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母女，才是真正的恨海情天

摘要：TVB剧集《新闻女王2》热播，女主角文慧心（佘诗曼饰）与养母阮雪君（夏文汐饰）之间横跨十年的爱与控制、传承与反叛，扯出了一条比职场宫斗更隐秘的母女情感线。

TVB剧集《新闻女王2》热播，女主角文慧心（佘诗曼饰）与养母阮雪君（夏文汐饰）之间横跨十年的爱与控制、传承与反叛，扯出了一条比职场宫斗更隐秘的母女情感线。

演员佘诗曼在社交媒体发布长文，分享自己对这段母女关系的解读。她将这种缠绕视作一场永无止境的拉锯：就像两棵在黑暗里抢夺养分的榕树，母女根系互相绞缠，枝叶却在暴风雨前又自然地靠拢成同一片庇护所。是继承，也是背叛；是理解，也是抵抗。

不只是文慧心和阮雪君，事实上，在这段被包装成两代新闻人的理念冲突的母女关系之下，是无数东亚母女间那种近乎宿命式的循环：既渴望挣脱，又无法真正斩断。

几十年来，母女关系一直是社会最热衷于论道和反复拆解的情感结构。可更残酷也更隐蔽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母女关系真的只是女性内部的情绪战场吗？

女儿，是在新闻圈里独自摸爬滚打多年，凭实力坐上香港“新闻一姐”宝座的大女主文慧心；母亲，则是同样从记者起步、一路走向国际现场、成了无数年轻记者心中灯塔的阮雪君。

理论上讲，如此一对在新闻业并肩前行、共享行业暗礁与风口、本该最懂得彼此的心事与步伐的母女，却偏偏成了“敌人”。

回忆初入职场的文慧心，曾笃定地告知养母自己要回香港做实习记者的决定。早已帮她安排好国外工作的阮雪君必然不能理解女儿的选择，原因简单，做记者有多苦多累她自己最有发言权。正如她所言，“我现在给你机会骑在我肩膀上，不用你从头吃苦，你的起点不就高多了？”

阮雪君对女儿职业选择的强势介入，精确贴合了大众心中“控制狂母亲”的印象。而关于这样的母亲如何形成，《挣脱母爱的束缚》中提及，母亲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女儿的创造者。这也意味着，她对于如何创造一个成功完美的女儿有所期待。

正如没有人希望自己的投资在未来某天会失败，母亲事无巨细的照料都可以被视为为一场精心计划的投资。那种过去的、粗放式的喂养，仅仅为了让一个小孩活下去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如今，母亲更希望女儿在学会生存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以某种方式回馈自己、证明自己的投资没有白费。

阮雪君始终将传统媒体的思维奉为圭臬，并将“国际、战争”视大，将“地方”视小，傲慢地预判文慧心在事业的决心和目标。此外，养母的身份让阮雪君同时霸占“母亲”和“父亲”两个角色，这让她在教导女儿时自带父权体系的逻辑——强调规训、权威和成就，忽视了文慧心想要独立探索的需求和闪闪发光的新闻理想。

如果说阮雪君文慧心母女的特殊之处，在于她们出身中产，起跑线也不低，母亲并没有对女儿产生“未来必须成功”的压迫性期待，那么三十年前的《喜福会》则是母女关系中的另一大众面：母亲出身不佳，于是将所有未竟的梦都赋予女儿，望女成凤。

母亲suyuan年轻的时候逃难移民到美国，深知其苦，希望女儿jingmei通过弹琴获得更好的人生。而受够练琴的jingmei直接大声喊出，“我不是你的奴隶。”面对女儿的反抗，suyuan的回应是：“只有乖乖听话的女儿才能呆在这个家里”，全然不理会jingmei的内心感受。

矛盾的产生，是因为创造者虽然期待女儿优秀，却仍希望她的能力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母关系中潜藏着一种权力争夺。阮雪君也好，Suyuan也好，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诠释母亲的永恒期望。她们期望通过言传与身教，去塑造一个乖顺、成功的女儿。

然而，这些标注着“为你好”的期待，对体验者来说往往是一种规训。在这样的结构里，女儿们学会了抑制愤怒、隐藏疲惫、迎合需求，以维系与母亲之间脆弱的情感纽带。“好女儿”成为了她们必须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她们能够选择的身份。

学者戴锦华认为，在独生子女政策、成功学、应试教育三重的高压结构当中，孩子没有童年、没有少年时代。与之同步发生的，是母亲没有自由、没有社会角色之外的人生。

现实中，养育职责大部分都落在母亲头上，这份本该由整个社会代代相传的职责与经验，被强制安插在一代代女性之间传承。母亲“看不见”孩子，常常是因为她自己也没有被“看见”，她们看见的往往是男性的需求，和男性、社会眼中希望自己成为的样子。

由此可见，母女之间的较量，其实是爱与控制、期望与反抗的个人戏码背后，社会结构下代际女性经验、压抑与释放的真实写照。

如果恰好遇到一位传统强势的妈，那你或许会很熟悉阮雪君的做法：帮你安排她认可的好工作，看不惯你的想法和做法、总跟你唱反调，想掌握你的行踪甚至用权力让你受挫......

