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悬崖：再看大结局，才明白周乙暴露后高彬却感到伤心的真实原因

为了救出孙悦剑，周乙露出的马脚实在太多了。老魏假扮成日本宪兵队的人，跟着周乙去保安局找陈景瑜要人，就因为听不懂日语，被保安局看门的特务——鲁明的老同学——看出了不对劲。撤退之前，周乙做了一系列安排：辞退了家里的保姆刘妈，弄了两张边境通行证，还去银行取了一大笔现金。所有这些，都没逃过一直暗中盯着他的鲁明的眼睛。

鲁明本来就怀疑周乙是潜伏者，这下立刻向高彬举报。高彬虽然让鲁明再去核实细节，可他脸上并没有太多惊讶，反倒像是长久以来的猜测终于被证实，有一种“果然如此”的释然，甚至在这释然底下，还藏着一丝不愿承认、不敢面对的波动。

鲁明绑架了莎莎，逼已经撤到苏联边境的周乙返回哈尔滨自投罗网。高彬亲自坐在了审讯桌后面。

看着对面这个跟随自己多年、自己甚至付出过几分真诚的下属，高彬眼眶隐隐发湿。他搬出老邱的例子，试图劝周乙回头，却被周乙干脆地拒绝了。上面的处决命令下来后，高彬带着低沉的语调告诉了周乙，还让人打开了周乙的手铐，答应让他最后见一见莎莎。回到自己办公室，高彬背对办公桌，默默望着墙上末代皇帝溥仪的画像，过了一会儿，才低下头，整个人被一种无声的落寞与哀伤笼罩。

其实，从周乙决定回来、和顾秋妍吃最后一顿晚饭并被监听开始，高彬的情绪就一直透着明显的低落。他曾对鲁明说：“这些年我们一直想找出这个人，现在真找出来了，倒宁愿不知道。不知道的时候是恨，知道了，只剩伤心。”

周乙潜伏十年，高彬就查了他十年。可当真相大白、人就在眼前时，高彬为什么没有那种如愿以偿的快感，反而满脸都是掩不住的伤痛？重新回味《悬崖》，才慢慢看懂高彬冷酷外表下那点复杂的人性与真心。

一、惜才

在哈尔滨警察厅，高彬手下有三个特别显眼的人：阴险狡诈、不讲道义的鲁明；手段直接、残留一点底线的刘魁；还有一个，就是既有鲁明的心思、又有刘魁胆量的周乙。

因为内部人出卖，孙悦剑运送药品和电台的行动暴露了。药品被土匪劫走，土匪头子三江红不但不肯还，还通过有关大帅在黑市售卖。关大帅背景很深，连日本人都不敢轻易动他。

可周乙偏偏敢动。

得到高彬同意后，周乙带着鲁明、刘魁砸了关大帅的赌场。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关大帅搬出靠山，上面有人打电话说情，连高彬的夫人也来劝。高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这时只有周乙站出来，让他避开压力，把事儿揽到自己身上，还说只要两天时间。

周乙去找了日本宪兵司令涩谷三郎，强调关大帅挑战警察厅权威、勾结日本军官、可能通共，最终说动涩谷派出宪兵队协助。关大帅见到日本人立刻服软，按周乙的计划引出并歼灭了土匪，同时也逮捕了来不及转移的自家同志和药品。

剿匪多年难以清除的土匪，周乙借力打力，一举解决。

这还没完，周乙接着提出一个更惊人的计划：在药品里注入毒素，派人假装起义送到抗联，让他们慢性中毒。高彬听后忍不住赞叹：“这计划太厉害了，你真是天才。”

往药品动手脚的任务，又落到了周乙肩上。他向涩谷汇报，涩谷表面拒绝，背地里却找来搞“人体实验”的石井四郎。周乙当面揭穿石井部队的反人性本质，虽然惹怒对方，却正中他们下怀。

