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 斌，贵州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省电影家协会主席。二级高级记者，历史学博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贵州省省管专家。主要从事传播学、民族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

吴 斌，贵州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省电影家协会主席。二级高级记者，历史学博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贵州省省管专家。主要从事传播学、民族文化研究。

【摘要】本文以热播电视剧《乌蒙深处》为研究对象，将其视为观察“新主流”影视创作范式转型的关键样本。综合运用跨学科文本分析法，从社会学（政治学）、美学、传播学、文旅经济学与历史学五个核心价值维度，系统剖析该剧如何将宏大的国家叙事转化为可感、可知、可亲的个体故事与审美体验。旨在揭示以编剧欧阳黔森为代表的“深扎”式创作通过微观政治赋权、新乡土美学建构等，成功实现社会效益、艺术价值与市场反响的高度统一。为主旋律文艺作品突破叙事与传播瓶颈，实现有效的“意义”供给与广泛的“意思”接受，提供了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创作范式与传播逻辑。

【关键词】欧阳黔森；新主流影视；乡村振兴；“深扎”式创作

2025年末，电视剧《乌蒙深处》在央视一套的收官创造了优异成绩：CVB收视率每日夺冠，全剧平均收视率达2.724%[1]，全网热搜110个，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超24亿次，猫眼全热度全网曝光累计超6亿次[2]，芒果站内播放达16．8亿次。

电视剧《乌蒙深处》（2025）海报

这不仅是一部电视剧的成功，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事件。该剧改编自欧阳黔森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发表于《中国作家·文学版》2022年第10期头条，其后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由欧阳黔森编剧并担任总制片人，而这已是他第三部将文学成果转换为影视成果的优质作品：2020年播出的《花繁叶茂》改编自其长篇小说《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发表于《人民文学》2018年第1期头条；2024年播出的《沸腾的群山》改编自其长篇小说《看万山红遍》，发表于《人民文学》2018年第10期头条——这三部作品的成功，充分说明欧阳黔森已打通“文学+影视”创作上下游、全流程各环节，充分实现了从“文学文本”到“影视呈现”的转化，继而进一步推动实现从“影视呈现”到“融媒体破圈传播”的融合转化。

回到《乌蒙深处》，当乡村振兴战略蓝图转化为荧屏上“乌蒙三棵草”的创业日常，当新主流命题与轻喜剧风格、唯美画面相融合，它便跨越了题材的边界，击中了时代最普遍的情感需求。

一、社会学/政治学价值：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微观政治与叙事赋权

北宋曾公亮曾有诗云：“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一个事物在发展中产生的社会、政治意义，往往从其创作传播的时候就初现端倪。近代以来，在马克斯·韦伯等社会学家的现代社会理论影响下，有学者提出“艺术社会学”概念，聚焦文艺传播的社会机制、审美实践与社会形态关联，其主要研究对象，就是文艺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介入。因此，《乌蒙深处》所引发的传播热潮，其本质就是一场成功的社会生产和社会介入，是一场深入人心的政治与社会叙事实践。

（一）“主体性”的彰显：从“被振兴的客体”到“自我发展的主体”

《乌蒙深处》的核心突破，在于它旗帜鲜明地塑造并歌颂了乡村的“内生主体性”，深刻回答了“乡村振兴究竟依靠谁”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这一维度上，对比《乌蒙深处》与费孝通的著作《江村经济》，能清晰揭示出八十余年来中国乡村叙事从“解剖对象”到“生命主体”的深刻嬗变。

《江村经济》是我国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里程碑，将中国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解剖式”呈现。然而，这种研究本质上是理性且“冰冷”的，将农民及其生活视为被观察、分类和理解的客体与样本——“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4]。但他并没有就这个家庭在江村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演绎的故事作任何展开，很少出现具有丰富情感世界和自主意志的、跃然纸上的“个人”。

