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捧“四大恶人”（刘华强、祁同伟、高启强和刘天也）

摘要：当《狂飙》中高启强的“大嫂穿搭”成为潮流，当《征服》里刘华强的台词被奉为“霸气语录”，当《罚罪2》中刘天也的“狠戾智谋”收获一众拥趸，当《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的“胜天半子”引发集体共情，一个值得警惕的文化现象浮出水面：越来越多双手沾满罪恶的影视反派，正在跳出“

当《狂飙》中高启强的“大嫂穿搭”成为潮流，当《征服》里刘华强的台词被奉为“霸气语录”，当《罚罪2》中刘天也的“狠戾智谋”收获一众拥趸，当《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的“胜天半子”引发集体共情，一个值得警惕的文化现象浮出水面：越来越多双手沾满罪恶的影视反派，正在跳出“人人喊打”的传统叙事，成为流量追捧的焦点。有人发问：钟情于这些作恶多端的反面人物，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事实上，这场集体追捧的背后，藏着社会情绪的投射、创作逻辑的偏移与价值认知的模糊，其危害远比单纯的“观剧偏好”更为深远。

一、反派“出圈”：从工具人到流量主角的叙事进阶

回望影视创作的历程，反派角色曾长期是“脸谱化”的代名词。《小兵张嘎》中的龟田、《地道战》中的汤司令，其存在意义只为衬托主角的正义，性格单一、善恶分明，承担着“情节助推器”的功能。但随着观众审美升级与创作理念革新，非黑即白的二元叙事逐渐退场，“灰色地带”成为人物塑造的新战场。

如今的热门反派，早已摆脱“一黑到底”的桎梏，成为拥有完整人生轨迹与复杂情感的“立体人”。高启强从被地痞欺压的卖鱼贩，一步步沦为操纵京海的黑帮大佬，他对家人的温情与对对手的狠辣形成强烈反差；刘华强的嚣张跋扈背后，藏着对兄弟的“义气”与对现实不公的极端反抗；《人民的名义》中贪赃枉法的祁同伟，其“凤凰男”的出身与被权力碾压的无奈，也让部分观众生出“哀其不幸”的感慨。

而《罚罪2》中的刘天也，更是将反派的“立体性”推向了新高度。这个游走在黑白两道的角色，既有着黑帮骨干的冷血与狠绝，为了家族利益不惜铲除异己、践踏法律；又有着对乡土的执念与对底层兄弟的“江湖义气”，会在同乡遭遇困境时出手相助，会在家族面临危机时扛起重担。创作者刻意放大了他身上的“矛盾感”：他是规则的破坏者，却也是某种“江湖秩序”的维护者；他双手沾满鲜血，却也藏着不为人知的柔软。这种复杂的人设，让刘天也跳出了传统反派的框架，成为观众热议的“魅力型恶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作品陷入“为反派而反派”的创作误区。为了制造话题热度，刻意淡化反派行为的罪恶本质，将其堕落归咎于环境压迫、命运不公，却回避了其道德观念扭曲、法律意识淡薄的主观问题。高启强的“重情”被反复渲染，却鲜少被提及他如何利用老默的女儿威胁其卖命；刘天也的“义气”被大肆吹捧，却忽略了他暴力讨债、草菅人命的恶行；祁同伟的“不甘”被无限共情，却无视了他包庇强奸犯、打压异己的斑斑劣迹。这种“明捧正义、暗吹反派”的操作，既收割了流量红利，又规避了审查风险，却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模糊了善恶边界。

二、底层逻辑：社会情绪投射与价值认知的错位

观众对反派的追捧，本质上是现实社会情绪的镜像投射。当代社会高速发展，房价压力、职场内卷、阶层固化等问题，让许多人在现实中遭遇挫折与不公。从小被教育要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普通人，看着身边“不择手段上位者”风生水起，内心难免滋生失落与愤懑。而影视剧中的反派，恰恰成为这种情绪的“宣泄出口”——他们无视规则、反抗权威，用极端方式实现“逆袭”，这种“爽文式”的剧情，精准击中了部分人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

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一现象契合荣格的“阴影理论”。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藏着不愿承认的“负面特质”，如攻击性、控制欲等，这些特质在现实中被社会规范所压抑。当观众在安全的观剧环境中，看到反派毫无顾忌地释放这些“阴影”，并取得阶段性“成功”时，便会产生一种替代性满足。美国心理学家的研究也证实，当个体的道德认同感足够强烈时，会更倾向于探索人性的复杂面，对反派的欣赏本质上是对自我“正面人格”的反向确认。

但这种欣赏很容易滑向价值认知的错位。在流量逻辑的裹挟下，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心疼祁同伟”“羡慕宋思明”“为高启强洗白”“想嫁刘天也”等诡异言论，将恶人的伪善当成真情，把受害者的反抗视作“不懂感恩”。更有甚者，将反派的言行奉为“人生指南”，模仿其行事风格，模糊了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界限。这种错位的根源，在于部分观众将角色的“人设魅力”等同于现实中的“行为正确”，把情绪共情凌驾于法律与道德之上，最终导致是非观的扭曲。

