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道监管李玄已经把“毁堤淹田”的战况汇报给了杨金水，杨金水的为官之道是忠诚于最高权力。

原创不易 抄袭必究

文：谢汶青

今天这篇解读的是第三集中的一段。

河道监管李玄已经把“毁堤淹田”的战况汇报给了杨金水，杨金水的为官之道是忠诚于最高权力。

他很淡定，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他是宫里来的人，他的干爹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一个嘉靖皇帝身份的红人。

今天我们来看看其他人的反应。

九个县的良田化为汪洋，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杭州城的官衙府邸里，大明朝的各个官员会是如何反应的呢？

胡宗宪作为浙直总督，他的心里跟明镜似的——什么天灾，分明是人祸。

可他不能掀桌子，还得硬着头皮收拾残局。“分洪吧”，这三个字说出口时，他仿佛已经听见淳安百姓的哭声。

郑泌昌何茂才这两个人渣，正在酒桌上对着马宁远敬酒。

“马大人，今天你是第一功臣！”郑泌昌这话说得面不改色。

何茂才在一旁帮腔：“只要干好了改稻为桑，功在国家，利在千秋，淹了田，不饿死人就什么也好说”两人一唱一和，把弥天大罪说成了丰功伟绩。

他们恐惧吗？好像看不出。

马宁远这傻小子：“什么功臣，天下第1号罪人罢了”。

明明是被人当枪使，却还想着以死报恩。这种愚忠，既可怜，更可悲。

最绝的是杨金水。

到底是司礼监派来的大太监，在得知胡宗宪擅自分洪后，只是轻轻拨弄了下茶盖：“他不来找你们，你们去找他。”

不动声色间，把试探的棋子摆到了该去的位置。这份城府，是杀人不见血。

而这个时候，戚继光却正在堤上指挥士兵往决口里跳。

他知道这是徒劳，但他更知道——有些事，哪怕明知不可为，也要做给天下人看。

这场戏最妙的地方在哪里呢？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立场上做出了最合理的选择，每个人的算计都环环相扣。

可悲的是，就是这些“合理”的选择，最终把大明朝推向了万丈深渊。

所以说，看《大明王朝1566》看的从来都不是历史，而是人心，是每一个身不由己的我们自己。

接下来，我详细分解这段。

郑泌昌：“为朝廷做事，公罪非常人所能论之，只要干好了改稻为桑，功在国家，利在千秋，淹了田，不饿死人就什么也好说。” 他在为毁堤的罪行寻找“崇高”的借口，并划定一条底线，不能饿死人。

我觉得这句话是说给马宁远的安慰话，他知道马宁远是为了胡宗宪才去毁堤淹田的，他害怕马宁远去告知胡宗宪。

至于他自己是否在意饿死人，我觉得他根本不在意 。

何茂才：“改稻为桑是朝廷的国策，推不动才是个死……”

他的动机非常赤裸，就是为了保命和前程，完成政治任务高于一切。

这样的人职场一大批，站在一个小官员的角度，是情有可原的，上面的指令完成不了，最后的结局确实如此。

对于郑泌昌、何茂才来说，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改稻为桑”的国策，讨好上级（小阁老严世蕃），

同时将事件控制在可控范围内，避免引火烧身，就是他们的核心目的。

事情已经干了，现在最关键的是把田淹了，把桑种上，把政绩拿到。同时一定要盯住胡宗宪，别让他把事情捅出去。

2.马宁远，是悲情的“棋子”，但也是“殉道者”。

“什么功臣，天下第1号罪人罢了，到时候砍头抄家，各位大人，照看一下我的家人就是了。”

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结局，已心存死志。他说这句话时，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

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让自己成为了千古罪人，但是，他为了部堂大人，还是去做了。