费孝通著《江村经济》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副标题: 中国农民的生活

出版年: 2001-3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乌蒙深处》始终将镜头对准“人”本身。它也描述社会结构，但它的描述服务于人物命运的展开。在这里，乡村的社会运作和发展，转变为具体人物在具体情境下的抉择与冲突，欢笑与泪水。这种叙事完成了关键的“赋情”，即赋予乡村发展以充沛的人文关怀和情感动能。受众看到的不仅是被研究的“江村”，更多是可以共情、可以向往的“乌蒙深处”。这种从“客体样本”到“主体故事”的转换，是《乌蒙深处》能引发广泛共鸣的情感基石。

（二）“差异化发展”的路径探索：乡村价值的再发现与文化根脉的现代转化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充分挖掘具有农耕特质、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加大对古镇、古村落、古建筑、民族村寨、文物古迹、农业遗迹的保护力度。要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5]。《乌蒙深处》以其细腻的笔触，深入探讨了基于本土文化根脉的差异化、特色化振兴路径，这构成了该剧叙事中极具前瞻性的部分。

电视剧《乌蒙深处》（2025）剧照

剧集呈现了一场关于乡村发展方向的隐性辩论：乡村振兴，是成为城市的粗糙复制品，还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回并强化独一无二的自己？剧中悬崖村的发展，没有依赖于引入大型重工业或进行破坏性开发，而是精心培育了以苗绣非遗、特色民宿等为核心的文旅融合产业，这是对贵州乃至全国众多乡村“非遗+文旅”成功实践的高度提炼。

（三）“真实感”的构建：艺术真实、生活真实与政治真实的互文共振

《乌蒙深处》的真实感并非对生活表层的机械复刻，而是艺术真实、生活真实与时代政治真实三者之间建立的强大共振的艺术表现。这源于创作方法上极致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编剧欧阳黔森及其团队秉持“不到一线眼见为实，决不引用”的原则，历时两年深入贵州9个市州、36个县、156个村寨进行蹲点采风。剧中“悬崖村”的蜕变史诗，是艺术化熔铸了化屋村、花茂村等多个贵州村寨真实变迁历程。这种“在地性”创作，确保了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浸透着黔山贵水的肌理与温度。

二、美学价值：“新乡土美学”的四维构建与贵州实践的感官诗学

“岭含晓色千重霁，风动天声万里寒。”清代诗人董淑昌笔下的黔山晨景，凝练地捕捉了贵州清朗而雄浑的气韵。《乌蒙深处》所创造的美学世界，正是对这种古典诗意美学的当代承续与创新超越。该剧摒弃了传统乡村题材中或悲情或猎奇的美学定式，而是围绕贵州“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谐之美”“发展之美”，对“贵州印象”进行了革命性的审美重构，构建了一种既根植于地方特质、又洋溢着时代精神的“新乡土美学”。这一美学建构并非简单的风光展示，而是“一个文化地理学的意义上的空间符号，是一个表达作家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想象的空间。每一个村庄都隐喻着一种现代知识分子对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的理解”[6]剧中的乌江百里画廊、鸭池河特大桥横跨的峡谷，呈现出贵州自然风光的壮阔气势；晨雾缭绕的梯田、幽深静谧的溶洞、清澈见底的溪流，则展现出精微灵动的细节。水流声、鸟啼声、风雨声……这些元素共同谱写出层次丰富的“自然乐章”。剧中频繁出现的本土特色食物、传统酿酒工艺，虽然没有直接描绘气味，却能巧妙唤起受众的嗅觉感受。这种融合了多重感官的叙事手法，有效消弭了屏幕带来的距离感，“被想象力所捕捉的空间，不再是中性的几何学空间，而是充满了情感价值的‘诗学空间’”[7]，引导受众进入全方位的沉浸式审美状态。

（二）人文之美：文化根脉的活性转化与情感投射

该剧在呈现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时，巧妙地规避了将其固化为标本或异域风情的倾向，转而着力刻画其在当代语境中的动态传承与情感共鸣。

电视剧《乌蒙深处》（2025）剧照

在这部作品中，苗绣成为串联人物际遇、铭刻民族历史与推动故事演进的关键元素。既有历史文化与当代美学的融合，也有传统手工作坊升级为文化创意品牌的跃迁（如亮相巴黎时装周的经典场景），鲜活呈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