最终，药品被注入毒素，高彬安排人送往山上。幸亏周乙提前向被捕的小董透露身份，情报才得以送出，避免了一场大祸。

这一连串行动，表面是为打击抗联，实际上既救了小董，又把部分安全药品送了出去，还借此挖出了内奸、挫败了任长春打入抗联的阴谋。一石三鸟，周乙的头脑和胆识，确实少见。

在整个警察厅，周乙可以说是高彬最得力的“第一人”。他既能主动为高彬解围，又能洞察日本人的虚伪，把事情处理得滴水不漏。不仅日本人看重他，高彬自己也对他格外倚重。

就像任长春说的，“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心里有让人暖和的东西”；刘魁也说过，“周队长，你是厅里唯一的好人”、“你是我唯一看不明白的人，你很实在，可身上又有不一样的东西”。这些话不只因为他们还有点共同的良知，更因为他们都感受到周乙那种独特的为人和能力。

所以任长春到死都信着周乙，所以周乙就义前刘魁特意去监狱见他最后一面，而高彬，同样真心佩服周乙的才干。

周乙拒绝变节、最终牺牲，高彬心里除了不舍，更有一种深深的惋惜——惋惜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今后再也遇不到了。

二、处境

周乙撤离前，曾劝顾秋妍让他带走莎莎，顾秋妍没同意。那时已是1945年，整个东北的战局其实已经明朗。

高彬对形势心知肚明。但即便这样，在确认卧底之前，他还是两次试探周乙。

一次是在楼顶，苏联战机从天上掠过。高彬和周乙聊起局势：

周乙说：“国际形势对咱们不太有利啊。”

高彬接话：“是，谁都感觉得到。”

周乙又道：“其实日本人的实力没受太大损失，关东军主力还在，应该能撑一两年，到时候再和美国谈判，说不定有转机。”

高彬摇摇头：“我根本不信什么谈判。如果是战争刚开始还有可能，现在不一样了，老弟，这五年我们丢的筹码太多了。那些列强不会在你倒下时停手的。日本人要是败了，咱们的路也就到头了。”

周乙淡淡说：“人在乱世里，就像急流里的一片叶子。”

高彬忽然问：“你给自己留过后路吗？”

周乙回答：“想过，但没有后路。”

高彬听了，只是笑了笑。这话听起来像老大哥的推心置腹，可实际上，高彬那时已经知道周乙在处理房产，问“后路”分明就是试探。

越是局面艰难，越容易让人露出破绽。高彬在自己也无路可走的情形下，想逼出周乙完美伪装中的一丝裂缝。毕竟，他心里早就怀疑周乙了。

另一次，是孙悦剑等人被捕后，高彬准备把他们送到日本宪兵队。他单独留下周乙，看似诚恳地说：

“最近不知怎么了，压力很大。外面形势不好，德国在欧洲撑不住了，俄国人马上要打华沙。等美苏在欧洲会师，俄国人就能腾出手，东边战场就危险了……苦日子快来了。如果俄国人打过来，哈尔滨能守多久？跟你说个消息，日本已经在准备退守本土了。要是哈尔滨没了日本人，满洲国的军队什么样，你我都清楚。”

高彬甚至提出要建集中营，彻底清除有共产党倾向的人，还要写报告上交关东军司令部。他让周乙一起在报告上签名。

这个签名一旦落下，就是洗不掉的罪证。周乙以“没资格签字”“就算死也想死在这片土地上”拒绝了。

高彬表面上是在为两人谋出路，实则又一次试探出了周乙的立场。等周乙离开，高彬脸上的笑意立刻消失，眼神沉了下来。

所以当周乙身份暴露，高彬并不意外。对他来说，战局不利固然沉重，但周乙是共产党这个事实，冲击更大。他一边认定周乙就是卧底，一边心底又希望他不是。他还试图策反周乙，既想保全他，也想挽回自己的局面。周乙的决绝，某种程度上击碎了他心里残存的某种支撑。