那么作为女儿，文慧心又是怎么做的？从告知养母自己的职业选择开始，她就毅然离开母亲，搬到另一个城市，在全港最大的传媒公司SNK从实习记者做起，追逐新闻理想、积累行业人脉。

简单来说，文慧心做的，就是成为与母亲口中理想女儿样本背道而驰的“坏女儿”。

只是，独自闯荡多年辛苦建立起的事业，就在养母回到香港的一瞬间被全然否定了。离开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公开网络平台的文慧心，被养母看作不入流、自我摧毁、难登大雅之堂，所有的努力就在几句话中烟消云散。

即便在男友阿杰说出那句，“她一直都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没变过，怎么说她养大你，照顾你这么多年，你就当迁就一下她老人家”后，文慧心也无法释怀，继而讲出，“她是控制了我这么多年，每次见到她都逼得我喘不过气。”

我们能看到，即便文慧心在话语和行动上仍不断抵抗，但成为“坏女儿”依旧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缺乏母亲的支持、独自闯荡的孤独、无法斩断的母女关系，是文慧心一路走来要面对的“痛”。这些无法斩断的痛，是女儿们共同的伤疤。在这条路上，我们永远可以成为坏女儿，但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完全摆脱母亲的坏女儿。

这源于，母女关系是所有关系里连接最深的、也是最难产生分离个体化的关系。对于女性而言，这种联结既可以成为力量的源泉，也可能演变成混乱的根源。

电影《春潮》中，母亲纪明岚不健康的亲密经历，如无法躲避的诅咒一般降临在女儿郭建波的生活上。未婚先孕、经济困境、关系混乱。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未圆满的生活轨迹，还是会被女儿以相似的方式重现。

纪明岚在咒骂女儿时，其实并未察觉，母女之间其实就像一面镜子，彼此映照着对方的影子。郭建波的反抗显得微弱而无力，她试图甩掉母亲的影子，却发现只是徒劳。无论身体还是灵魂，她似乎都必须承载母亲的愿望，而非自己的渴望。

精神病学家、评论家斋藤环曾提到，母女之间之所以关系极其紧密，不只是心理或情感上的连接，而是源于身体共享带来的“细胞级别融合”。母女不仅共享身体的历史，也共享生活习惯与情绪体感，使得母女关系不像父子那样容易划清界限。

我们还可以参考美国哲学家艾利斯·扬也的理论。她认为，身体并非中性的容器，而是被社会性别结构深深塑形的。女性的身体感知、行动方式乃至对自身的想象，都嵌在一种被规训、被观看、被期待的社会环境之中。

换句话说，“具身性”从来不是母女关系的专属术语，而是一套关于“身体—社会—主体性”如何彼此塑造的女性主义框架。当我们把这一框架带入母女关系，它便开出新的理解路径：母女的相似不是偶然，而是由身体与文化深层同构所造成的一种延续。

可是，也正是在一次次的撞击中，母女关系才显现出它更深的维度。顺从当然轻巧得多，却往往带不来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而抵抗、反叛、挣扎，正是独立人格长出的锋芒，是女儿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母亲、也推开过去的必经之路。

佘诗曼说，文慧心的“抵抗”亦是一种“传承”。她明知新闻这条路刀光剑影、难走到极致，也明白当年养母的反对背后有她自己的伤与恐惧，但仍然选择坚持，只因为她体内也燃着同一种“劲”。

那股“劲”来自母亲，也超越母亲。是要闯出自己的天地、要证明给母亲看、要在压迫里长出力量的女性血脉。所谓“坏女儿”，往往是终于有了挣扎的勇气。而每一个“坏女儿”背后，都有可能站着站着一个当年也曾叛逆、只是不敢承认的“坏母亲”。

“其实呢，你跟她是同一类人，阮雪君是你的第一块镜子，她做什么你跟着做什么，就是因为有她才有今天的你。”

佘诗曼用恨海情天形容母女，爱和恨总是一体两面、无法分割。

对女儿来说，母女关系最困难的并不在于“原谅”或“和解”，而在于如何在爱与恨之间找到对关系的“理解”。要迈出这一步，往往最先要放下的就是那些“从妈妈那学到、应该做的东西”，然后试着问问自己喜欢什么，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

或许，最理想的母女关系不是紧紧相依，而是学会告别。母亲明白养育是一场以“分离”为终点的旅程，女儿也必须放下对“全能母亲”的神话，在心里为那块必然存在的废墟哀悼，然后在废墟上艰难地自我重建。

对于文慧心而言，她的痛苦恰恰源于她无法理解，那个曾在新闻现场挥汗奔走、把理想当成生命的阮雪君，为什么在成为母亲之后，会像是被换了灵魂一样，用另一套截然不同甚至背离自身的价值，去逼迫女儿顺从？为什么那个曾教她勇敢、教她追问真相的女人，会在养育的名义下要求女儿害怕自己的天性、压抑冲动、畏惧勇敢，把与生俱来的火苗与欲望封住？

幸运的是，文慧心能成为别人口中的Man姐，成为SNK离不开的当家记者，是她在服从命令和追求理想之间没有妥协自身、坚定选择后者的结果。而《新闻女王2》之所以能发展出这样的叙事，看似是时代发展下大女主和中产女性必然选择，实则是建立在无数对母女，无数代女性的对抗、冲突和妥协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