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朝代的气质，通常在开国之初就注定了。唐朝和宋朝，是古代中国彼此相邻的两个时代，风格却相异。我们赞美唐朝都城长安的恢弘，领土之广阔；却悲哀北宋都城汴梁虽然商业繁华，却是军事实力弱的“弱宋”。

中国古代朝代的气质，通常在开国之初就注定了。

唐朝和宋朝，是古代中国彼此相邻的两个时代，风格却相异。我们赞美唐朝都城长安的恢弘，领土之广阔；却悲哀北宋都城汴梁虽然商业繁华，却是军事实力弱的“弱宋”。

这两个朝代气质的差异，在开国初就奠定了。最近的热播剧《太平年》，将我们拉回那个风云激荡的五代末宋初。当我们赞美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把北宋开国帝王乱世枭雄的隐忍、权谋和权衡刻画得入木三分，随之也产生一个历史问题：

为何他终结了乱世，却未能如李世民开创一个如大唐般昂扬向上的盛世？

实际上，

这一切不是能力的差距，却是两代帝王的格局，决定了朝廷不同的命运。

纵观唐朝皇帝李世民的一生，就是一部“开拓史”！

李世民作为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18岁时候跟随父亲李渊在晋阳起兵造反。他在南征北战中，身先士卒，亲手平定隋朝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等封建割据势力。

尤其在征伐中原地区的虎牢关一战中，李世民率领唐军，以少胜多，一举击溃窦建德十万大军，生擒敌军主帅，最终逼降王世充。

这一战役使唐军“一战定中原”，奠定李唐王朝统一的根基，也成为中国古代战争的经典战役。

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登基之后，并未停下领土扩张的步伐。他派李靖、李绩等名将北击突厥，生擒颉利可汗，西灭吐谷浑、高昌，把西域纳入大唐的领土。在位23年里，他发动12次大规模战役，主动出击占比高达83%，硬生生打出“东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十八里”的辽阔疆域，让大唐军威传遍西域。

李世民就

靠着“以战止战”的开拓策略，让唐朝始终掌握军事主动权，也铸就了“天可汗”的传奇。

根据《宋史》、《续资治通鉴》等正史记载，赵匡胤的军事策略都是“稳健避险”的保守型特征。他通过“陈桥兵变”和平夺权，自然对武将有极深的戒备心理，力求削弱武将的兵权。

如在《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赵匡胤曾经对重要谋士赵普说：“朕与卿定天下，不欲以兵权归将。”就是对武将的顾虑，直接催生了“杯酒释兵权”

。

之后，

赵匡胤实行“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又将精兵集中京师，导致边防空虚

，造成北宋“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军事布局。虽然这些举措，能避免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内乱，却使宋朝在对外战争中长期处在保守的状态。

就是赵匡胤持着保守的策略，当他继承后周世宗柴荣的基业之后，面对朝廷文武百官“先北后南”收复燕云的呼声，却力排众议，

沿用柴荣定下的“先南后北”的方针，这也反映他的军事路线是“先易后难、稳固后方”的保守策略。

但赵匡胤的“保守”从不是胆小，而是

亲历五代十国‘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乱象后，最无奈的自保——他要的不是开拓，是终结战乱、守住江山的稳定。

李世民在位23年，主动出击战役占比83%，拓土至西域；赵匡胤在位16年，5次战争均为防御性统一，终其一生未碰燕云十六州。

可以总结，两个帝王开拓与守成的差距，藏在每一次战略选择里。

赵匡胤的策略虽然稳妥，却错失了最佳的战机：当北宋忙于统一南方时候，契丹已经巩固了对燕云十六州的统治，北汉依托契丹辽国的帮助，继续负隅顽抗。由于赵匡胤始终未制定收复燕云的计划

，造成北宋从建国之初就面临“无险可守”的困境。正是赵匡胤错失收复燕云的最佳战机，为北宋埋下百年隐患。

李世民的治国智慧，体现在“武力”与“文治”互相平衡下。

李世民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重用李靖、李勣等名将开疆拓土，又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文臣制定律法、发展经济。他积极听取大臣们的意见，鼓励谏言。

如魏征曾经当面指责他“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本人不但不怒，却是虚心接受。

正是李世民的“开放包容、内外兼修”治国理念，使他能积极吸取隋亡教训，轻徭薄赋、奖励农耕。同时完善科举制度，打断门阀的垄断，使寒门子弟也有晋升官僚阶层的机会，

朝廷文臣中也有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等不同出身的人才。

李世民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摒弃了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辩”，具有“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开放胸襟。

他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将领，对归降的游牧民族将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都给予重任的机会；。

他积极推行羁縻制度，促进民族融合，使首都长安城，汇聚着来自波斯、日本的商人与学者。

在贞观时期，唐朝与周围民族交流频繁，长安由此成为真正的国际大都会。

贞观时期，

唐朝与周边民族交流频繁，长安成为世界性都会，丝绸之路空前繁荣。

唐太宗这一种兼容并蓄的治国智慧，使唐朝充满了张力和活力，塑造贞观之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繁荣景象，

唐朝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王朝，以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赵匡胤的治国理念却是另一个极端。由于他从五代武将专权的乱世中走出来，自己也是通过“陈桥兵变”夺权，对拥有兵权的武将自然使持有警惕。在登基之后，

