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王扶林，一个在电视台拍了半辈子电视剧的匠人。一九七九年，当台里把拍摄《红楼梦》这个艰巨得近乎不可能的任务交到我手上时，我整整一个星期没睡好觉。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脑子里像是有千万只蜜蜂在嗡嗡作响。这哪是拍一部电视剧，这分明是在触碰一块民族文化中最脆弱、最瑰丽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八十年代初，筹拍《红楼梦》是举国瞩目的文化盛事，也是压在我王扶林肩上的一座沉重的大山。

我是一个背负着母亲遗愿的固执老头，我要找的不是一个会演戏的漂亮演员，而是那个寄人篱下、风骨清高的林黛玉的魂。

在万人海选中，我阅尽了千篇一律的胭脂俗粉，在近乎麻木的绝望里，几乎就要放弃了这份不切实际的寻找。

直到一个毫不起眼的女孩出现，她毫无表演技巧，却仅凭一个眼神，就让我甘愿顶着所有压力，与整个剧组甚至投资方为敌。

那只琉璃盏的惊天一碎，成了最后的赌局。她没有哭，那反常的寂静震惊了所有人，也让我看到了无人能懂的真相。

她并非绝色，甚至笨拙得让人发愁，到底凭什么，能在那一刻彻底征服我，最终走进了那座潇湘馆，成了我们心中唯一的林妹妹？

我叫王扶林，一个在电视台拍了半辈子电视剧的匠人。一九七九年，当台里把拍摄《红楼梦》这个艰巨得近乎不可能的任务交到我手上时，我整整一个星期没睡好觉。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脑子里像是有千万只蜜蜂在嗡嗡作响。这哪是拍一部电视剧，这分明是在触碰一块民族文化中最脆弱、最瑰丽的玉。动得好，是为后世留下一份影像的传承；动不好，我王扶林就要背上一个亵渎经典的千古骂名。

所有的工作里，最让我头疼的，就是选角。这不比选别的剧，漂亮就行，会演就行。《红楼梦》里的人物，都是从书里走出来的魂儿，他们有自己的气味，自己的风骨。尤其是林黛玉，这个人物要是选错了，整部剧的魂魄就散了。

选角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快大半年，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胭脂盒里，每天都被各种香风熏得头晕脑胀，几近窒息。

京城这年的夏天热得格外邪乎，选角室里那台老旧的“航空牌”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吱呀作响，搅动的全是姑娘们身上混杂的廉价香水味、汗味和过度紧张而散发出的那种酸涩气息。

“下一个。”我的声音已经沙哑得不像样子，随手掐灭了烟盒里的最后一根烟。桌上的搪瓷烟灰缸里，烟头堆得像座小山，可心里的那股无名火，比窗外那毒辣辣的三伏天日头还要燥。

我的老搭档，副导演张姐，也是我的“灭火器”，她悄悄凑到我耳边，把一个泡着浓茶的大搪瓷缸子推到我手边，压低了声音说：“王导，喝口水，歇会儿吧。这都看了小一百个了，铁打的眼睛也该花了。”

我摆摆手，根本没心思喝水。灌了一大口已经凉透的苦茶，那股涩味顺着喉咙一直滑到胃里，却半点也浇不灭心里的那份焦灼。“花？我倒是想眼花。”我没好气地把茶缸子重重往桌上一顿，“你看看这一个个，脸蛋儿是真漂亮，跟画儿上的人似的。可你仔细瞧瞧她们的眼睛，里面装的是什么？是‘导演你快选我’的欲望，是想一步登天、想红想出名的野心。可林黛玉的眼睛里该有什么？”

我站起身，在狭小的空间里烦躁地踱步，“她的眼睛里有诗，有泪，有看透世事的清冷，有寄人籬下的敏感，还有那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高！这些，她们都没有！她们演的是悲伤，是娇嗔，是才情，唯独不是林黛玉！”

张姐叹了口气，没再接话。她太了解我了，一扯到艺术上的事，我就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她只能默默地帮我把烟灰缸倒掉，又泡上一杯新茶。

门又开了，一个姑娘怯生生地走了进来。我习惯性地抬眼一扫，眉头就不自觉地拧成了一个疙瘩。这姑娘……也太普通了。她身上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浅蓝色棉布连衣裙，领口和袖口都磨出了些微的毛边。素面朝天，连嘴唇都是干的，头发简单地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几缕碎发不听话地贴在额角。在一众卯足了劲儿打扮得花枝招展、如同争奇斗艳的孔雀般的姑娘里，她就像一棵不小心混进牡丹园里的小白菜，显得那么格格不入，甚至透着一股子寒酸气。

她太紧张了，走到我们面前几米远的地方就停住了，低着头，两只手死死地绞着衣角，绞得那本就陈旧的衣料都变了形。我甚至能听到她急促而压抑的呼吸声。

旁边的几个选角老师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们彼此交换着眼色，那眼神里的意思我懂：这又是从哪个犄角旮旯里冒出来的，浪费大家时间。我也觉得没什么看下去的必要，正准备挥挥手让她下去。可就在我抬手的那一瞬间，她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猛地抬起了头。

她的脸很干净，五官拆开来看都挺清秀，但组合在一起，离“绝色”这两个字差了十万八千里。眼睛不大，也不是时下最流行的欧式双眼皮，就是普普通通的单眼皮，眼角微微有点向下，这让她在不笑的时候，天生就带着一种不自知的愁苦相。

按流程，她该做自我介绍，然后表演准备好的才艺。但我实在看腻了那些千篇一律的朗诵和矫揉造作的舞蹈。鬼使神差地，或许是出于一种近乎残忍的刁难，我打断了正准备开口的她。

“你别背诗了，”我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股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刁钻，“就跟我说说，‘沁芳’这两个字，在你心里是什么颜色？”