（三）和谐之美：生态伦理的影像践行与“天地人”的哲学意境

1.“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视觉辩证法

全剧的核心叙事，正是探索如何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前提下获得“金山银山”。镜头在展现壮丽山河的同时，总是平行展现着以此为依托的民宿、观光农业和环保设施。这种影像的交错，构成了一套清晰的视觉辩证法：自然之美不是发展的障碍，而是最宝贵的资本；发展不是对自然的征服，而是对其价值的深度发现与可持续利用，这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将一种深刻的生态伦理，转化为可知可感的画面逻辑。

2.“诗意地栖居”：空间营造中的和谐哲学

剧中无论是山巅小屋所呈现的宁静通达，还是民宿建筑与山体地貌的巧妙融合，都显示出一种对自然的尊重。建筑不再是突兀的入侵者，而是如同从土地中生长出来一般，这种空间营造的美学，深受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哲学的影响。它向受众传递出一种信息：现代化的乡村生活，完全可以且应该是一种与自然节奏同步、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和谐之美”。

（四）发展之美：内生动力视觉化与未来图景的审美呈现

最终，《乌蒙深处》所有美学努力的落脚点，在于呈现“发展之美”。这种美不是冰冷的GDP数字，而是将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奋斗过程以及充满希望的未来，本身作为审美对象进行讴歌与礼赞。

剧集中现代性的元素与古老的乡土场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充满动感的视觉景观。同时，《乌蒙深处》大胆勾勒了一个具有“未来感”的乡村意象，这些意象共同拼贴出一幅关于乡村未来的光明图景。该剧通过呈现一个既真实（基于众多原型）又理想（经过艺术提炼）的“悬崖村”，为受众，尤其是年轻受众，提供了一个关于乡村可以何等美好的具象化希望，从而激发认同、向往乃至投身其中的行动力。

三、传播价值：仪式、情感与跨媒体叙事下的“破圈”逻辑

约翰·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认为，“越趋向微观层面，它就越异质和多样化，也因为此，具有多样性的趋向于微观层面的媒介化才具有了各种解读的可能”[8]，并走向前文所述的“微观政治”的层面。

“贵州总结提炼运用新媒体开路、传统媒体跟进，新老滚动、上下联动、内外互动的融媒体传播‘打法’，打造小切口、有温度、暖人心的‘小温暖’宣传产品”[9]，这是贵州近年来在舆论传播领域的积极尝试。《乌蒙深处》的价值远不止于一组组破纪录的收视与网络数据。其深层的意义在于为主流价值、乡土题材在当代复杂传播环境中的有效抵达，提供了一套可复制的“破圈”方法论。

（一）仪式构建：从“观看行为”到“参与仪式”的情感皈依

该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这一媒介事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仪式属性。黄金时段意味着最大公约数的家庭受众、稳定的收视习惯以及被主流媒体赋予的权威性。当千家万户在固定时间锁定同一频道，跟随“悬崖村”的故事起伏时，观看行为便脱离了随意性，成为一种带有约定性的社会仪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收视数据显示其播出期间稳居榜首，这不仅是数字的胜利，更是仪式成功举行的证明。

电视剧《乌蒙深处》（2025）剧照

这场仪式的凝聚力，还根植于剧中无处不在的“小温暖”叙事，整部剧“烟火气”十足，从不直接言说伟大，却让奋斗的历程充满温度与人性微光。

（二）情感破圈：共鸣机制的生成与“可信、可敬、可爱”的根基

通过欧阳黔森创作中的“深扎”，确保了剧情充满“可信”的细节。在“可信”的基础上，剧集通过塑造立体、鲜活的奋斗者群像，激发了受众“可敬”的情感。男主角麻青蒿的返乡创业，并非简单的“降维打击”，而是一个在外开阔眼界后，重新发现家乡价值，并面临亲情、友情、市场风险等多重考验的复杂成长过程，其抉择充满了当代青年关于“自我实现”与“乡土责任”的思辨。女主角衮月亮对苗绣的坚守与创新，则代表了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对文化根脉的深情凝视与创造性转化的智慧，这些“群像”共同构成了一幅“新农人”的奋斗图景。

