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革命陈岩石在省委常委会上讲述他当年的入党动机时，一字一顿地说：“背炸药包是共产党员才有的特权。” 当这位白发老人说出这句话，整个会议室的时间仿佛被拉回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如今在剧中人物的世界里，权力正在被异化，信仰正在被侵蚀，人性的幽微与复杂在这部被誉为“

老革命陈岩石在省委常委会上讲述他当年的入党动机时，一字一顿地说：“背炸药包是共产党员才有的特权。” 当这位白发老人说出这句话，整个会议室的时间仿佛被拉回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如今在剧中人物的世界里，权力正在被异化，信仰正在被侵蚀，人性的幽微与复杂在这部被誉为“史上尺度最大反腐剧”中一览无余。

2017年初春，一部电视剧悄然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流量明星的加持，《人民的名义》却如同一枚投入湖心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为惊涛骇浪。

导演李路与编剧周梅森的合作，本身便是对现实的一次勇敢“破冰”。对于为何拍摄这样一部剧，李路直言不讳：“反腐不只是要把生锈的零件、患病的器官拿下来，更重要的是找到致锈的原因、病灶的所在，从而正本清源，创造清明的政治环境和执政生态。”

在充满抗日神剧与玄幻穿越作品的荧屏中，《人民的名义》以其独有的现实主义风格杀出重围，成为那个春天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

它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民心所向”的直接反映，因为“老百姓太需要这样的作品了”。

剧中，一个小小的项目处长赵德汉，在简陋老房子里吃着炸酱面，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他的别墅里，却堆积着整整两亿三千九百九十九万现金，钞票多到点钞机都数不过来。

这一极富戏剧性的反差，其原型正是真实案件中落马的“亿元司长”。

然而周梅森表示，所谓的“尺度最大”，并不在于官员级别突破至“副国级”，而在于“我们终于可以正视当下的社会政治生态了”。

那些在过去难以播出的对话，如今可以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省委书记沙瑞金直言：“有的干部私下里说，反腐弄得官不聊生，这不是屁话吗！不反腐，让他们继续腐败下去，那就是民不聊生了。”

这类台词在过去可能遭遇删减，如今却被保留下来，这本身便是反腐决心的体现。

贪官是什么形象？在传统叙事中，他们通常是面目可憎的魔鬼，贪婪、腐败、毫无人性。

然而周梅森在创作前深入监狱与落马官员面对面交流后，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腐败官员不是魔鬼，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正是这种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让《人民的名义》跳出了简单的二元对立。

祁同伟曾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是满怀理想的青年才俊。然而当现实一次次击败他的努力，当权力带来的不公将他推向深渊，他最终选择向梁璐跪地求婚——与其说他跪的是梁璐，不如说他跪的是她背后的政治资源。

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在于他的选择既是个人欲望的驱使，也是体制与环境的产物。

贪腐从来不只是金钱的交易，它更是人性的角斗场。在剧中，高育良与妻子吴惠芬表面上维持着和睦的夫妻关系，实际上早已离婚不离家。这对大学教授与官员的组合，暗藏着权力与情感的复杂博弈。

高育良曾与妻子探讨：“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聪明的人，但是，最缺的，就是忠诚的人。” 这样的对话，揭示出知识分子在权力诱惑面前的迷失。

另一边，省委书记沙瑞金在一次会议中，用极其严厉的语气批判道：“不是共产党员就没有资格背炸药包、参加尖刀班。同志们，那个时候，背炸药包是共产党员才有的特权呐！可今天，我们有的党员同志争的是什么？是钱和权！”

这样的对比，令人深思——同一身份，两种追求；同一位置，两样选择。人性的复杂在权力面前被放大了。

权力的本质是什么？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决策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然而在《人民的名义》中，权力被异化为个人欲望的工具，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

在权力场中，官员之间、官商之间的微妙关系构建出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剧中，省委副书记高育良与商人赵瑞龙之间的勾连，山水集团高小琴与官员们的暧昧关系，都展现了权力异化的典型形态。

剧中人物王大路一句“在中国做生意，决不能忽视官场的存在”，道出了政商关系的潜规则。

李达康书记曾对光明分局局长程度厉声批评：“你身穿人民警服，头顶国徽，就不能太任性。在人民面前，一定要把尾巴给我收起来，别把尾巴翘起来当旗摇。” 这番话直指权力异化的核心问题——公权力被私人化、任性化。

信仰是支撑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在剧中，不同人物的信仰选择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局。

陈岩石，这位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革命，在讲述当年入党经历时，眼中闪烁着信仰的光芒：“我这一生都为能拿到‘背炸药包’这个共产党员的特权——骄傲。” 对他来说，信仰是牺牲与奉献的代名词。

