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调查余则成与左蓝的关系，吴敬中却不惜违背戴笠的命令，违规起用佛龛。

“只蛰伏，不起用；待战时，见奇效”。

这是戴笠对佛龛的指示命令。

为了调查余则成与左蓝的关系，吴敬中却不惜违背戴笠的命令，违规起用佛龛。

吴敬中怎么敢？

怎么肯？

要知道，成功安插眼线在延安，是戴笠和郑介民都没能做到的事，可他吴敬中做到了。

最初，我和许多人一样，以为这不过是一个老特务多疑的本能，一次对潜在危险的例行排查。

可细想吴敬中是谁？

是在敌占区天津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熬过来的老牌特务；

是把“凝聚意志，保卫领袖”八个字琢磨了十五年，最后得出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结论的。

这样一个精明的人，会为了一个简单的“怀疑”，就轻易动用佛龛，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01

直到余则成说穆连成跑了，吴站长脸上那混合着错愕与肉疼的神情，我好像懂了。

他之把余则成从戴笠手里“要”过来，第一天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你，是我的人”。

这不是一场公事公办的情报核查，这是一场关乎吴敬中个人身家性命的豪赌。

他启用佛龛，根本不是为了党国，是为了他自己那颗越来越不安的心，和他那只越来越满的“聚宝盆”。

吴敬中的处境其实很微妙，甚至有些悲凉。

抗战胜利了，他盼星星盼月亮等来的不是论功行赏的清净日子，而是“前栅栏宿猫，后篱笆走狗”的混乱局面。

上面派来的陆桥山、马奎，哪个是省油的灯？

哪个又是真正听命于他这个站长的？

都不是。

他们背后各有靠山，来这里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监视和制衡他吴敬中。

他辛苦重建的天津站，成了一个各方势力都想咬一口的“香饽饽”。

环顾四周，他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能指望的，只有那份“往延安安插了佛龛”的功劳，和亲手要过来的学生余则成。

佛龛是他政治上的护身符，只要这颗钉子稳稳钉在延安，他吴敬中对戴笠、对党国就始终有价值。

而余则成，是他实施个人计划的白手套。

穆连成的酒厂，古董字画，这些才是吴敬中心心念念的“胜利果实”。

他早已看透什么主义，什么领袖，在乱世里都不如真金白银来得可靠。

他只想抓紧时间敛财，为以后不管是去广东、台湾还是国外，铺一条舒舒服服的后路。

而替他办这些见不得光的事，最关键的人，就是余则成。

所以，余则成必须是“自己人”，必须绝对可靠。

02

当余则成再三推脱，不肯把“太太”翠平接来天津时，吴敬中那颗充满算计的心立刻就拉响了警报。

在他那套“不重情分的人，难堪大用”的哲学里，一个连家室都不愿安在身边的人，怎么可能对长官、对“事业”忠诚？

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手下竟然查出余则成在重庆有个叫左蓝的“进步”女友，而且人已经去了延安。

那一刻，吴敬中感受到的，恐怕不是对“峨眉峰”的警惕，也是对自己“财路”受阻的忧惧。

为党国，佛龛自然不能动；

但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万贯家财，这张王牌也是可以打出去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场精妙的置换。

吴敬中把戴笠本应用于战略中的“佛龛”首次激活了，偷换成了服务于个人安危与私利的工具。

他关心的根本不是左蓝是不是GD，而是左蓝和余则成还有没有联系。

有联系，就证明余则成不可靠，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就岌岌可危，必须立刻除掉这个隐患；

没联系，他才能继续高枕无忧地让余则成替他敛财。

03

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剧中的许多细节，就都通了。

为什么在戴笠要来视察，并准备“单独谈话”时，吴敬中会那样慌乱，私下对余则成说“我这心里边真有点紧张”？

他怕的，就是余则成这个“变数”在戴老板面前乱说话。

而当余则成识趣地递上“效忠党国，首先要效忠长官”的投名状时，吴敬中立刻如释重负，甚至亲热地叫起了“兄弟”。

因为这意味着，至少在戴笠视察期间，他的“财路”是安全的，余则成还是那个“好用”的白手套。

吴敬中启用佛龛的这一刻，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亲手抽掉了自己信仰（如果还有的话）和事业的最后一块基石。

他将一个组织的战略资产，毫无负担地兑换成了个人利益。

这已远远超出了“腐败”的范畴，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清醒的虚无主义。

他看透了那座大厦将倾，所以拼命要从废墟里先扒拉出属于自己的金银。

李涯们还在为党国的命运流泪拼搏，而他们的站长，早已把灵魂和原则都标好了价码。

吴敬中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和深刻性，正在于此。

他不是脸谱化的坏人，他是一个在时代洪流和人性泥沼中，主动选择沉沦，并且沉沦得如此理智、如此彻底的人。

他违规启用佛龛，不是一次工作失误，而是他整个人生哲学的必然选择，是他为自己精心撰写的、最辛辣的注脚。

来源：米柴视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