这个问题一出口，全场都安静了。几个副导演面面相觑，以为我是在故意为难人。张姐更是用一种“你又犯什么病”的眼神无奈地看着我。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怪，很虚，根本不是选演员该问的。我可能只是想用这种方式，迅速地戳破她对表演不切实际的幻想，让她知难而退。

那个叫陈晓月的姑娘，也彻底愣住了。她大概从没想过，自己千辛万苦来到这里，面对的会是这样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她又一次低下头去，手指把衣角绞得更紧了，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我甚至能看到她手背上因为过度用力而爆出的淡淡青筋。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屋子里只剩下老吊扇“吱呀吱呀”的呻吟。就在我快要彻底失去耐心，准备宣布她可以离开的时候，她又一次抬起了头。

这一次，她的眼神里没有了刚才的慌乱和无措，反而多了一份极为认真的思索，像是在回味一个久远的梦境。她怯生生地，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但在这死寂的房间里，每一个字都异常清晰。

她说：“是月白色。带着一点水汽的、清冷的月白色。”

一句话，七个字。

那一瞬间，整个闷热、焦躁的选角室里，仿佛真的被注入了一丝带着水汽的、清冷孤寂的月光。我心里猛地一震，像是被什么东西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不是因为这个答案有多么惊才绝艳，而是她说出这几个字时的神情和语气——那份不加修饰的、笨拙的认真，那种仿佛是从书本里浸润出来、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诗意。

我没说话，只是拿起笔，在那一长串名字中找到她，在“陈晓月”这三个字的后面，用已经快没水的钢笔，重重地画了一个圈。墨水在劣质的纸张上晕开，像一滴化不开的浓愁。

我对自己说，再看看，一定要再看看。我得弄明白，刚才这稍纵即逝的一瞥，到底只是我焦渴绝望中的海市蜃楼，还是苦苦寻觅了大半年后，老天爷终于肯赏我的一丝惊鸿。

我力排众议，把陈晓月的名字留到了复试名单里。张姐拿着那份名单，找到我办公室，把门一关，脸上是少有的严肃和为难。

“老王，你认真的？这个陈晓月，我查了她的资料，南方小城来的，学中文的，跟表演八竿子打不着。你看她初试那紧张样，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学生。让她进复试，这……这不是胡闹吗？咱们的时间很紧张。”

我正埋头在一堆分镜头脚本里，头也没抬，只是指了指桌上那本被我翻得起了毛边的《红楼梦》。“我要的不是演员，”我固执地重复着那句话，“我要的是从这本书里走出来的人。让她来。”

张姐知道劝不动我，只能叹着气，拿着名单走了。

复试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李曼妮。她跟陈晓月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电影学院的高材生，已经演过两部有点水花的电视剧，算是小有名气了。人还没到，外面走廊就一阵骚动。她被经纪人、助理、还有几个巴结她的剧组工作人员簇拥着走进来，像一颗自带光环、熠熠生辉的星星。

她的长相是无可挑剔的，是那种非常符合时代审美的明艳大气。一双标准的杏眼，眼波流转间像含着一汪秋水，说哭就能哭。她是投资方和好几个副导演眼里板上钉钉的“天选之女”，几乎是内定的黛玉人选。我承认，她很美，美得像一块已经被顶级工匠雕琢得光芒四射的羊脂美玉，找不到一丝瑕疵。

李曼妮抽到的复试题目是“黛玉焚稿”。她显然为此做了万全的准备。只用了短短几秒钟调整情绪，一转身面向镜头，那漂亮的眼圈就恰到好处地红了。当她念出“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时，那眼泪就像经过精密计算一样，一颗一颗，不大不小，饱满晶莹，沿着她完美的脸颊弧线滚落，在镜头下折射出破碎而凄美的光，美得惊心动魄。

整个过程，她的情绪递进、节奏把控、肢体语言、哭戏的火候，一切都无可挑剔，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表演。

表演结束，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张姐和几个请来的表演指导看得连连点头，凑过来激动地对我说：“王导，就是她了，你看看这功力！这基本功！这眼泪，说来就来，收放自如，镜头里得多好看啊！”

我“嗯”了一声，没有多说。好看是好看，可我总觉得，那眼泪像是拧开的水龙头，是技术，不是情感。林黛玉焚稿，那是心如死灰，是魂魄随着那几缕稿纸的青烟一同散去，是与这个她爱过也恨过的世界最后的决绝。

那不是一场给别人看的、惊天动地的哭戏表演。李曼妮演得太“满”了，太“漂亮”了，满到没有留下一丝空间给观众去体会那种无声的、彻骨的悲凉。

我的心情又一次跌到了谷底，连带着脾气也像火药桶一样被点燃了。

接下来一个演员表演初进贾府，我直接喊了停，把脚本摔在桌上：“你那是好奇吗？你那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林黛玉是官宦之后，她有她的自尊和防备！她的眼睛是在观察，是在审视，不是贼溜溜地四处乱看！懂不懂！”

又一个演员演宝黛共读西厢，我更是拍着桌子站了起来，指着监视器里的画面：“你们俩是在偷看禁书！是发现新大陆的激动，是灵魂第一次产生共鸣的紧张！不是演公园里处对象的小青年调情！分寸！懂不懂什么叫分寸！”

我的火气让整个选角现场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没人敢大声喘气。几个年轻的演员被我骂得眼圈都红了。其实我不是在骂他们，我是在对我自己失望，对自己无能的愤怒。难道我王扶林这辈子，就只能拍出这种样板戏一样的《红楼梦》吗？

就在这时，轮到了陈晓月。

她的题目是即兴表演“初见宝玉”。她还是那么紧张，站在那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甚至忘了走位，差点撞到旁边笨重的摇臂摄像机，引来一阵低低的窃笑声。