然而对于高育良来说，信仰逐渐被利益所替代。他曾对学生祁同伟讲述为官之道，试图保持自己的理想形象，却一步步陷入腐败的泥潭。从政法教授到省委副书记，高育良的人生轨迹充满了理想主义被现实消解的悲剧色彩。

权力与信仰的角力在剧中人物身上不断上演。侯亮平坚持自己的信仰，面对诱惑毫不动摇；而祁同伟则在现实的挤压下，逐渐放弃了最初的原则。

正面人物在反腐剧中的塑造向来是个难题。在《人民的名义》中，反贪局局长侯亮平被塑造成近乎完美的角色，他面对困难时，常常通过闪回刚入职时宣誓的场景，来表现内心对党性的坚持。

然而这样“完美型人格”的塑造，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有观点认为，这种塑造方式缺乏对人物内心矛盾的深刻刻画，使得人物显得有些“扁平化”。

相比之下，反面人物的塑造则更加复杂立体。高育良与祁同伟的堕落过程被详细展现，特别是祁同伟，从贫寒出身、大学期间的优秀学生，到后来逐步走向腐败，其心理转变过程令人唏嘘。

这种正反人物塑造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创作者对人性复杂性的理解深度。也正是在这种不平衡中，《人民的名义》展现出更为丰富的人性图谱。

《人民的名义》构建了三条叙事主线：检察机关的反腐办案线、政治斗争线和百姓生活线。这三条线索交织并行，展现了一个立体的社会图景。

主线以侯亮平调查赵德汉、丁义珍为起点，经过“116”事件、陈海车祸等关键节点，逐步升级为与山水集团的正面交锋。同时，辅线中的各种社会现象也引人深思：郑胜利组织网络水军造谣、小皮球在学校“行贿受贿”、王校长骗取国家补贴等情节，都直指社会现实。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丁义珍式”窗口事件，这一情节不仅批判了官员的不作为，也在现实中引起巨大反响，多地政府开始整治类似的“蹲式窗口”。

这种主辅线结合的叙事方式，不仅增加了戏剧冲突，更拓展了作品的现实关照维度，使其超越了一般的反腐剧，成为一部社会生态的“百科全书”。

台词是《人民的名义》的一大亮点，那些犀利的对话和独白，像利剑一样穿透荧幕，直指人心。

陈岩石怒斥：“现在有的干部，私下里说啊，说这反腐弄得官不聊生，这不是屁话吗！不反腐，让他们继续腐败下去，那不是官不聊生了，那就是民不聊生了，老百姓就得造反了！”

沙瑞金在一次会议上直言：“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干部的队伍素质的问题，坦率的说，我们一些干部其素质已经远低于一般国民的素质了。”

陆亦可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社会问题：“这贫富差距太大，带来的被剥削感；权利不受监控，带来的不公平感；社会保障不足，带来的不安全感；这老百姓能不浮躁吗？！”

这些台词之所以有力，不仅在于其尖锐性，更在于其真实性。它们是编剧周梅森深入调研、反复打磨的成果，既反映现实，又高于现实，构成了一部反腐剧的语言筋骨。

《人民的名义》不仅是一部电视剧，它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是文艺与现实的一次深度对话。周梅森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全国人民都在关注反腐，这种情况下，如果文艺不关注、不在场，那就是文艺的失职。”

这部剧的成功释放出一个信号：文艺创作应当直面社会现实，回应人民关切。当陈岩石在剧中高呼“背炸药包是共产党员的特权”时，他所呼唤的不仅是历史的记忆，更是当代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追求。

在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等机构组织的研讨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人民的名义》用积极的姿态对反腐斗争给予艺术的表现与思考，塑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忠诚果敢、一心为民、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的群体形象。

这也正如导演李路所言，希望通过这部剧“在这场大变迁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当剧中祁同伟在孤鹰岭自杀，说出“我犯下的罪孽，只能用自己的生命来偿还”时，那些曾经的理想、挣扎与选择都已尘埃落定。窗外，汉东的太阳照常升起，人们继续生活、工作，但内心的某些东西已经改变。

或许正如剧中那句令人深思的台词所说：“以前，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坏事，现在，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了”。从《人民的名义》所揭示的真相来看，这部剧最大的贡献，不是展示了腐败有多严重，而是让人们重新相信，总有那么一群人在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作者简介：易白，智库学者，文艺创作者。长期从事政策研究、智库咨询与公益普法，曾担任军队政工网《建言献策》频道编辑、多家报刊专栏作者及特约撰稿人。在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及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有持续观察与研究。文艺创作逾三十年，诗歌、散文、歌曲、绘画、影视及音乐作品累计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百余次，作品散见于多种文学期刊及媒体平台。

来源：中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