没多久就“杯酒释兵权”，剥夺禁军将领的兵权；又设立枢密院与三衙互相制约，使“将不得专其兵”。

赵匡胤历经唐末五代的战乱，始终将“重文轻武、强干弱枝”作为基本国策。为了削弱武将的权力，他公开宣称”宰相需用读书人“，

造成北宋文官比例大幅度飙升：枢密使正副职中，文官占比最高达84%，武将仅占16%。

赵匡胤对五代“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深刻恐惧，

为了控制将帅的兵权，派文臣出任地方知州，甚至在军队中设置“文官监军”，即便武将战功赫赫，也需受文臣掣肘。

虽然赵匡胤“重文轻武”的国策，杜绝了武将叛乱，避免了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让北宋实现了内部的长期稳定，推动了北宋文化的繁荣。

但代价却是很惨重的：文官集团的膨胀，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造成了“冗官、冗兵、冗费”的积弊，军队战斗力直线下降。

元朝修《宋史》时精准点出赵匡胤制度的短板：过度求稳让，虽然令宋朝拥有发达的经济文化，却成了“弱宋”。在面对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如辽、金、西夏当都是屡战屡败，最终酿成“靖康之耻”。

如同《太平年》里展现的，赵匡胤晚年对着燕云地图长叹的镜头，藏着他“防内乱却难御外侮”的终极无奈。

李世民的用人之道，乃是不计出身、地位和不计前嫌，不拘一格降人才；开阔的胸襟，乃是封建帝王的典范。

如魏征曾经是李世民权力争夺对手——太子李建成的谋士，多次向太子李建成建议诛杀李世民。

但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继承皇位后，不计前嫌，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一生进谏二百多次，言语犀利，

李世民虽有怒意，终能包容，并且为魏征留下“以人为镜”的名言，成就一段“君臣辅助”的千古佳话。

马周是出身贫寒的寒门子弟，流落长安时靠给中郎将常何代写奏章

，文章的才气引起李世民注意；李世民不仅当面召见他，破格提拔他为监察御史

，后来更升任中书令，成为唐朝名相。

为了重用人才，李世民修建了凌烟阁表彰二十四功臣。表彰的名单中，既有秦府旧部，也有政敌李建成的旧属、隋室降臣，甚至包括曾与唐军为敌的尉迟敬德。

当尉迟敬德归降之后，李世民的诸多将领恐惧他曾经是敌人，主张诛杀。但李世民力排众议，予以释放，并且

还赠金安抚。这一份开阔的胸襟，令尉迟敬德死心塌地追随。

对于侵袭边境的北方游牧民族将领，

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也信任有加，皆授以重兵。正是李世民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开阔胸襟，

使得唐朝汇聚了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顶尖人才，形成了“群贤毕至”的政治格局。

此外，李世民完善科举，使更多庶族子弟寒门子弟，通过科举得以参政；同时，保持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的平衡，

形成开放而稳定的统治集团。就是因为李世民唯才是举的胸襟，使得贞观年间人才辈出，群星璀璨。

相比之下，赵匡胤的用人风格偏向于保守，充满了“制衡与防范”的算计。他虽然重视人才，但更倾向于重用“自己人”，核心班底大多是是后周旧部和家乡亲信。

如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领，均是赵匡胤“义社十兄弟”的成员。

对后周旧臣，赵匡胤虽未大肆清洗，却也未给予充分信任，导致许多有才能的后周旧臣被边缘化。更关键的是，赵匡胤未建立完善的选官制度，使宋朝后期陷入文官集团膨胀，

“冗官”需要精简机构的困境。文官官僚机构的臃肿，导致管理效率低下，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实力。

赵匡胤虽然重用文官治理天下，却是从“制衡与防范”角度去考虑。他通过“杯酒释兵权”对功臣的兵权柔性剥夺，

之后通过轮换将领、文官监军等制度，彻底瓦解了武将的权力基础。

如石守信交出兵权后，被授予虚职高爵，终日饮酒享乐；慕容延钊等开国将领，也早早退出实权岗位

。虽然避免了内乱，却寒了武将之心，削弱了国家进取的动力。

为了防止唐末以来武将叛乱的局面出现，赵匡胤的人才选拔比较谨慎，注重于“听话可控”并非“开拓能力”，

虽然防范了北宋武人叛乱，却是朝廷缺少锐意进取的人才。

虽然赵匡胤也善待投降将领，如吴越钱俶、南唐李煜均得善终；但对功臣都是恩养而不重用。这一切导致宋朝虽有贤才，却难成开拓大业。

影视剧《太平年》让我们看到赵匡胤作为一代帝王，

终结乱世的责任和担当，却令我们读懂他受时代局限“不得不为”的无奈。

通过比较，可以总结李世民和赵匡胤两个帝王的格局，本质是“风险与开拓”的平衡艺术——赵匡胤求稳避乱，守住了内部秩序，却失了疆域张力；李世民开拓进取，奠定了大唐气象，却也需应对扩张后的治理难题。

这对当下的我们同样启示：一味守成只会固步自封，盲目开拓易失根基，唯有平衡，才能行稳致远。

来源：柳州阿妹侃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