扮演宝玉的男演员是剧团的台柱子，经验丰富。他按照设定，带着一脸惊艳和仿佛与生俱来的熟稔，朝她走过去，念着那句经典的台词：“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就在他靠近的那一瞬间，陈晓月下意识地、极其细微地往后缩了半步。

就是这半步！

这个动作，没有设计，没有技巧，完全是身体的本能反应。一个从小失去母亲、寄人篱下、内心敏感孤高的少女，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富丽堂皇得令人不安的环境里，骤然面对一个素未谋面却热情得有些出格的少年时，那种混杂着审视、防备、疏离，又带着一丝丝被“看透”的好奇与慌乱的真实反应！

我从监视器里看得清清楚楚，那一瞬间，她不是在演戏。她就是林黛玉。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人狠狠地攥了一下，连呼吸都忘了。世界仿佛在那一刻静止了。

复试结束，张姐拿着最终候选名单来找我，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

“老王，我得最后再跟你确认一次。”她把名单放在我面前，用手指点着李曼妮的名字，斩钉截铁地说，“李曼妮是所有人的首选，才华、相貌、经验，都是顶尖的。投资方那边已经明确表态，就她了。至于这个陈晓月……”她顿了顿，语气里满是无奈和不解，“她连基本功都没有，就是一张白纸，你要是选她，风险太大了，后续的麻烦会一堆一堆的。我们整个剧组都耗不起。”

我盯着她，没说话。我拿起桌上那支被我捏得温热的英雄牌钢笔，又重重地拍了下去，发出“啪”的一声脆响。笔尖都戳弯了，一滴墨水溅在名单上，像一滴眼泪。

我指着监视器里那个被我特意保留的、陈晓月后退半步的定格画面，眼睛熬得通红，几乎是低吼着对她说：“她演的是一个完美的大家闺秀，晓月演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林黛玉！我要的不是病，是风骨！李曼妮是一块已经被雕琢得光芒四射的‘美玉’，可我要的是一块藏着灵魂的‘璞玉’！”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激动和怒火，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宣布：“你通知下去，下一轮，让陈晓月和李曼妮，两个人，一起给我准备‘黛玉葬花’！”

我的决定像一颗炸弹，在安静的办公室里轰然炸响。张姐目瞪口呆地看着我，那眼神仿佛在看一个彻底疯了的赌徒。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

我到底在陈晓月这个普通女孩身上看到了什么，值得我堵上自己的声誉、堵上整个剧组的前途，去对抗资本的意志？连我自己都在问自己，王扶林，你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

几十个有潜力的候选人，最终被集中到了京郊的一个招待所，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封闭式培训。我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大观园学习班”。在这里，所有人都要忘掉自己原来的身份，从零开始，学习琴棋书画，研究原著，模仿古人的言行举止。而在这个“大观园”里，陈晓月成了最格格不入、也最饱受争议的那个。

她就像一只误入天鹅群的丑小鸭，她的“短板”被无限地放大了。

形体课设在招待所的大礼堂里，地上铺了木地板。老师是专门从舞蹈学院请来的，身段优美。那些从小练舞的姑娘，比如李曼妮，一个简单的云手，一个亮相，都带着古典的韵味和美感。轮到陈晓月呢？她四肢不协调得厉害，让她走个莲花步，她走得像在赶集，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摆，好几次顺拐，惹得满堂哄堂大笑。形体老师是个急性子，拿着竹板敲着地板，急得直喊：“腰！腰挺起来！气沉丹田！你这是要去插秧吗？”陈晓月被说得满脸通红，窘迫地站在角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台词课更是她的重灾区。她的南方口音，对于需要字正腔圆的古典剧台词来说，是个巨大的障碍。

“宝玉”的“宝”字，她总是念得偏软，缺乏那种公子哥的贵气；“姑娘”的“娘”字，她又拖得太长，显得小家子气。台词老师是个严谨的老先生，揪着她，一个字一个字地矫正，常常一练就是一下午。

招待所的走廊里，总能听到她一个人在小声地、反复地念着“宝玉、宝玉、宝玉……”，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可那股江南水乡的糯软气息，还是顽固地缠绕在她的发音里。

最让我头疼的是表演课。老师让大家练习情绪爆发，比如“哭”。这对于科班出身的李曼妮她们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老师一声令下，她们可以说哭就哭，眼泪跟不要钱似的，还能控制落泪的时间和速度。轮到陈晓月，老师启发了半天，让她想伤心事，想被父母责骂，想考试不及格，她憋得满脸通红，眼睛都干涩了，就是掉不下一滴眼泪。最后她自己急得直跺脚，带着哭腔对老师说：“老师，我……我想不出来，我爸从来没骂过我。”这句话反而把大家都逗乐了，连一向严肃的老师都哭笑不得。

李曼妮那几个姑娘，休息的时候总聚在一起，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对着陈晓月的方向指指点点。“看见没，浑身上下一股子土气，还想演林妹妹？”“你看她那样子，整个一书呆子，除了会读点书，还会干嘛？一点灵气都没有。”“真不知道王导看上她哪点了，怕不是有什么别的关系吧？”

这些风言风语，像刀子一样，自然也一字不落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张姐几乎天天来找我，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手里的候选人评估报告被她捏得皱巴巴。

“老王，这都一个月了，陈晓月还是不开窍啊！你看看人家李曼妮的报告，所有科目都是优，老师们都夸她悟性高。陈晓月呢，形体不及格，台词勉强，表演更是没入门。再这么下去，我真没法跟投资方交代了。刘总那边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培训结束要是定不下李曼妮，他们就要重新考虑投资额了。”

我嘴上说着“再等等，别急”，心里其实也开始打鼓，焦虑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是不是真的看走眼了？是不是我太偏执，把自己的一个艺术幻影，强行投射到了这个无辜的女孩身上？那段时间，我失眠得更厉害了，常常半夜三点还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烟，看着天上的星星，脑子里一团乱麻。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怀疑我穷尽一生追求的所谓“艺术真实”，是不是根本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笑话。

