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爸,你记得吗?那年冬天你把我的书包扔进鱼缸,说‘鱼要冷水才醒,人也一样’。”——谁也没想到,这句听起来像教育的话,被黄瑶原封不动写进举报信的附件,旁边贴着一张泡烂了的作业本纸。专案组的人后来回忆,看到那一页时,屋里没人说话,空调嗡嗡响,像替她把14年的鱼腥味
“爸,你记得吗?那年冬天你把我的书包扔进鱼缸,说‘鱼要冷水才醒,人也一样’。”——谁也没想到,这句听起来像教育的话,被黄瑶原封不动写进举报信的附件,旁边贴着一张泡烂了的作业本纸。专案组的人后来回忆,看到那一页时,屋里没人说话,空调嗡嗡响,像替她把14年的鱼腥味一次性吐出来。
47亿、12条人命,数字大得像天书,可黄瑶的日常只是给强盛集团倒茶。她每天7点20分到公司,先擦高启强的办公桌,再擦那只招财金蟾,顺带给金蟾脚下的小鱼缸换水。鱼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她知道,缸底粘着一支开了盖的录音笔,指示灯被黑胶布缠得死死的,像被掐住脖子的人——那支笔一共录下高启强312次“晚上别乱跑”,翻译过来就是“别打听账本”。三年后笔进水报废,她把它埋在老厂区的香樟树下,回家路上买了条新金鱼,没人注意。
高启强确实会养“鱼”。心理鉴定报告里写着:他习惯先在猎物最渴的时候递一杯温水,再在杯沿抹一层蜜,最后悄悄换上咸水,等对方越喝越渴,再告诉对方“只有我这儿有水”。黄瑶的杯子是粉色的,杯底印着“爸爸爱你”四个字,她用了七年,直到把字磨成“爸爸碍你”。她没摔杯子,只是悄悄把咸水倒进花盆,吊兰第二年疯了似的长,叶尖戳到窗台上高启强的合影,把脸刮出一道白痕,像钝刀割肉。
高晓晨没等到自己的“温水”。他拿到的直接是碳酸饮料,一拉开就炸,气泡糊一脸。教育系统的内部调研说,涉黑家庭的孩子65%分不清“违法”和“违规”,高晓晨把“未成年”当成护身符,把“我爸”当成法条。他第一次撞死人后,高启强用集团公关费赔了280万,回家顺手给他买了辆新车,钥匙上挂着“少年有为”的小金牌。那牌子后来和手刹一起被血黏住,交警撬都撬不下来,像长进骨头里的傲慢。
黄瑶的复仇没有爽剧式高光。她最惊险的一次,是把SD卡藏进卫生巾夹层,那天高启强突然让全公司女员工加班体检,她站在走廊,看保洁阿姨把厕所垃圾桶一个个倒进大黑袋,心脏跳得跟风钻似的。卡最终没被发现,却沾了一股廉价香水味,她回家后洗了五遍,那股味还在,像提醒她:证据不是冷冰冰的,它也会怕,也会哭。后来她学乖了,把卡封进鱼食袋,谁也不会翻那堆闻起来像死虾的颗粒。
真正的大考是选时机。2021年3月,省扫黑办悄悄在离京海70公里的度假村驻点,对外说是疗养。黄瑶听到风声,没急着递材料,先请了一周年假,带高启强去庙里烧香。那天她穿白衬衫,袖口缝着U盘,像别了一枚随时会爆炸的扣子。高启强拜完佛,回头给她递平安符,顺手帮她整理领子,指尖掠过那枚扣子,夸她“长大了,知道爱美”。她笑着低头,实际在确认:扣子还在,像一颗雷管,引线已经点着,只差最后一声。
材料递出去后,她回了老家,陪耳聋的外婆看《新闻联播》。外婆听不见,她就打手语:坏人要倒了。外婆咧嘴笑,露出三颗牙,那笑容像小时候给她的麦芽糖,粘糊糊的,却甜得踏实。第二天清晨,村口来了两辆外地牌照的特警大巴,她正帮外婆梳头,警察进门,她第一句话是“能让我先把头发扎完吗”,声音轻得像怕吓着谁。那一刻,她不是复仇者,只是外孙女。
案子判完,京海市财政局收到47亿罚没款,相当于全市一年教育预算的1.3倍。有人算过,如果把这些钱换成一元硬币,能铺满六个足球场。黄瑶没去看热闹,她回老宅把那棵香樟树砍了,锯口渗出淡淡的血红色树脂,像鱼吐尽最后一丝腥。树倒下时,树根带起一支生锈的录音笔,外壳被撑裂,芯片却完好。她把它擦了擦,放进抽屉,上面压着一本新出的《证人保护法解读》,封面一行小字:长期潜伏证人可申请新身份。她没填表,只在那行字下划了道铅笔线,像给自己画个迟到的句号。
后来有人在广州地铁口碰见她,短发,背个帆布包,上面印着一条呆头呆脑的金鱼。她挤在人群里,像所有下班的人一样刷手机,屏幕里跳出一条新闻:某地黑老大二审维持原判。她滑过去,没点赞,也没收藏,只是抬手揉了揉眼睛,像把14年的雾气一次性揉碎。地铁进站,风把她的刘海吹得乱糟糟,那瞬间,她看起来终于像个不必再回忆腥味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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