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编剧黄晖被一行数字钉在了原地。那是一项有关1942年澳门的统计：在日军首次全面封锁澳门的两个月里，街头收殓的饿殍达16608具，而当时澳门的有效面积仅约13平方公里。
编剧黄晖被一行数字钉在了原地。那是一项有关1942年澳门的统计：在日军首次全面封锁澳门的两个月里，街头收殓的饿殍达16608具，而当时澳门的有效面积仅约13平方公里。
“一个3公里乘4公里大的地方，饿死上万人……”多年后，黄晖仍记得当时的震撼。那一刻，他关于“澳门是平静孤岛”的想象彻底碎裂。
一个更巨大、更沉重的问题随之浮现：既然日军能如此轻易地扼住澳门的咽喉，为何不直接占领它？
这个疑问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黄晖长达五年的“侦探”之旅。他循着蛛丝马迹，最终在账簿、货单与电报的密林中，打捞出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关于抗战时期澳门金融与物资暗战的历史。
12月9日起，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风与潮》在CCTV-1黄金档开播。这部剧，也是身为总编剧的黄晖践行其“不重复自己，不跟风别人”创作信条的一次极致冒险。
“一个没有枪炮声的战场，
能写出什么故事？”
2018年，当合作方首次带着“澳门抗战”的选题找到黄晖时，这位创作过《恰同学少年》《血色湘西》等多部历史剧的编剧，给出了谨慎的回应。
“我拖了一年半。”黄晖坦言。阻力来自根深蒂固的认知：在宏大的抗战叙事中，澳门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它没有被占领，没有发生过标志性的战役。”
一个没有枪炮声的战场，能写出什么故事？黄晖决定亲自去澳门看看。
在澳门历史文化研究所，他第一次直面那段历史的一手资料。然而，最初的感受是困惑的。大量的物价记录、批文、日志，如同无数拼图的碎片，难以拼凑出完整的图景。在他看来，那些资料“都是现象和片段，浮光掠影，而不知道它的本质”。
学界既有的“巴西日侨说”，认为日军因顾忌葡萄牙殖民地巴西的数十万日侨而不占澳门，在他看来逻辑脆弱。“一方面，那时巴西已独立多年；另一方面，那为何日军又占领了葡属东帝汶？”
真正的转折源于他对一个根本问题的执拗追问：“日本人到底想从澳门得到什么？”
问题一旦提出，杂乱的信息便开始了自动重组。黄晖的视角从“军事占领”转向“实际控制”。他梳理日军行为，发现了三条清晰的脉络：
其一，是通过一系列秘密协定，全面掌控澳门对外的航运、贸易和缉私权；其二，是列出一份苛刻的“许可清单”，牢牢锁死澳门市面上可以交易的商品种类；其三，是安插大量伪装成华资或欧美资本的公司，深入经济肌体。
“所有这些动作，目标都不是领土，而是贸易的控制权。”黄晖得出结论。结合日本战时资源极度匮乏的背景，一个全新的历史观浮出水面。澳门并非被遗忘的角落，而是日军为获取战略物资而刻意保留的“国际走私站”与金融窗口。
“抗战不仅是前线的拼杀，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是物资战、金融战。”黄晖说。
“遇事我来担，
有亏我来吃”
由此，《风与潮》的独特战场得以确立：一个账簿之上、货轮之间、汇率起伏之中的无形世界。
舞台既定，谁来担任主角？历史的答案是：何贤。
历史原型、“澳门王”何贤。
这位“澳门王”，从学徒到银号老板，曾推动澳门货币发行、解决饥荒难题。一个年轻的逃澳难民，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如此举足轻重的人物，如何让观众相信，他并非一个“开了挂”的爽剧角色？
答案在历史深处。黄晖展开了另一场“田野调查”，在澳门寻访可能与何贤有过交集的人。令他动容的是，尽管何贤已于1983年逝世，许多人提起他时，仍会尊称一声“贤哥”。
镜湖医院慈善会现任主席廖泽云年轻时曾与晚年的何贤共事。他给出了最核心的答案：“没有别的，就是两点，遇事我来担，有亏我来吃。”此时，廖泽云的眼里有光。
黄晖抓住了这十个字，它们构成了何贤崛起最坚实的精神内核——无私与担当。这深植于岭南文化“忠孝传家、诚信为本”的土壤中。
在剧中，黄晖将这种精神外化为极具仪式感的家族伦理场景：何贤每日跪于祖宗牌位前，完成“今日是否违背良心”的“三问三答”。他的成长轨迹，也被清晰地设计为“始于小我，成于大我，终于无我”。这描摹了他从一个为家人谋生路的商人，逐步成长为将澳门民生、抗战大局扛于肩头的领袖。
“他的每一次‘开挂’式胜利，背后都有真实的代价。”黄晖强调。何贤遭受了巨大挫折，经历了生意失败、全家遇难、被白眼相待，更穷到去码头扛包。这正是担当必须付出的代价，与“爽剧”里天上掉馅饼的逻辑完全相悖。黄晖明确表示，创作时完全不考虑那种依赖运气反转的模式。
在塑造何贤背后的女性时，黄晖再次摒弃了常见的套路。制作方曾质疑：丈夫如此冒险，把家庭拖入困境，妻子怎能没有怨言？按照流行剧本，这里本该充满争吵和狗血桥段。