转机，发生在一个我没打招呼的下午。

那天，我心里烦闷，不想看那些令人失望的训练报告，便信步走到红学专家的文学分析课教室外。我没进去，招待所的门窗都旧了，后门的玻璃上有一块模糊的油渍，我悄悄从那块油渍旁边的缝隙往里看。

里面正在讨论一个问题，提问的是我们请来的红学顾问周老先生：“读了这么久的书，你们觉得，林黛玉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我看到李曼妮第一个站了起来，她穿着一身得体的练功服，身姿挺拔，自信满满。她侃侃而谈，从“孤高”说到“敏感”，从“才情”说到“悲剧性”，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把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理解结合得天衣无缝，像是在背诵一篇准备充分的、完美的毕业论文，无懈可击。

周老先生满意地点点头，让她坐下，然后目光扫了一圈，落在了那个总是坐在最后排角落里的陈晓月身上。

“陈晓月，你来说说你的看法。”

陈晓月站了起来，还是有点紧张，头微微低着。但很奇怪，一谈起书本里的东西，她的那份紧张就会淡去很多。她的眼睛亮了，那是我在初试时看到过的、不含杂质的光。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都替她捏了一把汗。然后，她用她那带着南方口音的、轻柔但异常清晰的声音说：“周老师，我觉得……是‘真’。”

全场安静了下来。这个答案太朴素了，和李曼妮刚才那番华丽的论述比起来，简直像土坯房遇到了琉璃瓦。

“她对宝玉的感情是真的，她对这个世界的鄙夷是真的，她的眼泪也是真的。”她慢慢抬起头，眼神里不再有怯懦，而是一种奇异而坚定的光彩，“她用自己的‘真’，去对抗贾府那个从上到下都充满了虚伪和算计的‘假’的世界。所以她活得最累，也最高贵。”

她没有引用任何高深的理论，只是用最朴素的语言，讲她读到的细节。讲黛玉怎么真心实意地教香菱作诗，怎么毫无保留地对宝玉剖白内心，甚至讲她对刘姥姥那种并非阶级鄙视，而是出于一个洁癖之人的本能、对另一个世界闯入者的疏离和不适。她讲着讲着，好像完全忘了自己是在上课，完全沉浸在了那个红楼世界里，讲到动情处，她自己的眼圈都红了，声音也带上了一丝哽咽。

那一刻，我站在冰冷的走廊里，透过那块油腻腻的小小玻璃窗看着她，心里那块悬了很久很久的石头，终于“咚”的一声，落回了原处。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连日来的疲惫和焦虑都消散了不少。

我没看错。我真的没看错。这姑娘，她是真的懂黛玉。她不是在分析一个文学形象，她是在心疼一个活生生的人。她的灵魂，和黛玉是相通的。

从那天起，我对陈晓月变得更加“苛刻”，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她在镜头前一个眼神不对，我能让她对着一面空墙重来五十遍，直到她精神恍惚，几近崩溃大哭。她一句台词情绪不对，我能当着所有人的面骂她“榆木疙瘩”，骂她“带不动，就是块木头”。

剧组的人都觉得我是在用这种“捧杀”的方式“劝退”她，逼她自己受不了了走人，好给投资方一个交代。连一向支持我的张姐都看不下去，私下里不止一次地劝我：“老王，你差不多行了，这孩子本来就内向，再这样下去，人得被你逼出毛病来。”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在打压她，我是在磨她。一块绝世的璞玉，需要用最粗糙的磨刀石，用最大的力气去打磨，才能褪去外层的石皮，焕发出最温润、最惊心动魄的光华。

我要看看，这块被千年书卷气浸透了的“玉”，它的质地到底有多硬，能不能经得起我这块最不近人情的磨刀石的残酷雕琢。

“黛玉葬花”是林黛玉这个角色最经典、也最外化的一个华彩乐章。我把它定为培训班的结业考核，也是我给李曼妮和陈晓月出的终极考题。所有人都盯着这次排练，这几乎就是定角前的最后一次公开对决，重要性不言而喻。

李曼妮为此下足了功夫，她把这次考核当成了一场志在必得的战役。她不仅把《葬花吟》的每一个字都吃透，请了昆曲老师来指导自己的身段和指法，设计了每一个转身，每一次挥锄，甚至连花瓣飘落时，她眼神该追随哪一片，脸上该呈现何种角度的凄美，都经过了精心的编排和反复的练习。她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呈现一个“美”的极致，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挑剔的完美表演。

排练那天，所有主创人员和顾问专家都到场了。李曼妮一身素衣，略施粉黛，身姿袅娜地走进那片我们用假花和真土搭建的“桃花林”。音乐一起，她便如角色附体。锄头的起落带着舞蹈般的美感，眼神哀怨缠绵，仿佛蕴含着千言万语。当她念出《葬花吟》时，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哀婉动人，每一个顿挫都卡在音乐的节点上。整个表演一气呵成，美不胜收，就像一幅会流动的、精致到头发丝的古典仕女图。

表演一结束，表演指导赵老师立刻带头鼓掌，激动地对我说：“王导，太完美了！教科书级别的！这要是拍出来，绝对是影史上的经典画面！”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跟着点头附和，看向李曼妮的眼神充满了赞许。

我点了点头，不置可否。的确，从技术层面，李曼妮的表演是满分，无懈可击。但我的心，没有一丝波澜。我看到的，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在镜头前淋漓尽致地演绎悲伤，而不是林黛玉本身在经历那种深入骨髓的悲伤。太完美了，完美得像假的。

