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多观众觉得这一幕充满戏剧性，殊不知，这并非艺术的夸张，而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地上真实发生过的改革注脚——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探索，往往需要从经典著作中汲取底气，在理论与现实的夹缝中，蹚出一条发展的新路。 1979年，深圳特区刚成立时，摆在建设者面前的是“一穷

一

电视剧《小城大事》里有个耐人寻味的情节：

一群人顶着压力推进城市建设，要收取城市建设费，可这事游走在政策边缘，质疑声此起彼伏。

为了堵住悠悠众口，他们一头扎进马列全集里，字斟句酌地寻找理论依据。

很多观众觉得这一幕充满戏剧性，殊不知，这并非艺术的夸张，而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地上真实发生过的改革注脚——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探索，往往需要从经典著作中汲取底气，在理论与现实的夹缝中，蹚出一条发展的新路。 1979年，深圳特区刚成立时，摆在建设者面前的是“一穷二白”的现实：要盖厂房、修道路、建宿舍，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

有人提出“出租土地，以地生财”的想法，可在当时，宪法明确规定“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个念头无疑是突破制度红线的“大逆不道”之举。

深圳市房管局干部的骆锦星，抱着“要做事，先找理论依据”的决心，一头扎进厚厚的马列著作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列宁全集》中找到了关键论述——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这段语录，成了深圳土地改革的“尚方宝剑”。骆锦星当晚就敲开了市委书记的家门汇报，这番理论支撑，让深圳的改革者们吃下了定心丸。

1979年底，深圳率先与港商刘天就合作开发住宅，开创了内地商品房建设的先河。面对外界的质疑与诘问，深圳的干部们人人都能熟练背诵这句语录，用经典理论回应争议，为改革争取空间。

此后，深圳的探索步步深入，1987年12月1日，新中国第一场土地拍卖会在深圳会堂举行，骆锦星带领企业以525万元竞得858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这“惊天一拍”，彻底敲开了中国土地市场化的大门。 二

在电视剧《小城大事》里，赵丽颖饰演的角色紧盯“企业雇工超7人”的细节，这一幕并非艺术虚构，而是精准复刻了改革开放初期那段充满思辨与博弈的真实历史。

无独有偶，在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也因雇工人数，陷入了一场关于“姓社姓资”的全国性争论。

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经济刚刚萌芽，《资本论》中的论述成了划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标尺——雇工8人以下、雇主亲自参与劳动的，属于小业主；一旦雇工超过8人，就被贴上“剥削”的标签。

年广久的瓜子作坊越做越大，雇工人数达到12人，这个数字瞬间引爆舆论，批评与声讨的声音铺天盖地而来。

彼时，类似的争议并非孤例，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时任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发现，当地很多个体户的雇工早已突破“七人之限”，少则十几人，多则上百人。面对这些蓬勃生长的民营经济新芽，任仲夷没有简单叫停，而是推动广东社科界深入研究，从理论层面为这些新生事物寻找生存的合理性。 这场关于雇工人数的争论，持续了数年之久，直到1987年，中央5号文件出台，彻底放开了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限制。从“人数之限”的严苛约束，到雇工人数的全面松绑，这不仅是一个数字门槛的消失，更是一场思想的解放。 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无论是深圳的土地拍卖，还是芜湖的雇工之争，改革者们都曾面临“摸着石头过河”的迷茫与艰难。

他们从马列经典中寻找理论依据，并非教条主义的盲从，而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为改革争取合法性的智慧。

那些在经典著作里寻到的句子，就像一束束光，照亮了改革的漫漫长路；而那些敢于突破、勇于担当的改革者，则用实践证明：真正的理论，从来不是束缚手脚的条条框框，而是指导实践、推动发展的有力武器。

就像吴某人在他的《激荡三十年》里说的那句话一样

——改革从wei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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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激荡三十年》

来源：脑洞阐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