剧中整体画面采用明快的光影处理，使奋斗故事洋溢着生活气息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精心设计的生活片段如同春雨，为作品注入鲜活的生命力，让严肃的主题变得亲切动人，实现“可爱”这一情感共鸣。

（三）跨媒体叙事：景观拓展与“青春版贵州”的IP化传播

麦克卢汉认为，“多种学科理论、媒介的集合、交叉与混合，以及它们的再度兼容，就像聚变能释放出新的巨大力量”[10]。《乌蒙深处》成功地从一个线性叙事的剧集文本，衍生为一个立体的、可供多向度参与的“跨媒体叙事”网络，实现了传播效果的指数级放大。

1.多感官“种草”：从观剧到“云游”的体验延伸

剧集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精致的“贵州文旅综合体验包”。它对服饰、音乐、美食、风光的极致呈现，激发了受众强烈的体验欲。大量受众自发截取剧中精美的空镜作为壁纸，讨论苗绣纹样的寓意，搜索“同款”酸汤鱼火锅和刺梨汁。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涌现出无数“《乌蒙深处》打卡攻略”，引导受众从线上观剧走向线下探访。这让传播突破了故事的边界，进入了生活方式推介与地理景观消费的层面。

2.IP衍生与二次创作：受众参与的狂欢

剧中人物关系、经典台词、轻喜剧桥段成为短视频创作的绝佳素材。更值得注意的是，剧中呈现的文化元素与现实中的文化实践形成了强劲的互动。例如，同样根植于贵州大地的“乌蒙村秀”，将彝族传统服饰与现代时尚融合，先后亮相深圳文博会、中国国际时装周，获得国际好评——这与剧中衮月亮将苗绣推向世界的叙事主线形成了美妙的互文，共同构建起一个充满活力的“贵州文化”传播矩阵。

（四）国际传播：从“乡土故事”到“中国叙事”的价值升维

据悉，《乌蒙深处》将译制为10余种语言在全球播映，其传播影响力已完成由本土辐射向全球拓展的重要跨越，成为塑造中国形象的一次生动实践。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最能够突破地域限制的往往不是概念性的思想，而是真实可感的情感共鸣与普遍关注的社会议题。如《乌蒙深处》，尽管该剧植根于贵州乡村的特定环境，但其所探讨的核心主题——年轻一代的人生抉择、传统价值与现代思维的碰撞、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都具有世界性的现实意义。

四、文旅价值：影视文本作为地方发展的“战略媒介”

恩格斯认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依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他强调社会意识（哲学）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可能不平衡；马克思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1]。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认为，这种关系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艺术生产领域内部不同艺术种类的不平衡……其二是整个艺术领域的繁荣同社会一般发展关系的不平衡”[12]——这种艺术（文化）上的“不平衡”可以指导推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化超前发展，也可以反过来刺激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文化发展进一步推进经济的发展。

电视剧《乌蒙深处》（2025）剧照

在贵州的历史实践中，这一点也被反复证明：王阳明龙场悟道，说明深刻的思想创造并不必然与所在地的经济发达程度同步；贵州四大文化多元融合的文化资源，使贵州能够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文化领域的“弯道超车”；贵州文旅深度融合，将“村超”“村BA”等文化现象直接转化为巨大的旅游消费和经济活力……更重要的是，贵州的实践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内涵。它表明，这种率先繁荣的文化不仅是“反作用”于经济，更能在新发展理念下，直接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和比较优势。

在这一维度上，《乌蒙深处》扮演了一个高效且充满情感的“战略媒介”角色，超越了传统影视作品作为风景宣传片的浅表功能，深度介入到地方文化资源发展的全过程之中。该剧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指出的“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的复合优势，通过艺术叙事进行凝练和升华，不仅生动诠释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融合之道，更在实践中成为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文化基础设施。

（一）理论框架：“战略媒介”与地方文化资本的现代转化

经济学家于光远曾说，“旅游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又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13]。《乌蒙深处》正是这一理论的成功范本。它并非简单取景于贵州，而是将贵州“四大文化工程”，以及旅游产业化“四大行动”[14]，内化为剧集的叙事基因。在此过程中，电视剧本身也超越了作品范畴，成为助推“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和旅游强省建设”这一省域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强劲传播引擎。