然后，轮到了陈晓月。

她没有像李曼妮那样立刻开始。她只是穿着同样的素衣，素面朝天，扛着那把小小的花锄，一个人在那片假的桃花林里站了很久很久，久到场外的人都开始有些不耐烦，窃窃私语。她低着头，看着脚下的泥土，不知道在想什么，整个人仿佛与周遭的一切都隔绝了，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终于，她动了。

她没有李曼妮那么好看的身段，动作甚至有些笨拙。她拿起锄头刨土的样子，不像个吟诗作对的贵族小姐，倒像个真正在田间干过活的农家女孩，一下一下，很实在。她把飘落在地上的花瓣一片片收拢到绢袋里，动作很慢，很认真，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仪式感。

接着，她开口念白。她的声音不大，还带着那点始终改不掉的南方软糯，但当她念出那句“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时，声音里那种发自骨子里的、无法模仿的颤抖和悲凉，那种看透了自己未来命运的、空洞而绝望的眼神，让整个喧闹的排练厅瞬间安静了下来。

她的表演不“美”，甚至有些“拙”，但它像一把冰冷的、生了锈的锥子，毫无花巧，也不管你疼不疼，就那么直愣愣地、硬生生地扎进了我的心里。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是在看一场表演，而是在窥探一个孤独灵魂最深沉、最私密的绝望。她不是在葬花，她是在为自己举行一场生前的葬礼。

这次排练，像一根导火索，让剧组内部彻底分裂了。

以张姐和投资方为代表的“李曼妮派”，几乎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也很现实：李曼妮形象好，有经验，市场认可度高，她的表演方式也更符合大众对“美”的期待，是最安全、最稳妥的选择。选她，这部戏就成功了一半。

而另一边，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几个被我说服的老编剧和红学顾问虽然在艺术上支持我，认为陈晓月更有“黛玉之魂”，但他们没有最终决定权。

矛盾终于在一次决定角色归属的高层会议上彻底爆发。

投资方的代表刘总，一个脑满肠肥、戴着金戒指的生意人，直接把我叫到了会议室。他把古巴雪茄在水晶烟灰缸里狠狠地摁灭，毫不客气地拍了桌子，震得茶杯里的水都溅了出来：“王扶林！我敬你是艺术家，但我们这是几百万上下的投资，不是给你搞个人艺术展的！我要的是一个能让全国男女老少、识字的不识字的，一眼就爱上、就心疼的林黛玉，不是一个需要你写一万字论文来解释她为什么好的‘林黛玉’！”

他站起来，肥硕的身体带着一股压迫感，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脸上：“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林黛玉这个角色，必须是李曼妮！她有观众缘，有知名度，能保证我们的收视率！你要是不同意，这事儿就没法往下走了，我们撤资！你自己看着办！”

会议室里死一般寂静，几个台里的领导面露难色，都低下头去看自己的茶杯，谁也不敢接这个话茬。

我坐在他对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香烟，烟雾把我的脸都模糊了，也掩盖了我眼中的疲惫和决绝。等他说完，屋子里只剩下他粗重的喘气声和我的沉默。

我慢慢地、用力地把烟头摁灭在已经满溢的烟灰缸里，抬起头，迎着他那双冒着怒火和贪婪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刘总，你要一个漂亮的演员，我可以给你找一百个。但你要一个林黛玉，现在，我眼前，只有一个。”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掷地有声。

“你要是信我王扶林，信我这部戏，这部戏成了，是大家的功劳。要是砸了，”我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我王扶林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

会议室里的空气，瞬间绷紧到了极点，仿佛一根马上就要断裂的琴弦。我知道，我已经把自己逼上了悬崖，没有退路了。这场关于艺术和商业的战争，到了必须决一死战的时刻。

被刘总逼到墙角，我知道任何语言上的争辩都已是徒劳。商人的逻辑里只有利益和风险，而我所坚持的“灵魂”和“风骨”，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些虚无缥缈、无法量化的文人酸话。我需要一个事实，一个能让所有人都闭嘴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我决定行一招险棋，一场不成功便成仁的终极豪赌。

第二天，我突然通知所有主创人员，包括刘总和他那个精明的助理，最终试戏改在三号摄影棚，内容保密。

大家一头雾水地来到棚里，只见中央只布置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场景：一张古朴的、上了年头的楠木桌子，上面孤零零地放着一个道具组跑遍了整个京城才找来的、最剔透、最精美的琉璃盏。那盏子在聚光灯下流光溢彩，薄如蝉翼，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掉，美得不似凡物。

刘总、张姐、所有副导演、表演指导、红学顾问，我都请到了监视器后面。我就是要让他们所有人都亲眼看到，我王扶林到底在坚持什么，我到底在寻找什么。

我把李曼妮和陈晓月叫到跟前，表情严肃地告诉她们规则：“很简单。等会儿，‘宝玉’会进来，当着你的面，失手打碎这个你最心爱的东西。我要看你的反应。李曼妮，你先来。”

李曼妮不愧是专业演员，她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图。这是一个考验瞬间爆发力和情绪感染力的经典考题。她深吸一口气，对着那个琉璃盏凝视了片刻，眼中便蓄满了爱怜与珍视。她已经入戏了。

门开了，“宝玉”走进来，按照剧本，两人寒暄几句，“宝玉”无意间一挥手，“哗啦”一声石破天惊的脆响，那只美丽的琉璃盏摔在地上，碎成一地晶莹。

就在破碎声响起的瞬间，李曼妮冲了进去。她的反应堪称完美：先是震惊地捂住嘴，漂亮的眼睛瞬间睁大，身体控制不住地晃了一下，满脸的不敢置信。随即，巨大的心痛攫住了她，眼泪像开了闸一样滚落下来，她捂着胸口，身体摇摇欲坠，哀切地转身，用一种心碎欲绝的眼神看着“宝玉”，颤抖着质问：“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