十年追查，像一根弦绷在高彬心里。弦忽然断了，他感到的却不是解脱，而是无尽的空虚和疲惫。未来没了方向，只剩下煎熬的倒计时。

三、敬佩

在周乙的安排下，顾秋妍做了对周乙不利的证词。面对“铁证”，一直不松口的周乙不再隐瞒，对高彬坦白：

“我是共产党。”

高彬问：“你骗了我们这么多年，为什么？”

周乙答：“信仰。”

高彬不理解：“你们的信仰是什么？人道？你连自己同事都杀，做的事那么狠，这也是信仰？”

周乙说：“你理解得太浅了。”

高彬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不得不承认，在厅里，你是我最欣赏、最信任的人。我一直觉得你我像兄弟。日本人之前一直想要你，我怕你去了更麻烦……刚才我还在想，能不能为你争取特赦，或者直接带你见皇上。行吗？”

周乙摇头：“不必了。如果为了升官发财，我早就有别的选择。我说了，这就是信仰。”

高彬语气复杂：“你不觉得你们的信仰太虚了吗？”

周乙平静却坚定：“一定会实现的。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新政府，没有皇帝权贵，没有剥削压迫，不会丧权辱国，人民能活得有尊严。新政府不会奴役百姓。”

高彬吐出两个字：“幼稚。”

周乙回道：“没有理想的人，才会觉得别人幼稚。”

高彬看不起周乙的“不识时务”，周乙也看不上高彬的没有底线。高彬想策反周乙，其实是想造出第二个“老邱”——既保全周乙，也给自己添一笔功劳。可惜，他们根本是两种人。

但周乙毫不犹豫的拒绝，确实让高彬感到震撼，甚至有一丝敬佩。

高彬曾经成功策反过老邱。老邱当初被捕，高彬用家人威胁，他就投降了，成了藏在抗联的内线。可遇到同样的情况，周乙选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一个没有高尚信念的人，面对把信念看得比命还重的人，内心很难没有触动。

在周乙之前，高彬已经三次见过“不低头”的人：张平钧在就义前对他摇头；孙悦剑受尽酷刑不松口；纪连奎当着他的面咬死了狗。每一次，高彬看似无动于衷，其实心里不可能毫无波澜。而周乙这次，让他在最近的距离，看到了什么叫信仰的力量。

越是自己做不到，看到身边在意的人做到，就越清楚差距在哪里。

所以高彬对周乙终究不同。周乙被捕后，他没动刑，还解了手铐，答应他最后见莎莎；顾秋妍按周乙交代招供后，他放走了她和孩子；周乙就义前，他眼里的悲伤藏不住。

周乙回来见顾秋妍时，就已经布好了最后的局——他让顾秋妍除了任长春的事之外全部如实说，等于是送给高彬“一副断肠的药”。这药不仅破坏高彬的行动，更击垮他的内心。高彬的伤感，正来源于这种被彻底击溃后的自愧不如。

审讯时，高彬给周乙讲过一个故事，问他如何选择：

“一个学者搭渔夫的船过河。学者问渔夫：‘懂文学吗？’渔夫说不懂。学者说：‘真可惜，你一半生命没了。’过了一会儿又问：‘懂数学吗？’渔夫又说不懂。学者叹气：‘那你另一半生命也没了。’这时忽然刮大风，船翻了。渔夫在水里问学者：‘你会游泳吗？’学者说不会。渔夫说：‘那你整个生命都没了。’”

高彬看着周乙：“现在你我都在水里。我想知道，你是想做那个光会说的学者，还是做实事的渔夫？”

周乙回答：“在船上，我做学者；在水里，我做渔夫。”

高彬想用这个故事逼周乙选一条“生路”。但他或许始终不明白，对有些人来说，信仰面前，从来都只有一个选择。

只可惜，高彬永远也不会懂了。

来源：爱追剧的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