（二）深度转化：红色基因的叙事激活与精神赋能

贵州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地”，红色是这片土地最鲜明的文化底色。《乌蒙深处》作为一部聚焦当代的剧集，其高明之处在于将红色文化蕴含的奋斗精神、为民初心与集体主义，创造性地深度转化为驱动当代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与价值基石。

剧中的“悬崖村”，其地理空间的险峻与改造的艰巨，本身便是“乌蒙磅礴走泥丸”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隐喻。主人公麻青蒿、衮菖蒲等青年面临的创业困境、观念冲突与路径选择，与革命先辈曾面临的艰难险阻形成了精神谱系上的呼应。他们不畏艰险、开拓创新的行动，正是长征精神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的生动体现。这种叙事策略，使红色文化摆脱了单纯纪念馆式的怀旧，转而成为激励当下创造、塑造集体认同的活性力量。

（三）活态传承：民族文化的审美呈现与产业赋能

《乌蒙深处》中衮月亮的故事线至关重要，她并非一个固守传统的符号，而是推动“巧手经济”的现代创业者。她将祖传的苗绣技艺，从穿戴服饰拓展至文创产品、时尚秀场，最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条叙事线，精准对应了贵州现实中“培育‘苗绣’‘贵银’等民族手工艺品牌化、产业化”的战略部署。这为受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不仅能够生存，更能创造巨大价值，从而从根本上增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认同。

（四）融合增效：影视文旅的景观构建与品牌赋能

《乌蒙深处》本身就是一部超高清、强叙事的“贵州文旅形象片”，它在“视觉种草—情感连接—消费驱动”的链条上，展现出作为战略媒介的强大效能。

一是构建出“向往感”十足的立体贵州意象。剧集精准回应了现代游客，尤其是城市年轻群体对于“诗意栖居”和“深度体验”的渴望，将贵州从一个旅游目的地，升华为一个值得向往的生活方式选项。二是驱动现实世界的文旅消费与区域协同，传播热度直接转化为旅游意愿。三是印证群众主体与可持续发展的成功模式。《乌蒙深处》中，乡村振兴是政府、企业、返乡青年、本地村民等多方协作的成果。这恰恰是贵州近年来“村超”“村BA”等文旅传播事件所体现的“群众主创、政府服务、传播推动、文旅赋能”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戏剧化再现。

五、

史学价值：荧屏上的“新方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

王昌龄吟咏“夜郎天外怨离居”，李白慨叹“随风直到夜郎西”，白居易则愤愤然“天教抛掷在夜郎”……贵州，这片历史上的蛮荒之地，如今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乌蒙深处》则在今时当代，用史诗般的艺术创造，回应着这些古代文人墨客对贵州的哀愁与遐思，且自觉地承担起一份厚重的历史责任。它不再仅仅是艺术创作，而成为一部记录时代、诠释变迁、凝聚认同的动态影像史籍。这部作品是一部活生生的当代史，是正在真实发生的中国农村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ing”。它以光影为笔，以山河为卷，以其独特的美学实践与叙事智慧，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关于中国乡村振兴的鲜活“影像方志”；同时，它又以超越地域与族群的具体故事，深情构建并传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宏大的时代命题。其史学价值，正是在这“记一方之变迁”与“叙共同体之精神”的双重维度中得以确立和升华。

（一）作为“荧屏新方志”：《乌蒙深处》的影像史学实践

《乌蒙深处》是“影像方志”或“荧屏新方志”理念在目前主流文艺创作领域的问鼎之作。它完美契合了广义方志学的内涵：其记述的“方”，是乌蒙山区这一特定的地理与文化空间；其承担的“志”，是以系统的、艺术化的视听语言，对该区域在新时代所经历的历史性跨越进行全面的记录。

