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而为了生动地表明，对商人的歧视已经深刻骨髓，成了社会本能。编剧又用几个鲜活的角色，让我们直观感受到了商人的困境：

《唐朝诡事录3》里，韦葭疯癫哭喊“我是高门女子，不能嫁商人，会愧对门楣！”

她即使疯了，潜意识里还深埋的是“士农工商”的等级鸿沟。

因为嫁给商人，对她这样的贵族小姐来说是奇耻大辱，是会让整个家族蒙羞的。

而为了生动地表明，对商人的歧视已经深刻骨髓，成了社会本能。编剧又用几个鲜活的角色，让我们直观感受到了商人的困境：

在唐朝，商人常常被预设为“无知逐利之徒”，慈善与爱好都难洗偏见。

“榜一大哥阮大熊，作为酒楼老板，他出钱出力宴请诗人，但起初却也被这些文人嫌弃粗鄙无知，上不了台面。

欧阳泉是“唐诡追星第一人”，富甲一方却拼命想挤进“南州四子”的文化圈。但无论他多风雅，都被一句“铜臭味”拒之门外。并不是欧阳泉不够风雅，只是“商人”二字成了他的原罪。他的财富买不到主流精英圈的文化认同。

明石这个角色更极端。他富可敌国，手里的钱能买下半个长安，却买不到一张官场的入场券。唐朝法律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当官。这就等于把他向上的路彻底堵死了。所以他才那么疯狂，想通过控制宰相来幕后操盘。而他的疯狂阴谋，不过是一个被制度逼到绝路的人，想用金钱暴力破门的绝望挣扎。

苏无名想开店补贴家用，结果被公主一顿怼。

公主的话翻译过来就是：“你一个公务员，前途无量，怎么能去干那种‘下贱’的行当？你还想不想在体制内混了？”

这话听着刺耳，却是当时最真实的政治风向。唐朝规定五品以上官员都不能入市经商。在权贵眼里，经商是“贱业”，哪怕你才华横溢如苏无名，一旦沾上，身份立刻矮三分。

尽管苏无名据理力争，说商人纳税也是报效国家，但整个社会对商人的偏见已经刻进了骨子里，不是几句道理就能改变的。

原来在唐朝，人的地位是有官方排名的，叫做“士农工商”。

士（士族）：就是韦葭他们家“京兆韦氏”这种，祖上世代当官，是社会的顶层。他们掌握权力、文化和名声。

农（农民）：国家的基础，负责种粮食，地位很受尊重。

工（工匠）：有手艺的人，也算是有正经技能。

商（商人）：排在最末尾，被称为“贱业”。

如果把唐朝想象成一个严格按“身份”排座次的大公司。那商人就处在鄙视链的最底层，是“有钱的卑微者”。

因为皇帝眼里，商人不生产任何东西，就是靠倒买倒卖赚差价，是“投机取巧”的“逐利之徒”。觉得他们会让老百姓变得不安心种地，都想去发财，农民都跑去做买卖了，谁还来种地？没人种地，天下不就乱套了吗？

所以，从出生在商人家庭开始，这辈子就“低人一等”了。

比如，汉高祖刘邦明文规定，商人不许穿丝绸衣服、不许坐车、子孙后代都不准当官，还用重税收拾他们。这就是从吃喝拉撒到前途命运，对商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羞辱和限制。

到了唐朝，玩法升级了，叫“贱而不抑”。

“不抑”：是不禁止你赚钱。

因为国家也发现，商业能搞活经济，充实国库（就像苏无名对公主说的，商人纳税也是报效国家）。所以允许你发财，甚至鼓励你去海外贸易。

“贱”：是永远看不起你！这才是关键。

政策可以放宽，但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被死死地按在底层。这就是《唐诡》里所有矛盾的根源：你再有钱，你的户口本上盖的还是“贱籍”的章；你还是当不了官；你依然会被韦葭这样的贵族小姐看成是家族的污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商人被贴上“无奸不商”的标签，在社会主流眼里，一个满身铜臭的商人，地位远远不如一个穷书生。道德上就矮一截。再有钱，在官员面前也得点头哈腰。而且有钱无势，在权力面前就是一块肥肉。

他们像一群被圈养的肥鹅。国家和社会一边鄙视他们，一边又需要他们下的金蛋（税收）。

他们的钱能撑起长安的璀璨灯火和丝绸之路的繁华，但他们自己，却被牢牢挡在这盛世繁华的门外，成了那群 “有钱的体面人”永远瞧不起的“有钱的卑微者” 。

总而言之，《唐朝诡事录》正是通过韦葭的疯、欧阳泉的怨、明石的狂和苏无名的难，让我们看透了这群“有钱卑微者”的所有心酸。他们能赚到“有钱的体面”，却挣不脱“没地位的卑微”。

这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时代为这个阶层设下的“死局”。

来源：一望河东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