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隆中对》的魅力在于 **“从零到一” 的戏剧性兑现 **：提出时刘备尚 “无立锥之地”，仅 7 年后便占据荆益二州、进位汉中王，从流亡军阀一跃成为三足之一，完全应验了 “跨有荆益，北拒曹操” 的核心规划。这种 “预言成真” 的逆袭叙事，天然具备强传播性。
《隆中对》的魅力在于 **“从零到一” 的戏剧性兑现 **：提出时刘备尚 “无立锥之地”，仅 7 年后便占据荆益二州、进位汉中王，从流亡军阀一跃成为三足之一，完全应验了 “跨有荆益，北拒曹操” 的核心规划。这种 “预言成真” 的逆袭叙事，天然具备强传播性。
而《榻上策》的落地是漫长且碎片化的 “渐进式完成”：
第一步 “剿除黄祖” 耗时 8 年（200-208 年），因山越叛乱牵制兵力迟迟未能推进；核心目标 “夺取荆州” 直至 219 年吕蒙白衣渡江才实现，此时距鲁肃去世已 2 年，天下早已形成三足鼎立格局；最终 “建号帝王”（229 年孙权称帝）虽达成，但过程缺乏 “逆袭感”—— 东吴本就有江东基业，战略更像 “守成扩张” 而非 “绝境翻盘”。这种 “慢节奏 + 低冲突” 的落地过程，使得《榻上策》难以形成集中的历史记忆点。
大众对三国的认知多源于《三国演义》，而这部作品对两者的刻画呈现 **“天差地别”**：
《隆中对》被赋予 “天命叙事”：罗贯中以 “三顾茅庐” 的虔诚铺垫、“未出茅庐知天下三分” 的神化描写，将其塑造成 “智慧巅峰” 的象征，甚至纳入初中课文，成为全民熟知的文化符号；《榻上策》被弱化，鲁肃形象被矮化：小说中鲁肃被刻画为 “忠厚老实、略显迂腐” 的调和者，其战略远见被周瑜、诸葛亮的光芒掩盖。即便《三国志》明确记载孙权称帝时感慨 “鲁子敬尝道此”，小说也未着墨渲染。文学传播的偏向性，直接导致《榻上策》在大众认知中 “隐形”。
两者的价值取向差异，决定了其后世接受度的不同：
《隆中对》以 “兴复汉室” 为旗帜：虽然后来成为蜀汉的 “战略包袱”（导致与东吴决裂），但在传统史观中，这种 “正统叙事” 更具精神感召力，符合儒家 “尊王攘夷” 的价值偏好；《榻上策》是 “彻底的功利主义”：开篇即言 “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主张 “据江自立、灵活结盟”（既可联蜀抗曹，亦可降魏自保）。这种 “无正统约束” 的务实策略，虽让东吴更具生存弹性，却难以获得传统士大夫的文化认同。简言之，《隆中对》是 “理想主义的史诗”，《榻上策》是 “现实主义的手册”—— 前者更易成为文化符号，后者则沦为 “实用工具”。
传统三国叙事长期以 “蜀汉为正统”，这种视角进一步挤压了《榻上策》的传播空间：
蜀汉被视为 “汉室延续”，其兴衰（从隆中定策到诸葛亮北伐）被赋予 “天命兴衰” 的悲剧美感，《隆中对》作为起点自然被反复提及；东吴则被视为 “割据势力”，其战略更多被解读为 “自保之举”。即便《榻上策》最终实现了 “称帝” 目标，但在 “汉亡魏替” 的正统叙事中，其价值被边缘化。此外，东吴的文化影响力弱于中原与蜀汉，缺乏如诸葛亮《出师表》般的传世文献加持，也使得《榻上策》难以突破 “地域局限”。
来源：小牛同学走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