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3年，一部名为《走向共和》的电视剧悄然播出，却引发了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现象级讨论。

2003年，一部名为《走向共和》的电视剧悄然播出，却引发了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现象级讨论。

这部由张黎执导的史诗剧，以豆瓣9.6分的高口碑，被誉为"中国历史剧的巅峰之作"。

然而，真正让这部剧载入史册的，不是其宏大的历史叙事。

而是它对袁世凯，包括李鸿章、慈禧等争议人物的重新塑造。

在传统认知中，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独夫民贼"，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的历史罪人。

但在《走向共和》中，孙淳饰演的袁世凯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他既有推进新政、创建北洋新军的现代化远见，也有在政治博弈中审时度势的精明。

既展现出收拾乱局的行政能力，也体现出对权力渴望的复杂人性。

这部剧为何能颠覆大众认知？

它背后的史实依据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百年来我们对袁世凯的"误读"，究竟从何而来？

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穿越时光的迷雾，重新审视这位被严重误读了100年的历史人物。

剧中，由孙淳饰演的袁世凯，不仅外形塑造极其接近历史上真正的袁世凯。

在人物刻画上，也摆脱了以往“窃国大盗”的脸谱化形象。

被塑造为一个兼具技术治理才干与权力精算谋略的复合型人物。

相对中国人百年来的固有印象。

《走向共和》重新回答了一个问题：

袁世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走向共和》中袁世凯的核心特征是：现实主义权谋家。

具体表现出三重特质，而历史上很多干成大事的人，也具备相似特质。

一是现实主义与机会主义并存。

袁世凯极少被意识形态或道德教条束缚，一切行动以实现政治目标、最大化自身利益为导向：

李鸿章得势他巴结李鸿章。

李鸿章不行了，他又攀上荣禄，荣禄去世他又成了庆王的干儿子。

尤其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在清廷与革命党之间巧妙周旋，实施“双重要价”，最终借势登顶，是其机会主义的极致体现。

二是审时度势与精算权衡。

无论创办新政、编练新军，还是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自处，袁世凯都表现出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精准的计算能力。

总能在第一时间判断出权力格局变化，迅速调整策略。

具体表现在剧中他作为维新实践人物，在已取得光绪皇帝信任的政治资本下，依旧果断站位慈禧太后出卖了皇帝，走出了日后自己上位的重要一步棋。

三是能干与野心的动态平衡。

剧中前半部分，袁世凯作为“能臣”的形象十分突出，他在警政、官制、军事等领域的改革展现了卓越的治理才能。

然而，随着权力的增长，其个人野心也同步膨胀，最终打破了“能干”与“野心”的平衡，走向复辟帝制的失败深渊。

我们可以把《走向共和》中袁世凯的性格—手段—关系做成如下耦合矩阵：

《走向共和》对袁世凯的塑造，最成功的地方在于拒绝简单的善恶二元，转而呈现一个兼具改革动能与权谋术数的复杂政客。

当然，与史实相比，电视剧也对一些重要历史节点做出了戏剧化处理：

一是戊戌变法，袁世凯的告密与站位。

剧集将袁世凯置于维新失败的关键节点。

但史学研究对"戊戌告密"的动机与过程存在不同解释，并不能将其完全归因于单一人物的"告密"。

二是关于辛亥革命，袁世凯的现实主义与交易性。

剧集叙事强化了"强人政治"的现实效用。

但弱化了真实历史中多方博弈的复杂性，以及唐绍仪等谈判代表的作用。

三是袁世凯的称帝背景。

更多地归因于个人野心、权力逻辑以及身边小人的蛊惑（如其子袁克定的“伪造报纸”）

艺术化简单处理了彼时的国际压力、财政与军事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尤其对“二十一条”等外部压力背景的呈现相对弱化。

那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模样，跟电视剧《走向共和》塑造的有几分像？

历史上的袁世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走向共和》有一点没说错，他是一个能人。

甚至可以说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坛上最有才干和能力，能干实事的人。

首先袁世凯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奠基者。

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决定对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

这一重任落在了袁世凯肩上，开始了他在小站的练兵生涯。

他创建的北洋新军，采用德日式的编制与训练体系，建立了镇—协—标—营—队—排—棚的现代化层级编制，每镇定额12512人，包含步、骑、炮、工、辎重等多兵种协同。

这种现代化的军事改革不仅迅速提升了晚清落后的军队战力，更为中国近代军事转型提供了范式。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推行西式训练方法和军纪规范，建立了标准化的操典与后勤制式化体系。