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张力，情感层层递进，爆发力十足，每一个反应都精准地踩在情绪的节点上。演完，刘总第一个带头鼓起掌来，他得意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看到了吗？王扶林，这才是演员！这才是专业！”

我面无表情，心里却毫无波澜，甚至有一丝悲哀。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但仅仅是表演。她演的是“心爱之物被打碎了”，而不是“我的世界崩塌了”。

“下一个，陈晓月。”我对着话筒说，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

陈晓月站在门外，我能从监视器里看到她紧张得手脚冰凉，脸色发白得像一张纸。当里面再次传来那声清脆的碎裂声时，她的身体猛地一颤，像一只被猎枪惊到的小鹿。

她推开门，慢慢走了进去。

但接下来的一幕，让监视器后所有的人，包括我，都惊呆了。

她没有哭，没有喊，甚至没有第一时间去看那个闯了祸、一脸歉疚的“宝γ玉”。她的目光，像被钉子钉住了一样，死死地钉在地上那堆闪着光的琉璃碎片上，整个人仿佛被瞬间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僵在了那里。

然后，她缓缓地、缓缓地蹲下身子。她的动作那么慢，那么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她伸出手，似乎想去触碰那些锋利的碎片，但指尖却在离碎片只有一厘米的地方停住了，不住地、剧烈地颤抖。她想把它们拼凑起来，却又深知那是不可能的徒劳。

这个过程，持续了漫长的、令人窒息的十几秒。没有一句台词，没有任何戏剧性的爆发，但整个摄影棚里，却弥漫开一种比任何嘶吼和眼泪都更让人心碎的、无声的悲伤。

过了许久，她才像一个耗尽了所有力气的木偶一样，慢慢地、僵硬地抬起头，看向那个扮演宝玉的演员。

她的脸上没有一滴眼泪。

但她的眼睛里，却是一种我从未见过、也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冰冷到极点的东西——那不是伤心，不是愤怒，甚至不是责备，而是一种混杂着极致的失望、心碎和一种“原来你也不懂我”的、彻底的、冰冷彻骨的疏离感。

那眼神，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一直洋洋得意的刘总，都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和寒意。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眼神！我等了这么久，找了这么久，我等的就是这个眼神！

监视器前，我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擂动，血液冲上头顶。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林黛玉的魂！

“停！”我对着话筒大吼一声，声音都因为过度的激动而劈了叉，变得尖利刺耳。

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我快步走出监视器区域，穿过人群，走到还蹲在地上的陈晓月面前。

我死死地盯着她的眼睛，那里面还残留着刚才那份让人心碎的空洞和荒芜。我仿佛要确认什么，要看进她的灵魂深处。

片刻之后，我猛地转过身，迎着刘总和所有质疑者的目光，用尽我全身的力气，几乎是咆哮着宣布：“就她了！林黛玉这个角色，就是她的！你们谁要是再质疑我的决定，就自己来拍！”

我扔下这句石破天惊的话，头也不回地大步走出了摄影棚，把满屋子的震惊、愤怒和不解，连同那个还蹲在地上、仿佛魂魄都跟着那琉璃盏一同碎掉的女孩，都重重地关在了门后。

为什么？那个眼神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一个连眼泪都没有的、“没演出来”的反应，反而让我如此疯狂和笃定？我没时间解释，也不想解释。因为我知道，那一刻，我找到了我要的答案，一个只属于我和林黛玉的答案。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反锁上门，任凭外面的人怎么敲门我都不理。屋子里乱七八糟，墙上贴满了《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图和场景概念图，桌上的烟灰缸又一次堆成了坟。我拉开书桌最下面那个卡了很久的抽屉，从一堆发黄的旧文件中，翻出一个用绒布包裹着的、已经褪色的旧相框。

我用袖子擦去相框上的灰尘，相框里，是我年轻时的母亲。照片是黑白的，但母亲的眼神，温柔而倔强，仿佛能穿透岁月。

我的母亲是大学里的古典文学教师，一辈子痴迷《红楼梦》，那本书对她而言，不是研究对象，而是她的精神家园，是她的知己。但在那个特殊的、黑白颠倒的年代，她因为所谓的“知识分子清高”和“不合群”，因为坚持自己对文学的见解，因为在课堂上说林黛玉的“小性儿”是风骨而不是缺点，而备受打压和批判。她的身体和精神，都在那场无情的风暴中被彻底摧毁了。

最后的日子，她躺在医院那张冰冷的铁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房间里弥漫着来苏水的味道。我永远记得，她拉着我的手，那只曾经在讲台上挥斥方遒的手，如今却冰冷无力。她看着我，气若游丝地说：“扶林，他们都说林黛玉尖酸刻薄，小性儿，是个病秧子。他们不懂……他们都不懂……”

她喘了口气，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微弱却异常明亮的光。“她最可贵的，不是才，不是貌，是那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真’和‘洁’。她的病，不是身体的病，是风骨的病……扶林，你要是以后有能耐，一定要告诉大家，真正的林黛玉，是什么样的……”

这是她留给我最后的话，也是她唯一的遗愿。这个承诺，像一道滚烫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几十年未曾冷却。

所以，我拍《红楼梦》，不只是在完成一项工作任务，我是在替我母亲，圆一个未了的梦。我心里的那座“潇湘馆”，常年落着冷雨，那里住着的，是我对我母亲无尽的思念和未能保护她的愧疚。

晚上，张姐敲开了我的门。这次她没有硬闯，只是在门外轻声说：“老王，开门吧，是我。我给你带了点吃的。”

我打开门，张姐端着一个饭盒，里面是两个馒头和一点咸菜。她没像往常一样抱怨，只是把饭盒放在桌上，忧心忡忡地说：“老王，刘总那边已经放出话了，要撤资。剧组现在人心惶惶，都说这戏要黄了。你今天……太冲动了。”

