然，风险也最大。

搞不好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搞好了就是神来之笔。

关键在于创作者的把握能力。

人物形象从抽象想象到具象呈现，这个转化过程本身就充满挑战。

文学叙事跟视听艺术在表现手法上有本质差异。

这种差异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给了创作者广阔的空间，也考验着他们的艺术功力。

无奈之下，很多改编作品选择了保守路线，结果往往平庸无奇。

真正出彩的改编，都是在尊重原著精神内核的前提下，大胆结合影视语言特点。

如此看来，在两种艺术形式之间找到恰当平衡点，才是改编成功的关键。

既不能丢掉原著的灵魂，也不能忽视影视艺术的特性。

说到底，影视改编的目的是让经典焕发新生命力。

那些成功的原创人物，恰恰证明了文学作品跟影视艺术可以实现良性互动。

观众不是傻子，他们能分辨出哪些改动是为了更好地讲故事，哪些是瞎折腾。

只要创作者用心，原创人物不仅不会破坏原著，反而能让经典在新时代继续发光。

毫无疑问，这才是影视改编应该追求的境界。

那些"无中生有"的角色，往往就是这种转化最生动的体现。

来源：娱乐大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