而这一切的发生，与正面角色塑造的“失位”密切相关。对比《狂飙》《罚罪2》《人民的名义》中鲜活立体的反派，几部剧的正面人物都陷入了“脸谱化”的窠臼，成为推动剧情的“工具人”。《狂飙》中的安欣，正直善良、坚守底线，却被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他不懂变通，不顾自身安危，甚至在亲友劝说下仍一意孤行，这份“纯粹”在现实语境下显得格格不入，观众难以从他身上看到普通人的挣扎与权衡；《罚罪2》里的常征，肩负着铲除赵家的使命，却被刻画成“正义的符号”，他的愤怒与执着缺乏细腻的情感支撑，人物动机显得单薄苍白；《人民的名义》中的侯亮平，一身正气、嫉恶如仇，却像是“开了金手指”的完美英雄，他没有背景顾虑，没有人性弱点，这种“悬浮感”让观众难以产生共情。

这些正面角色的塑造，往往陷入三个误区：一是过于完美化，剥离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让角色失去真实感；二是脱离现实逻辑，他们的坚守与反抗不考虑现实阻力，更像是编剧强行赋予的“正义光环”；三是违反人之常情，面对亲友的羁绊、利益的诱惑，他们总是能毫不犹豫地选择正义，却没有展现出普通人在这种抉择中的痛苦与纠结。当正面角色沦为“正义的符号”，而反派却拥有“人性的温度”，观众的情感天平自然会向后者倾斜。

三、社会危害：善恶模糊背后的价值危机

影视反派的“偶像化”追捧，绝非无伤大雅的娱乐现象，其潜藏的社会危害正在逐步显现。

首先，它会侵蚀社会的价值根基。影视作品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传递的价值观直接影响观众的认知与行为。当青少年看着网友为高启强的暴力行径喝彩，为刘天也的江湖义气点赞，为祁同伟的“胜天半子”呐喊，他们可能会误以为“只要有苦衷，作恶便可以被原谅”“权力至上，规则可以被践踏”。20世纪90年代黑帮片盛行时，就有青少年模仿剧情拉帮结派、打架斗殴，而如今对贪官、黑帮大佬的追捧，本质上是对法律尊严、道德底线的漠视。这种错误的价值导向，会让部分人逐渐丧失对善恶的判断力，进而在现实中触碰法律与道德的红线。

其次，它会加剧社会的是非混淆。当“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变成“可怜之人便可原谅其恶”，当“胜天半子”的野心盖过“奉公守法”的坚守，整个社会的正义观将面临严峻挑战。现实中，已有小学生复刻悬疑剧反派宣传照引发热议，更有甚者在社交媒体上为现实中的恶行找借口，这种“恶之共情”正在消解社会的公序良俗。当“青天大老爷”不再被信仰，当作恶者反而被崇拜，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将被侵蚀，社会治理的成本也将大幅增加。

再者，它会误导文艺创作的导向。当流量数据证明“反派更吸睛”，越来越多的创作者会陷入“唯流量论”的误区，将精力放在制造反派的“话题点”上，而忽视了作品应有的社会责任。文艺创作的本质，是引导人们向善向美，而非渲染恶的魅力。如果任由这种“矫枉过正”的创作风气蔓延，影视作品将失去警示意义，沦为单纯刺激感官的娱乐产品，最终背离文化传播的初心。

结语：复杂≠美化，共情≠纵容

我们并非反对塑造复杂的反派角色。恰恰相反，立体丰满的反面人物是优秀作品的标志之一，他们能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人性的多面性与社会的复杂性。但复杂不等于美化，共情不等于纵容，创作的底线永远是明确善恶边界、坚守价值导向。反派可以有悲情过往，可以有性格魅力，但必须让其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让观众在共情其挣扎的同时，更能认清恶的本质。

对于观众而言，更需要保持清醒的认知，分清艺术虚构与现实生活的区别。欣赏反派的“人格魅力”无可厚非，但不能因此模糊是非、颠倒黑白。我们可以理解高启强的无奈，却不能原谅他的杀人越货；可以共情祁同伟的挣扎，却不能纵容他的贪赃枉法；可以惊叹刘天也的智谋，却不能忽视他的血腥罪行。因为现实中的恶，从来没有“影视滤镜”的加持，其对他人、对社会的伤害，远比剧情更为残酷。

影视圈更该守住初心，停止“阳奉阴违”的套路。“绣红旗”不该是流量密码，而是真正的价值追求；塑造反派不该是为了制造话题，而是为了警示世人。只有当作品真正做到惩恶扬善、坚守正义，当创作者真正肩负起社会责任，当观众真正能明辨是非、敬畏底线，这场扭曲的“反派狂欢”才能终止。毕竟，我们需要的不是让恶被追捧的娱乐产品，而是能照亮现实、引领价值观的好作品——这才是文娱圈该有的样子，也是每个社会成员值得拥有的精神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