1.动态的“影像民族志”：记录变迁中的社会

该剧的史学价值，首先体现为其采用的是一种深描式的“影像民族志”方法。影视人类学认为，影像不仅是记录工具，更是理解和阐释文化的重要田野研究方法，“从而为有目的地抢救、研究保存那些正在不断消逝或演变中的人类社会的文化资料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和条件”[15]；“对于文化持有者而言，‘主位’影像不仅是一种表达自我、展示文化的方式，也是民族志影像全新的表达方式，使文化持有者能够以更加自主、更加主动的姿态，将自己的文化、历史和生活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16]。《乌蒙深处》本质上是一次运用影视人类学所进行的大规模田野调查和方志记载。它细致入微地记录了苗绣从家庭女红到时尚产业、从代际传承到跨界创新的完整链条；呈现了“赶场”集市上传统交易与现代电商思维的碰撞；刻画了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与“村民自治”如何协同发力。这些对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价值观念变迁的生动呈现，使该剧成为一份关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极其珍贵的动态影像档案。它保存了那些即将消失或正在剧烈变化的“活态”文化细节，其信息密度与情感温度，是任何静态的统计报表或志书条目都无法比拟的。

2.拓展的“史学边界”：“大方志观”下的价值创新

《乌蒙深处》的实践证明了，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完全可以承载并拓展方志“资政、育人、存史”的核心功能。在“资政”层面，它通过成功的艺术呈现，为全国各地的乡村振兴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乌蒙样本”和“贵州经验”；在“育人”层面，它以青春化的叙事，激励着广大青年认识乡村、热爱乡村、投身乡村，发挥了强大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存史”层面，它更是开创了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影视语言书写当代史的新范式。这标志着，历史的书写权与阐释权，正在从专业的史志机构、学术殿堂，部分地向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创作开放和共享。

（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从地方故事到国家认同

《乌蒙深处》更深刻的史学意义在于，在全球化语境下，它成功地将一个发生在贵州乌蒙山区的地方故事，升华为一个能够凝聚全体中华儿女情感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

电视剧《乌蒙深处》（2025）剧照

该剧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理念深植于每个角色的选择与情感之中。麻青蒿的“归来”，表面是个人事业的选择，内核是对“根”的认同与对“乡”的责任；衮月亮对苗绣的坚守与创新，既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更是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剧中人物对家乡建设的每一分投入，都自然流露出对脚下土地和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的深厚情感。《乌蒙深处》让受众看到，对家乡、族群的热爱和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通过“家国同构”的情感逻辑，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感可触、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生命体验。

《乌蒙深处》启示我们，在媒介融合的时代，历史的书写与民族精神的传达，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形态。当一部电视剧能如《乌蒙深处》这般，既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家情怀，又有“成一家之言”的艺术魅力，那么它便超越了娱乐产品的范畴，成为承载集体记忆、塑造文化认同、照亮未来道路的重要文化基石。

六、结语：价值共振与“新主流”的未来

本研究试图揭示一个重要意义，即新主流影视作品的“破圈”之道，在于完成从“宏观命题”到“微观叙事”、从“宣传话语”到“情感对话”、从“文化资源”到“发展资本”、从“即时作品”到“时代史志”的创造性转化。《乌蒙深处》的成功雄辩地证明，当创作以真诚直面时代、以艺术贴近人心、以开放连接市场时，主流叙事便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社会效益、艺术价值与市场反响的“三效合一”。这一路径，为主旋律创作如何克服叙事瓶颈、实现有效传播，提供了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效度的关键启示。

作为针对单一典型案例的深度文本分析，本文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可以在欧阳黔森多部作品的研究中加以验证，但同时也可以更进一步地对受众反馈的实证数据收集与分析加以深化。

距今9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长征即将胜利时写下《七律·长征》，时至今日，乌蒙依旧磅礴，而贵州早已旧貌换新颜，这正是又一次“长征”的胜利。展望未来，“新主流”影视创作的探索之路广阔而深远。在国际传播维度，还可深入探讨新主流影视创作所承载的“中国故事”叙事语法，如何在全球语境中进行有效的跨文化译介与接受。在理论构建维度，新主流影视创作的复合价值实践，也可以建立更广泛的跨学科分析框架，以更全面地阐释和引领新时代的文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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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电影评介》杂志2026年第1期

制作 韦露

一审 李俊

二审 申云帆

三审 曾珍

来源：天眼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