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国豪原本是一个体制内的小角色，有点小权利但是不大，不过他头脑很灵活，很会利用手中的这点小权利，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非常“敢干”。

《人之初》这部剧中，最可恨的角色，毫无疑问就是吴国豪，以吴国豪的所作所为，他根本就不配被称为人，简直就是禽兽不如。

吴国豪原本是一个体制内的小角色，有点小权利但是不大，不过他头脑很灵活，很会利用手中的这点小权利，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非常“敢干”。

吴国豪结识了一个摆摊的小商贩，这个人就是徐鹏，他把徐鹏推到前台，在他能够吃得开的地盘上，开了一家提供特殊服务的俱乐部。

他在俱乐部的房间里面安装了摄像头，录下了很多影像资料，以此来控制俱乐部中的女性服务人员，同时还用来威胁那些在俱乐部消费的顾客。

俱乐部就这样越做越大，但吴国豪却不满足于只靠提供特殊服务挣钱，他开始利用怀孕的女性服务人员贩毒。

后来杨文远出现，想要唤醒俱乐部里的这些女性服务人员。

吴国豪这时开始展现出他狠辣的手段，他先是当着杨文远的面糟蹋了曲梦，然后打死了杨文远。

后来又逼迫徐鹏勒死了曲梦，并把曲梦装在了广场狮子像的底座里面。

在他的折磨下，红月不堪受辱，跳入了海中。

多年过后，当曲梦的孩子高飞出来探寻母亲死亡真相时，吴国豪又对高飞的身边人痛下杀手。

以吴国豪这些行为，让他连续死几次都不足以赎罪。

其实在这部剧中，除了吴国豪以外，还有一个角色也非常可恨，这个角色就是一直披着“良善”外衣的杨文远。

在杨文远的“正面”光环之下，藏着的是自私与不负责任的内核。

杨文远第一次登场，就是一场不负责任的卧轨闹剧。在这种关乎公共安全的重要场所，他能毫无顾忌地趴在铁轨上，对周围人的呼喊置若罔闻。

但是当漂亮的曲梦出声喊他时，他便立刻爬起来了，这一细节如果置于反派角色身上，可能就要被贴上“好色”的标签了。

事后，他对曲梦说自己是“文字工作者体验生活、寻找创作灵感”，这个说法让人觉得他人品有很大问题，他将个人的创作需求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用极具危险性的行为换取所谓“灵感”，足以见得他缺乏基本的社会责任感。

如果说卧轨是个人层面的失责，那么杨文远煽动俱乐部女孩离开黑暗势力的行为，则是将更多人推向险境的不负责任。

在卧轨事件后，他缠上了曲梦，还公然提出让曲梦带领俱乐部的所有姐妹一起“醒来”的诉求，但是到底怎么样算是“醒来”？怎么样才能在保证人身安全的前提下“醒来”？他却没有给出任何具体可行办法。

作为在国有出版社工作、在本地传媒领域有一定名气的人，杨文远自身在面对俱乐部黑暗势力的残害时都毫无反抗之力，却贸然鼓动那些外地来打工的女孩与俱乐部决裂。

这些女孩背井离乡、无依无靠，俱乐部的黑暗势力对她们而言本就是难以抗衡的存在，而杨文远在没有制定任何周全计划、没有提供任何庇护支持的情况下，便大张旗鼓地号召她们反抗，无疑是将她们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他只沉浸在自己“唤醒者”的自我感动中，却忽视了现实的残酷与女孩们的安危，这种缺乏考量、不计后果的煽动，本质上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鲁莽行为。

他所谓的“唤醒”，并非真正为女孩们的自由与安全着想，更像是一场满足自我英雄主义幻想的闹剧。

在举报俱乐部失败后，他竟然再次选择卧轨逃避，更是将这种不负责任推向极致——他妄图以一死了之摆脱困境，却全然不顾自己的行为会给曲梦以及被他“叫醒”的女孩们带来怎样的后续麻烦。

杨文远的失责，不仅体现在公共事务与他人安危上，更体现在对亲密关系的轻率态度上。

曲梦怀孕后一直认为孩子是杨文远的，这一细节足以说明两人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夫妻关系，而杨文远在享受亲密关系的同时，却完全忽视了作为伴侣的责任与义务。

他既没有考虑到无保护措施可能带来的怀孕后果，也没有想过要为这段关系负责——不给名分、不做承诺。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时社会思想普遍保守，婚姻与名分在人们的观念中占据重要地位，未婚先孕对女性而言无疑会有巨大影响，杨文远的轻率之举，让曲梦独自承担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力，这种对亲密伴侣的漠视与不负责任，让观众很难认同他的人品。

如果是唯结果而论，那杨文远做出那些事情造成的后果，其实并不比吴国豪好，所以说杨文远实际上跟吴国豪一样可恨。

来源：那些故事有点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