可以说，袁世凯亲手奠基了后来中国陆军的近代化基础。

新制度建设的践行者。

在政治制度层面，袁世凯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你可能想不到，历史书上反动的袁世凯，居然是晚清中国推行新政的旗帜人物。

在清末新政期间，他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司法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军事改革。

尤其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推行的新政成效为各省所不及，收拾乱局的政治、军事与外交能力不仅在清政府内部无人能出其右，连国外一众公使也纷纷认可。

甚至，中国历史上新式警察制度的正式建立，也是袁世凯亲手督办的。

在天津，他建立了现代化的警务体系，配备新式装备，训练专业警察，这不仅提升了治安管理效率，也为中国近代警政制度奠定了基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创性的。

辛亥革命的和平推动者。

与我们历史书上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简单评价不同。

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实际避免了清末民初中国的一场大内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凭借其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被各方推举为调停人。他利用自己在北洋军中的威望，通过军事压力与政治协调，最终促成清帝退位，实现了中国历史上首次政权的和平移交。

这一点《走向共和》也进行了突出的艺术化处理。

历史上，南北议和中，袁世凯的确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他一方面利用北洋军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又避免全面内战，最终以自己出任临时大总统为条件，达成了权力移交的协议。

这一过程虽然充满了政治交易，但其和平性质避免了更大的社会动荡，为中国从帝制向共和的转型创造了条件。

当然，袁世凯有没有罪呢？

有罪，袁世凯的历史形象之所以如此复杂，正是因为他在推动现代化的同时，也有着严重的制度破坏行为。

宪政秩序的破坏者

在民国建立后，围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的责任内阁制，袁世凯方面不断推动制度调整，逐步形成总统集权的格局。1914年，他设立"国务卿"，在总统府内成立政事堂，凌驾于内阁之上，"凡一切军国大事皆由政事堂议决施行"。

更严重的是，1914年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

12月28日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实际上为终身制与可传子世袭打开了制度缺口。

这些举措都严重破坏了民初的宪政基础。

法治建设的破坏者

袁世凯在权力扩张过程中，采用了多种违法手段。

他违法解散国会、非法撤销国民党籍议员资格、使用"军政执法处"等非法手段对付政敌，甚至操纵舆论。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民初的法治基础，成为摧毁宪政运作的重要因素。

帝制复辟的历史倒车

1915年的洪宪帝制，是袁世凯政治生涯的最大败笔。他以"民意"推动帝制，通过筹安会组织各省请愿，甚至操纵国民代表大会的投票，最终在12月12日接受推戴，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极。

这一行为不仅违背了历史潮流，也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虽然帝制仅存续83天就宣告失败，但其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北洋集团失去核心而分裂，中央权威坍塌，政治秩序进入长期不稳定。

电视剧中袁世凯有这么一句台词：干政治，是会上瘾的。

这可能也是现实中袁世凯内心的真实写照。

百年来，中国人对袁世凯的评价经历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1900—1949）民国时期：功能性认可与道德性批判并存

在民国时期，对袁世凯的评价呈现出复杂的两面性。

一方面，在促成清帝退位与建立民国秩序方面，袁世凯被视为具备行政效率与现实主义手腕的"能臣"。

但对其权力集中与帝制复辟的批评同样鲜明。

梁启超等人对其"以个人利害为本位"的指责，代表了道德—政治层面的强烈质疑。

这一时期，袁世凯形象因政治立场与史料来源的分歧而呈两极化，功能性的"治世之能臣"与政治道德的"乱世之奸雄"并置出现。

（1949—1978）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革命史范式的绝对化

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袁世凯作为"北洋军阀"典型代表，被贴上"窃国大盗""复辟帝制"的政治标签。

出于阶级斗争叙事与革命正当性的需要，袁在制度层面的技术性贡献被整体性政治评价遮蔽，形象高度脸谱化。

这一时期的教材和通史性叙述中，袁世凯几乎被完全负面化，任何为其辩护的声音都被视为"为反动派翻案"。

这种评价方式虽然强化了革命叙事的正当性，但也严重扭曲了历史的复杂性。

（1978—2025）改革开放后：学术多元化的回归

改革开放后，学术环境改善带来了评价的多元化。

研究从政治伦理转向制度—治理维度，聚焦警政、军制、法制、教育与外交等具体领域的技术性贡献，强调在历史语境中理解其选择与限度。

陈志让、唐德刚等代表性著作与研究综述，推动了对袁世凯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理解，出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复合型命题。