我点燃一支烟，看着窗外深沉的夜色，第一次跟她讲了我母亲的故事。我讲得很慢，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事。

讲完，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剩下我粗重的呼吸声。张姐眼圈红了，她从兜里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

我掐灭烟，转过头，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语气对她说：“张姐，现在你明白了吗？今天那个琉璃盏，李曼妮的反应，是演给‘宝玉’看的，是演给监视器后面的我们看的，她是在说‘你看我多伤心，你们快来心疼我’。她的眼泪是博取同情的武器。这很专业，这很高明，但这是错的。”

“但陈晓月，”我顿了顿，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让人心碎的眼神，“她根本没在演。当那个盏子碎掉时，是她心里的某个世界，跟着一起碎了。她蹲下去，是想把自己那个碎掉的世界一片片拼起来。她抬头那个眼神，不是在质问‘你为什么打碎它’，而是在用一种绝望的方式确认，‘原来你根本不懂它对我有多重要’。”

“林黛玉的悲剧，根源就在这里！她一生都在寻求一个‘知己’，可最后发现，连她最看重、以为最懂她的宝玉，都不能完全懂她。她的悲伤，从来不是表演给贾府众人看的，那是她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你懂吗，张姐？我要的，就是这份不为外人道的、真实的兵荒马乱！”

张姐呆呆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大概是被我这番理论震住了。

我没有再解释，而是弯下腰，从我那个破旧的公文包最底层，拿出了几本用牛皮纸包着的东西。我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推到她面前。

“这是我所有的积蓄存折，还有我家的房产证。”

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刘总要撤资，让他撤。这个窟窿，我来填。这部戏，我王扶林赌上我的一切，也必须是陈晓月。就算最后拍出来没人看，就算我赔得倾家荡产，我也认了。至少，我对得起我妈，对得起曹雪芹，对得起我心里的那座‘潇湘馆’。”

看着桌上那几本薄薄的、承载着我一个家庭全部重量的册子，张姐被我这种近乎疯狂的执念彻底镇住了。

看着我，眼神里从最初的不解、担忧，慢慢变成了震撼，最后，化为了一种沉重的、无奈的理解。她知道，我已经疯了，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艺术理想，押上了全部身家。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的豪赌，像一颗投入死水的巨石，在剧组内部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一个导演为了一个新人演员不惜倾家荡产，这种事在圈子里闻所未闻。台里领导看我态度如此坚决，甚至不惜以身家性命相搏，也被我的执拗镇住了，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出面，去跟投资方周旋。最终，刘总没有立刻撤资，但他那边的态度也冷淡下来，摆明了是抱着胳膊，等着看我的笑话，看我怎么把几百万投资打水漂。

风波暂时平息，但空气中依然充满了不信任和怀疑。张姐拿着一份拟好的正式演员合同，去招待所找陈晓月签约。

一个默默无闻、从没想过当演员的中文系学生，一夜之间，命运的齿轮发生了剧烈的转动，她成了万众瞩目的《红楼梦》女主角。这对她来说，是幸，还是不幸，谁也说不清。

那天晚上，张姐又来找我。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先汇报工作，而是在我对面坐了很久，神情复杂，既有尘埃落定的感叹，也有一丝心有余悸的后怕。

“老王，”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你可能真的……没选错。你这次，不是赌博，你是有天眼。”

我有些意外，张姐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可从来不说这种神神道道的话。

“今天跟晓月那孩子聊了很久，”张姐缓缓说道，她的目光投向窗外的黑暗，“签完合同，我还是没忍住，问她，试戏那天，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样的反应，太真实了，真实到吓人，不像是演出来的。”

张姐说，陈晓月听了这个问题，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她从自己那个随身的、已经洗得发白的蓝色布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用干净的手帕层层包裹着的东西。

那是一块淡青色的旧丝绸手帕，边缘已经磨损起毛，上面用极秀丽的、几乎要淡去的丝线绣着几句残诗：“……残红香冷，雁声断秋……”针脚细密，透着一股江南女子特有的温婉和才情。

“晓月说，这是她妈妈绣的。她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我的心，猛地一揪，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张姐继续说，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感叹：“那孩子说，她妈妈跟书里的林黛玉很像，一辈子最爱的就是《红楼梦》，也爱写点小诗，亲手教她读书写字，身体也一直不好，常年咳嗽。这块手帕，是她妈妈留给她唯一的、最宝贵的念想。而我们那天试戏用的那个琉璃盏，跟她记忆中，她妈妈生前最宝贝的一个玻璃摆件，几乎一模一样。”

张姐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颤抖，她复述着陈晓月的话：“晓月说，当棚里传来那声脆响时，她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什么都听不见了。她推门进去，看到的不是什么道具，就好像是看到她妈妈留下的唯一的东西被人打碎了。她说她当时根本没想起来自己在演戏，也没想起来考题是什么，她蹲下去，是真的想把那些碎片捡起来，拼回去，她觉得那是她妈妈留下的东西，碎了就再也没有了……”

听到这里，我再也坐不住了。我猛地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窗户，让冰冷的夜风吹在我的脸上。一股巨大的暖流和难以言喻的酸楚，同时涌上心头，我的眼睛瞬间就模糊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如此。

我不是神，我没有看透人心的本事。我之所以能从茫茫人海中一眼看到她的与众不同，之所以对她那个“失常”的反应如此笃定，原来不是因为我的艺术眼光有多么高明，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深处，竟然埋藏着如此相似的、无法与外人言说的伤痛和记忆。

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因《红楼梦》而变得脆弱又坚韧的母亲。我们心里，都有一座常年落着冷雨、种满翠竹的“潇湘馆”。