“但我的剧本就不是这样。”黄晖坚持。在他看来，何贤的妻子郭绮文代表的是岭南传统文化中一种深沉而坚韧的女性力量。“那个年代的优秀女性，很多是知书达理、善解人意，在背后默默为丈夫做好后盾的。”
于是，剧中呈现了一对“不吵架的夫妻”。郭夫人几乎从未拖过丈夫的后腿，她理解丈夫的担当，默默操持家庭，成为何贤在外搏击风浪时最安稳的港湾。
黄晖设计了一场关键戏：当何贤因重重压力而软弱、崩溃甚至走错路时，正是郭夫人用一番掷地有声的话“把他骂醒”，成为他的“强心剂”。她的坚强在这一刻甚至超越了丈夫。
历史的血肉：
原型、虚构与复杂人性
黄晖在群像塑造上定下原则：主要人物必须基于真实原型。据他统计，原剧本中名姓确凿的历史人物占比高达95%。
剧中英军服务团澳门站的首任站长，原型是一位英军家属。丈夫被俘后，她带着孩子逃至澳门，赤手空拳建立起情报网络，成为澳门地下抗日情报网不可或缺的一环。
看似虚构的江湖势力“大濠帮”帮主的塑造，是基于当时澳门江湖上势力最大的“三黄”三兄弟，即黄球、黄森、黄祥的事迹。编剧把三人融合为一个人，名为“黄三合”。黄晖在调查原型“澳门三黄”时发现，其中一人在拒绝日军要求后，“带着自己60多个手下被敌人屠杀一空”。
黄三合（左）。
此外，剧中“大濠帮”少帮主、年轻义气的“黄子侠”，原型后来成为何贤的秘书兼保镖，在现实中多次化解何贤的刺杀危机，守护其直至晚年。
主要的虚构人物只有三个，其中就有乔氏兄妹。在剧中，乔音婉以琴为剑，用音乐传递情报；她的兄长则在商场上与日本人周旋，表面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实则为抗日力量输送关键物资。
黄晖也赋予其独特的历史代表性。乔氏兄妹代表了受过西式教育、常被误读的华人精英群体。“我想通过他们告诉观众，那个时代大多数这样的精英，心依然向着祖国。”黄晖解释。
在众多人物中，日伪特务、汉奸黄公杰是黄晖着力刻画的一个复杂反派。这个人物有真实历史原型，是澳门当时势力最大的汉奸，血债累累。黄晖没有将他简单脸谱化。
剧中，黄公杰看似讲江湖道义，重表面朋友。在危难时，他受过何贤的恩惠。后者信守承诺，为黄公杰一个见不得光的匿名账户兑现了三万余元巨款。他会因此给何贤行一些方便，作为回报。然而，黄晖尖锐地指出了这个人物的核心：“黄公杰的根本只有一条，就是‘我的利益’，他唯利是图。”
“你看他为了自己活命，能下手杀掉从小把他养大的老帮主。”黄晖分析道，“这种人，你对他好，他可以在不触及核心利益时回报你。但一旦涉及自身生死存亡，他会毫不犹豫地抓住你当人质。”这让黄公杰的形象超越了简单的“恶”。
黄公杰（左）。
敌我力量悬殊百倍：
一场“无形”的战争
黄晖找到的“钥匙”，打开了所有史料间的逻辑锁链。它解释了为何弹丸之地会被严密封锁——是为防止物资“漏”向中国内地；也揭示了为何各方势力在此角力——是为争夺这条隐秘的物资通道。
当时残酷到，若在海关被发现偷藏了一小瓶桐油，可能会被就地处决。
然而，与正面战场不同，从一开始，这场暗战就处于一种令人窒息的“不对等”之中。
黄晖在研究中清晰地意识到，何贤等爱国华商所面对的，远非一般的商业对手。“这不是弱个三倍五倍，那是十倍、百倍的差别。”黄晖分析道，日方动用的是国家力量，其在金融战调动的资金规模极其庞大。他举例，一笔一亿两千万港币的资金，在当年“足够日本造两艘航空母舰”。而这对澳门本土商人而言是天文数字。
更关键的是，“你周边的陆海空全部被我控制，你所有的贸易所有的地方全部被我控制”。这意味着，爱国者几乎是在一个由敌人设定规则的牢笼中作战。
如何将这种没有硝烟却更加凶险的金融暗战，拍得比枪林弹雨更加扣人心弦？他的创作秘诀，即在于营造一种“以静制动”的张力。
他致力于将每一场金融戏，都赋予如动作戏般清晰的节奏与内在的爆发力。这意味着，剧中最紧张的对决，可能发生在安静的谈判室内；最重大的转折，或许藏在一封电报里。
正因如此，桌面上的每一次微笑、每一轮举杯，其分量都重若千钧。“就像希区柯克的悬念，”黄晖比喻道，桌面之上，是充满笑意的商务谈判，桌面之下，却是你死我活的较量，是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这种表面越平静、内在越凶险的特质，正是《风与潮》全部戏剧张力的历史根源。
这场与历史的漫长对话接近尾声。让黄晖定下心来的，是在对话中抓住的那些根本的东西。“做什么事情都一样，最基本的就是对得起良心。”黄晖说。这不仅是剧中何贤一家的信条，也是他为自己划下的创作底线。
那些泛黄的档案，最终让黄晖看到的，是一幅全民救国的图景。“这背后，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黄晖说，无论力量大小，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支撑着这场战争。在黄晖看来，《风与潮》所揭示的，正是历史由无数这样的普通人共同书写的真理。
来源：光影下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