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 |《乌蒙深处》：乡村振兴的系统演进诗篇与基层实践图景

摘要：12月4日晚，由贵州主创、在贵州全程拍摄的28集电视剧《乌蒙深处》在央视一套热播收官。其独特的轻喜剧风格与源于生活的乡土气息，引发了观众与评论界的广泛共鸣。当屏幕上的“乌蒙三棵草”在家长里短的烟火气中碰撞出诙谐火花，当苗绣纹样悄然融进现代设计，当红缨子高粱酿出

12月4日晚，由贵州主创、在贵州全程拍摄的28集电视剧《乌蒙深处》在央视一套热播收官。其独特的轻喜剧风格与源于生活的乡土气息，引发了观众与评论界的广泛共鸣。当屏幕上的“乌蒙三棵草”在家长里短的烟火气中碰撞出诙谐火花，当苗绣纹样悄然融进现代设计，当红缨子高粱酿出产业醇香，该剧完成了一次举重若轻的叙事转换——它让宏大的时代命题，还原为一片土地上具体而微的呼吸、选择与共创。

这并非一曲单一的田园牧歌，而是一幅动态演进、有机互联的基层实践长卷。在这里，乡村治理润物无声，生态经济扎根发芽，城乡要素和谐交融，一种兼具传统内核与现代活力的“新乡土性”正破土萌发。《乌蒙深处》由此成为我们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富生命力的毛细血管层面的一次深度聚焦，它所书写的，正是一部生动而系统的乡村振兴演进诗篇。

诙谐叙事中的乡村治理：“乌蒙三棵草”与高认同共识构建

《乌蒙深处》的开篇，将观众迅速带入一个充满日常诙谐与摩擦的乡村生活现场。剧中核心设定“乌蒙三棵草”——以一位返乡青年为核心，联结另两位乡村青年，他们的日常互动与观念碰撞，成为了观察基层治理逻辑的生动窗口。无论是他们因创业理念不同而产生的拌嘴，还是在应对村里“小卖部情报站”式舆论监督时的手忙脚乱，这些充满喜剧色彩的细节，消解了传统叙事中“治理”一词的严肃性与距离感。剧中通过展现基于人情、乡规与民间智慧的矛盾调解场景，生动诠释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

轻喜剧风格的运用，在欢声笑语中完成了一种大众化、情感化的乡村治理编码，让观众在观剧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感知并认同那种基于共同语境、互谅互让的解决之道。这正呼应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要求，为构建低成本、高认同的基层治理生态提供了生动的文化注脚。《乌蒙深处》证明，主旋律叙事完全可以寓教于乐，在展现乡土美的同时，深刻映射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独特路径与深厚底蕴。

从文化符号到生态型经济：产业共生实践中的乡村经济范式

《乌蒙深处》对苗绣、蜡染、彝绣等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呈现，并未止步于橱窗式的静态展示或悲情化的技艺抢救。剧情巧妙地将其编织进一个动态、共生的乡村产业网络之中，从而揭示了一条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经济动能的现实路径。剧中，新一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并非简单地“复兴”老技艺，而是将传统纹样进行现代设计转化，制成符合当代审美的服饰、文创产品，并通过电商平台和文旅体验进行销售。这一过程，生动演绎了民族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本的有序转化。

更值得深思的是，剧集将非遗置于一个更大的生态经济循环中进行考量。例如，红缨子高粱这一特色农业产品，不仅自身是酿酒产业的基础，其种植景观构成了山地旅游的组成部分，而衍生的酒文化又可能与苗绣图案结合，开发出独具特色的酒类包装与旅游纪念品。这种“非遗+特色农业+山地旅游”的嵌套模式，构建了一个彼此滋养、效益循环的产业共同体。它减少了单一产业的市场风险与资源消耗，使经济增长牢牢扎根于本土的生态与文化肌理之中。

《乌蒙深处》勾勒出的，绝非一个浪漫化的怀旧乡土，而是一个以生态理性为基础、以文化创新为引擎的现代乡村经济模式，深刻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理念在乡村场域的具体形态，回应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

从“归乡者”到“联结者”：城乡要素互构下的内生动力

《乌蒙深处》剧中，麻青蒿的返乡绝非一种浪漫化的退守。剧集细腻展现了他作为城乡要素的新型载体与转化枢纽的独特角色。例如，他熟练运用短视频直播推介刺绣工艺、通过电商平台将高山农产品直联都市消费者，这并非简单的技术应用，而是将城市市场的需求信息、消费审美与商业模式，有机嵌入乡村的生产链条。他带回的不仅是资金或技能，更是一套重新评估和激活乡土资源的“现代性”视角与连接能力。

这生动诠释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乡村不再是被动接受辐射的末端，而成为能够主动吸引并重组人才、资本、信息等要素的创业“飞地”。剧中，青年创业团队与老一辈匠人之间并非取代或对立，而是形成了富有张力的协作：传统绣娘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寓意，青年则负责设计适配、市场链接与品牌叙事。这种代际协作模式，实质是一条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可行路径——它避免了对传统社区的粗暴切割，而是在尊重其主体性与知识体系的前提下，注入创新活力，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因此，剧集呈现的城乡关系，超越了简单的“反哺”或“回流”叙事，进入了一个双向建构、彼此重塑的新阶段。城市经验在乡土实践中被检验、调适，最终服务于乡村自身的发展逻辑；而乡村的文化底蕴与生态价值，也通过现代经济逻辑得以重新发现和增值，反哺城市的精神与物质需求。《乌蒙深处》由此描绘了一幅城乡深度融合的动态图景，预示着一种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县域发展新形态。

从“乡土气息”到“新乡土性”：乡村主体性的价值重塑

《乌蒙深处》中那些令观众倍感亲切的泥土气息——村口小卖部的信息集散、老一辈口中流传的智慧、与时节同频的生产节奏，远非对消逝田园的单纯缅怀。欧阳黔森深入156个村寨的采风，捕捉到的正是当代乡村在现代化浪潮中重构自身主体性的鲜活动态。剧中的山村，并未将自己封闭为一座抗拒变迁的“博物馆”，而是主动选择将最深厚的“土”资源，转化为最前沿的“潮”资本。

这种“新乡土性”的核心特征在于其能动性与开放性。例如，剧中青年们用短视频直播山间云海与酿酒过程，将物理的遥远转化为审美的亲近；他们将蜡染的天然染料与现代服装设计结合，让古老技艺对接当代生活美学。这展现了一种“扎根式创新”：乡村不再是被动接受城市辐射或政策输入的客体，而是凭借对本土知识、生态脉络与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主动参与全球消费网络和价值对话的能动主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其中的“和美”，不仅指向人居环境的整洁优美，更蕴含着传统伦理秩序、社区凝聚力与现代发展活力、开放心态之间的有机统一。《乌蒙深处》所描绘的，正是一个“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型乡村文明形态的雏形：它保留了乡土社会互助友爱的伦理温度，同时注入了公平竞争、创新创业的时代精神；它珍视青山绿水的自然馈赠，更善于将其转化为可持续的生态财富。这标志着中国乡村正在完成一次深刻的转型——从发展进程中的“跟随者”，转向基于自身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