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只羊孤独地站在漂浮的木板上，眼神平静得可怕。它看着逃难的人群，人群也看着它——在《得闲谨制》的开场一段，孔笙导演用这个不到十秒的镜头，钉住了整部电影的魂。

一只羊站在破碎的船板上，静静望着逃难的人群，这可能是今年大银幕上最令人心悸的战争隐喻。

长江水浑浊地流着，载满了1937年冬天的恐慌。

一只羊孤独地站在漂浮的木板上，眼神平静得可怕。它看着逃难的人群，人群也看着它——在《得闲谨制》的开场一段，孔笙导演用这个不到十秒的镜头，钉住了整部电影的魂。

这不是我们熟悉的抗日神剧，没有手撕鬼子，没有激昂口号。正午阳光首次征战大银幕，带来的是一部“战争版的桃花源记”。

长江上的那只羊，是《得闲谨制》交出的第一份观影考卷。它是什么？是沉默的大多数，是无助的难民，还是被时代巨轮碾过的文明本身？

电影没有回答。如同那艘破碎的船，答案漂在每个人的理解里。

这种隐喻贯穿全片。戈止镇——一个村民们为祈求和平而取的名字，却因书写连笔被误认为“武镇”，从而招来战火。渴望止戈之地，反而引来兵戈，这是历史最荒诞的玩笑。

八旬老莫抡起斧头砍向坦克时，而那些年轻力壮的脸孔面对鬼子时却写满了恐惧。导演在这里完成了一次对勇气的重新定义：血性不与年龄成正比，而与失去的多少成反比。

老莫背负的不仅是一家人的血仇，更是五世同堂的族谱。老当益壮，死得其所，故而他无畏。

肖战饰演的莫得闲，名字里带着那个时代最奢侈的愿望——得闲。作为一名钳工，他所有的技能只够修理一门瑞士产的防空炮，所有的心愿只是保护身边的家人。

从南京到宜昌，从钳工到战士，他的武器始终是所有刻着“得闲谨制”的东西。

彭昱畅的肖衍则是另一条轨迹。一个带着部下当逃兵的军官，从“怕死”到“敢死”的蜕变，不是源于突然的觉悟，而是一步步被逼到墙角的过程。当他最终对莫得闲说出“接着打，继续打，我们是机关炮”时，一个人才算真正完成了对自己的和解。

最精彩的角色或许藏在反派中。尹正饰演的日本兵，在被包围后挨了一记耳光，却条件反射地立正喊出“哈依”。这一个细节，胜过千言万语的对白。

电影没有妖魔化敌人，而是冷静地呈现了小和民族文化惯性——对绝对力量的崇拜与服从。当肖衍的巴掌落下，观众忽然明白：有些恐惧，必须用更大的恐惧来打破。康熙对日本的评价是：“倭子国，最是反复无常之国。其人，甚卑贱，不知世上有恩谊，只一味慑于武威。故尔，不得对其有稍许好颜色。”这个评价，到今天更加适合用在日本身上。

《得闲谨制》最珍贵的，是它耐心记录了普通人成为英雄的全过程。

这个过程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讲，只有最朴素的生存逻辑：当活着比死了更痛苦时，反抗就成了唯一选项。

电影中有句台词像刀一样锋利：“从南京过来的人还心存侥幸，那真该死。”这句话在今天的影院里回响，有了另一层重量。

它说的是1937年，又不止是1937年。当一个民族面临危机时，侥幸心理是最毒的毒药。电影中，这种侥幸被一点点打碎——从南京到宜昌，从宜昌到戈止镇，逃无可逃，避无可避。

最终的反抗也就水到渠成。不是为了宏大的主义，而是为了一口饭，一个安身之所，一个回家的承诺。当战斗的动机足够私己，牺牲反而足够崇高。

归根结底，《得闲谨制》不是一部关于战争的电影，而是一部关于人性的电影。

它讲述的是极端环境下，普通人如何完成自我确认。莫得闲为家人而战，肖衍为承诺而战，村民们为家园而战。每个人的战斗都有具体的理由，而非抽象的口号。

这恰恰是电影最高明的地方：它承认恐惧的合理性，反而让勇气更加真实。

电影中有一幕，肖衍和部下用身体当作机关炮的托架，一枪一枪的打向日军的坦克，机关炮的后作用力太大，震伤内脏，震折骨头，肖衍、康灵宝、麻郭富再到莫得闲前仆后继，死的悲壮。没有慢镜头，没有悲壮的音乐，只有悲鸣的哀嚎，轰鸣的炮火以及血肉之躯撞击钢铁的声音。

那一刻，你忽然明白：英雄从来不是天生的，英雄是被逼出来的。

影片结尾处，响起了《恭喜恭喜》的旋律。许多年轻人不知道，这首歌诞生于1946年，最初是为庆祝抗战胜利、为劫后余生的人们而作。

字幕缓缓升起，影院里一片噙着泪花的寂静。这歌声穿越时空，从历史的伤痕照进当下的现实：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仍在徘徊，亡我中华之心从未死透。
然而，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1937年的中国。鬼子胆敢来犯，歼机将盘旋于富士山头。

长江水依旧东流，但这一次，轮船不会西逃，军舰必定东出大海，击沉扶桑。

来源：元包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