除此之外，民间传说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公众对袁世凯的认知。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给一个人读的报纸"和"蛤蟆附会"。

"假报纸"故事的版本谱系。

在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中，其长子袁克定伪造舆论，悠袁世凯举国支持他称帝。

其中就有传闻，袁克定印发了大量"给袁世凯一个人读的报纸"（伪造《顺天时报》）。

该故事自1916年起出现多个版本，呈"由简到繁"的叙事演进。

最初版本仅言"抽去触怒言论、易以拥戴字样重印"，后续版本加入"专门给袁世凯看的报纸""技术重制上海各报"等细节。

但从技术可行性角度分析，在短时内重制多份不同版式、字体与印刷工艺的上海报纸几乎不可能实现。

相反，当时确实存在"伪造民意"的现象，如发电报串连与操纵投票，但这与"特印一份报纸供一人阅读"性质不同。

"蛤蟆附会"则属于民间信仰与政治象征的叠加：

将袁世凯与民间"星宿下凡"的传说相结合，塑造出神秘化的叙事场景。

这些传说的传播机制很简单：政治丑化与猎奇叙事的叠加，使文学性细节获得更强传播，最终导致"以讹传讹"成为公众常识。

不可忽视的，还有教科书叙述的简化与问题。

教科书作为公众历史认知的"第一入口"，其叙述框架与措辞深刻塑造了群体记忆。

脸谱化与绝对化倾向。

如"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实行独裁统治，企图复辟帝制"这样的表述，充满了价值判断先行的色彩。

"窃取"一词明显带有贬义色彩，而"独裁统治"的表述也缺乏制度性的证据链支撑。

史实简化与语境缺失。

如"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表述，将"二十一条"与"帝制支持"简单因果化。

忽视了"弱国外交"的约束与谈判策略，也未呈现外交手段与“联合欧美、抵制日本"的取向。

事实上袁世凯从朝鲜就开始与日本对抗，所谓“二十一条”只是忽悠日本，志在取得欧美支持的政治手腕。

为此，在后来倒袁过程中，日本还以袁世凯不符合其在华利益，而对倒袁力量暗中大力支持。

上述这些教科书里的简化处理，虽然在教学中便于记忆，但却扭曲了历史的复杂性，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思维。

在破坏共和宪政上，袁世凯是有历史罪责的。

但，我们也要看到客观上，袁世凯当时是想有一番作为。

彼时中国百废待兴，但建制派却成天沉溺在政治争吵当中，短时间内就换掉三个内阁，政治动荡何谈国家建设。

客观上，当时中国需要在宪政基础上，实行强人政治。

而袁世凯无论从实力还是能力，都是当时中国的不二人选。

他搞集权，是客观条件促成的冲动。

只是袁世凯毕竟是封建时代过来的人，这种权力巅峰的欲望，在内外交困中，最后又变成了称帝的冲动。

但我们也要看到，袁世凯的称帝并非复简单辟封建帝制，而是想要君主立宪，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为他自己治国理政独揽大权扫清政敌障碍。

尽管历史没有假如。

但我们还是可以假设。

倘若当年没有建制派在那里“捣乱”，袁世凯也许不会一冲动就走上称帝的黑路，而是成为一个强权总统。

中国也不会在他死后立即陷入内战泥潭，混乱数十年。

假如给袁世凯这个强权总统10年时间施政，或许也就没有日本后来的侵华战争了。

电视剧《走向共和》之所以的成功，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更在于它推动了一次历史认知的理性回归。

这部剧提醒我们：历史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而是更复杂的灰色。

历史人物不是脸谱化的英雄或反派，而是具有多重面向的复杂个体。

百年来对袁世凯的误读，既有其个人行为复杂性的因素，更有时代背景、政治需要、学术局限等多重原因。

理解历史人物的处境与选择，既要看到其历史贡献，也要认识其历史局限。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逐步接近历史的真相。

文/范西里

来源：红猪看电影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