他有愧疚吗？

我肯定地说没有。

“我对不起部堂，但我对部堂这颗心还是忠的，我是个举人出身，拔贡也拔了几年。但是，如果没有部堂的赏识，我现在顶多也就是个县城，另外还有我的家人，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今天能当到杭州知府。从那年随部堂修海棠，我就认准了我这一生，生是部堂的人，死是部堂的鬼，现在我终于有了个报答部堂的机会了，这个顶戴是部堂给我的，我现在把它还给部堂。一切罪都由我顶着……”

他将对胡宗宪的个人忠诚置于法律和良知之上，是一种扭曲的“报恩”。

他在用自己的死来报答胡宗宪的知遇之恩，并独自承担所有罪责，保全胡宗宪和上级。

他的内心独白是：我这条命和前程都是部堂给的，现在是我报答他的时候了。我死了，部堂就能过关，我的家人也能得到照顾。

请大家不要笑话马宁远，他不算坏人，只是愚蠢而已。

马宁远面对胡宗宪说出这样话的时候，我在想，胡宗宪肯定后悔当年提拔了马宁远。

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尽量少接触蠢人。

3.杨金水是一个冷静的“棋手”。

“他不是要你们去怎么说，而是去看他怎么说。”

这句话极见功力。他不主动定调，而是让郑、何去试探胡宗宪的底牌，掌握主动权。

杨金水代表宫里的利益，确保“改稻为桑”能成功为内廷创收，同时冷静地控制局面，防止事态恶化牵连到吕芳和皇上身上。

下面这些人怎么乱我不管，但只要不影响宫里的收益和皇上的圣名，一切都可以谈。

胡宗宪是关键，必须摸清他的态度。

从杨金水的职责我们可以看出，即便罪魁祸首是嘉靖帝，但是，无论事态最终如何发展，火都永远不会烧到宫里。

因为有人挡着。

所以，最终背黑锅的人我们就不难推测出来了。

从这层来看，郑泌昌、何茂才好像错了，因为最终背黑锅的人除了马宁远，就他俩了。

4.胡宗宪，是个清醒，睿智的“掌舵者”与“补天者”

“几百万生民，千秋之罪呀！”

“这些弟兄的名字都记住了吗？如有不测要重视他们的家人。”

“我胡宗宪愧对父老乡亲了。”

他是唯一一个从民生和歷史角度看待这场灾难的人，内心充满痛苦和负罪感。

“自作聪明！……你知道朝廷的水有多深吗？” —— 他怒其不争，马宁远以为一死就能解决问题，但胡宗宪明白，这只会让水更浑。

在无法挽回的灾难面前，胡宗宪能做的，就是补救，尽力减少百姓的损失，维护大局的稳定，同时内心也承受着巨大的道德谴责。

毁堤之事已无可挽回，现在最重要的是救灾、安民，并阻止郑何等人借此兼并土地。

胡宗宪我虽无力回天，但求问心无愧。

没有胡宗宪，浙江九县的老百姓会苦不堪言，一个好官，真的是老百姓的福分。

5.戚继光，冲在第一线务实的“行动派”

“淹九个县不如淹一个两个县，到时候赈灾的粮食也好筹备些。”

在悲剧中做出最务实、损失最小的选择。

“……让士兵们跳到决口里，堵一次……死了人还堵不上，对百姓也是个交代。”

他深知，即便事不可为，也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来安抚民心，这是一种政治智慧。

他无条件地执行胡宗宪的命令，从军事和实务角度解决问题。

他是个干事的，任何时候，永远事在人先。

军事上已无法挽回，现在必须执行最优的灾难应对方案，并稳定军心和民心。

和胡宗宪一样，是个补救者。

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不难发现，面对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应对的能力和心理素质都不同。

有人慌乱，有人镇静，有人大呼小叫，有人内心已经有了应对方案……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面对已经毁掉的堤口，不同的人，他们的应对策略和心理素质。

