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高育良被判18年，到底犯了什么罪

摘要：高育良倒台那天，京州恰逢倒春寒，看守所走廊的风灌进他单薄的西装领口，像一口迟到了三十年的冷气——当年在政法大学讲台，他给学生讲“程序正义”，粉笔末飘在春日暖阳里，谁也没想到，同样的风最后吹进铁栅栏，把“政法”两个字吹得散了架。

高育良倒台那天，京州恰逢倒春寒，看守所走廊的风灌进他单薄的西装领口，像一口迟到了三十年的冷气——当年在政法大学讲台，他给学生讲“程序正义”，粉笔末飘在春日暖阳里，谁也没想到，同样的风最后吹进铁栅栏，把“政法”两个字吹得散了架。

很多人把他当成“雅贿”标本：一幅《明代山水图》，外加一套吴冠中版画，表面看是文人情趣，骨子里是价目表。可真正致命的并非那几笔水墨，而是他把“法学教授”的身份当成了护身符——就像把手术刀当餐刀，切牛排当然顺手，切手也只是时间问题。现实中，仇和们收的不是画，是“知识权威”的折价券：你信我，因为我懂法，我懂法，所以犯法也能躲过去。这套逻辑像自己养的蛊，反噬时连骨头都不吐。

更扎心的是师生链。祁同伟喊他“老师”，他喊赵立春“老领导”，一层层喊上去，喊出了汉东省最贵的“知识付费”——官位标价，批文摇号，连看守所床位都靠关系预留。2013年昆明中院审理仇和案时，庭审笔录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不是“贿赂”，而是“书记交代”；高育良在审讯室最崩溃的瞬间，也不是听到“18年”，而是得知祁同伟先一步吞枪——原来自己亲手递出去的子弹，绕一圈打穿了另一条船。圈子文化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让你以为大家都在船上，其实船是纸糊的，水却是真的。

有人替他算过账：如果老老实实吃教授工资，到退休能攒下一套二环边老破小；偏偏选了另一条赛道，18年刑期折合天数6570天，平均每天“收入”约30万——这算盘珠崩得满地都是，捡都捡不回来。更讽刺的是，他在常委会上大谈“法治信仰”，回办公室却用毛笔写“人治”二字压在玻璃板下，玻璃擦得再亮，也盖不住那两个字透出的旧社会霉味。现实中，王保安们把代孕儿子生在美国，高育良把高小凤藏到香港，以为地理距离能换算成安全距离，结果巡视组一张机票就戳破幻觉：地球仪转得过海，也转不过法。

最该细看的，是他落马后镜头里那一柜子《刑事诉讼法》教材，书脊整齐，书页却全新。知识没骗人，是人把知识当面膜，敷完就撕。昆明中院档案室留着仇和当年在省委党校的讲课录像，画面里他讲“领导干部要敬畏程序”，讲到激动处拍桌子，水杯震出半圈水渍——如今那圈水渍倒像提前画好的手铐轮廓。高育良们不是不懂法，是把法当红绿灯：堵车时骂它碍事，出事时怪它不灵。

所以别急着嘲笑“法学教授也坐牢”，真正该背凉的是：当权力能把知识熏成交易货币，今天的医学生就可能变成明天的黑心药代，今天的建筑系学霸，也可能在十年后把安置房盖成纸糊的。高育良案最大的余震不在监狱，而在那些还没毕业的教室里——如果法治课只剩下背条文、混学分，下一个高育良可能正坐在第四排刷手机，抬头看见讲台上的老师，心里想的是“等我以后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