我不是在千万人中挑选了一个演员。

我只是在茫茫人海中，被一种同病相怜的、孤寂的灵魂气息所吸引，找到了我的“同类”。那一刻，我终于彻底释然了。这不是一场疯狂的豪赌，这是命运的安排，是两个隔着时空的孤独灵魂，通过曹雪芹笔下那个更孤独的灵魂，达成的一次深刻的共鸣。

顶着巨大的压力和无数的质疑，八七版《红楼梦》剧组，终于在北京西山脚下的摄影棚里正式开机了。开机那天，没有香槟，没有鲜花，只有我和一群心里没底的剧组人员，以及一台孤零零的摄影机。

陈晓月成为林黛玉的消息一经公布，外界的质疑和骂声像潮水一样涌来，几乎要将我们这个刚刚起步的小剧组淹没。“史上最普通林黛玉”、“导演选角有黑幕，新人背景不简单”的报纸标题随处可见，充满了刺眼的恶意。甚至有人写信到电视台，言辞激烈地要求换人，说我王扶林是在糟蹋国粹。

剧组内部，气氛同样微妙。最终接演了薛宝钗一角的李曼妮，虽然在镜头前表现得体大方，但在私底下，她和一些科班出身的演员，对陈晓月这个“空降兵”的态度，是一种礼貌而冰冷的疏离。那种骨子里的优越感和“等着看你笑话”的眼神，谁都看得出来。陈晓月在剧组里，就像在培训班里一样，依然是那个孤独的、不合群的人。

我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做的只有一件事：把所有非议和外界的干扰都挡在外面，像一堵墙一样，为陈晓月撑起一把巨大的保护伞，给她一个最纯粹、最安静的创作环境。

我成了剧组里最严厉、最不近人情的暴君，也成了陈晓月唯一的、也是最严苛的导师。

在按照原著一比一搭建的“潇湘馆”布景里，我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教她，一个眼神一个眼神地磨她。我告诉她：“忘了镜头，忘了你在演戏，忘了外面那些骂你的人。从现在起，你就是林黛玉，这里就是荣国府，这片竹林就是你的家。你高兴就笑，你难过就哭，用你自己的心去感受，去生活。不要演，要去成为她。”

渐渐地，奇迹发生了。

当陈晓月穿上那身专门为她量身定做的、淡雅如水的戏服，梳起古典繁复的发髻，走进那片我们为她种下的、风一吹就沙沙作响的潇湘苦竹林里时，她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那个在培训班里畏缩、笨拙、找不到感觉的女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浸在骨子里的、带着淡淡忧愁和清高风骨的古典灵魂。

她的一个蹙眉，一声叹息，都充满了说不尽的诗意和韵味。她的眼神里，有了故事，有了魂。她不再害怕镜头，镜头仿佛成了她倾诉的眼睛。

剧组里那些原本等着看笑话的人，慢慢都安静了。他们看她的眼神，从最初的轻视、怀疑，逐渐变成了惊讶，最后化为了深深的敬畏。有一场拍“宝黛共读西厢记”的戏，当陈晓月演到听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时，她不是按剧本设计的去脸红，而是眼神一瞬间变得迷离而伤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那场戏拍完，整个现场鸦雀无声，过了好久，灯光师才喃喃地说了一句：“我的天，她就是林黛-玉啊。”

李曼妮在和她对戏时，也渐渐收起了那份不动声色的轻慢，变得前所未有的专注起来。她或许终于明白，站在她面前的，已经不是那个土气的女学生，而是一个她用尽所有技巧都无法战胜的、真正的对手。

时间在胶片一格一格的转动中流逝，我们终于要拍全剧的重头戏——“黛玉葬花”。

那天，天气很好，是一个真正的暮春时节。我们等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春雨，雨后的桃花林，落英缤纷，泥土的气息混杂着花瓣的清香，一切都像是为了这场戏而准备的。

陈晓月一身素衣，独自扛着花锄，走进那片真实的、带着湿气的桃花林。没有排练，没有预演，我只在开拍前，隔着监视器对她说了一句话：“去吧，晓月，去跟你自己，跟黛玉，好好地告个别。”

摄影机开动，全场寂静，只听得见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和偶尔的几声鸟鸣。

我坐在监视器后面，紧紧地盯着那个小小的黑白屏幕。我看着镜头里那个扛着花锄的纤弱身影，她抚摸着沾着雨水的花瓣，眼神迷离，仿佛在看花，又仿佛在透过花，看着自己短暂而绚丽的一生。

当她念出那句“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时，一滴清泪，没有经过任何设计，就那样无声无息地从她清瘦的脸颊滑落，滴落在她手心的一片残红之上。那不是表演，那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在天地间最悲怆的叹息。

风吹起她鬓边的碎发，她整个人单薄得仿佛随时会随风而去，但她眼神中的那份孤傲与洁净，却又如此坚定，如此不容侵犯，仿佛在对这个薄情的世界做着最后的抵抗。

那一刻，我的眼前出现了幻觉。我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在病床上依然手不释卷的母亲；我看到了书中那个才华盖世、风骨凛然的绛珠仙子；我看到了眼前这个叫陈晓月的、普通的南方女孩……她们三个人的身影，跨越了时空，在那一刻完美地、天衣无缝地重叠在了一起。

“卡！”我本该大喊一声。

但我没有。我只是呆呆地看着监视器，任凭摄像机一直录着，录着那份无尽的悲凉和绝美。我怕我一出声，就会惊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梦境。

旁边的张姐，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后。她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递给我一块手帕。我接过手帕，擦了擦早已模糊的老花镜，也擦去了眼角不听话的湿润。

我看着屏幕里那个从此将被亿万人铭记的身影，在心里，默默地、郑重地对天堂的母亲说：

“妈，我找到了。我找到您的林妹妹了。”

屏幕上，她并非绝色。

但从那一刻起，她，就是我们心中唯一的林妹妹。

来源：清风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