胡宗宪，绝对是力挽狂澜型。

他的心理素质极强，在巨大变故面前一直保持冷静，没有抱怨，没有指责，有的是迅速做出“分洪”的理性决策，将损失降到最低。

他深谙官场规则，但不为其所缚，始终以民生和稳定为第一要务。

他把痛苦深藏内心，对外展现了一个能臣的担当与无奈。

杨金水算是深藏不露型。

心理素质不比胡宗宪差多少，作为宫里代表，他置身事外又掌控全局。

情绪稳定，思维缜密，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指令和试探，是高级玩家。

但没有担当，是个滑头。

戚继光是个忠勇实干型。

他的心理素质也稳定，遇事不慌，能从实际出发提出最优解决方案。

既有军人的铁血（准备让士兵跳决口），又有对百姓的同情，是完美的执行者。

郑泌昌、何茂才是仓皇失措型。

他们应对能力低下，心理素质差。事件发生后主要表现是惊慌、抱怨和相互猜疑。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上级和诡计上，缺乏独立处理危机的能力。

马宁远算是最低级，情绪驱动型。

他应对能力最差，心理已崩溃。他用“报恩”的悲情来掩盖自己犯下滔天大罪的恐惧，选择用死亡来逃避复杂的局面，是一种懦弱而非勇敢。

更是一种愚蠢。

郑，何VC马宁远，就是弃车保帅。

马宁远自愿成为那个被抛弃的“车”，来保全胡宗宪、郑泌昌、何茂才等“帅”。

杨金水 vs 胡宗宪，是试探与反试探。

杨金水派郑、何去拜访胡宗宪，目的不是沟通，而是“看他说什么”，这是一种高级的试探，旨在获取信息而非解决问题。

郑泌昌VC沈一石是利益捆绑与威胁。

“沈老板啊，麦田的粮你可要加紧抢运，饿死了一个人那便是罪啊。饿死了一个人那便是罪啊”，

这是在用责任捆绑沈一石，确保粮食供应，否则大家一起完蛋。

郑何集团，准确说是严世蕃底下的浙江小集团，他们的博弈是制造既成事实。

通过毁堤，造成田地已淹的既定事实，逼迫胡宗宪和朝廷接受，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改稻为桑”。

胡宗宪与戚继光，他们的博弈手段是理性妥协与止损。

在“九个县全淹”和“保八个县”之间，他们理性地选择了损失更小的方案，这是在不完美选项中的最优博弈。

说明了“宏大叙事”对个体生命的碾压。

“改稻为桑”的国策，在执行者口中是“功在国家，利在千秋”的宏大目标，但这个目标却需要通过“毁堤淹田”这种践踏无数个体生命与财产的方式来实现，

说明了什么，又暴露出什么呢？

说明了封建王朝统治下，政策与个体利益的根本性对立。

暴露了官僚体系的“唯上”逻辑。

这里面除了胡宗宪和戚继光，几乎所有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不是百姓死活，而是如何完成上级任务（国策）、如何讨好更上级的官员（小阁老、宫里）。

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是悲剧的根源。可是，不讨好，你自己的小命就面临不保。

严党纵横朝野几十年，嘉靖又几十年不上朝，作为没有靠山的小官员，活着是第一要务。

所以，这里也暴露出了清官能臣的无力感。

胡宗宪作为剧中最有能力和责任心的官员，在面对整个官僚系统的疯狂和僵化时，也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进行补救，并发出“千秋之罪”的悲鸣。

这说明个人的贤明无法扭转制度的腐朽。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忠诚也被异化了。

马宁远对胡宗宪的忠诚，本是一种美德，但在扭曲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忠诚被异化为对罪行的包庇和盲从，最终酿成大祸。

这警示我们，失去原则的忠诚是危险的。

这段说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任何庞大组织中都可能存在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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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情感领域创作者，喜欢研究婚恋，两性关系，痛恨道德说教，喜欢挖掘事情的根源解刨分析问题，如果喜欢欢迎关注我。

来源：谢汶青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