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篇，我们谈了《知否》里的女性，我用一个字形容，就是“束”，这是一种外在强加的约束，身体活动范围特别窄，就如同一盆盆景，栽种在小小的容器里，虽然美美滴，但是它是长不大的。

上篇，我们谈了《知否》里的女性，我用一个字形容，就是“束”，这是一种外在强加的约束，身体活动范围特别窄，就如同一盆盆景，栽种在小小的容器里，虽然美美滴，但是它是长不大的。

我们接下来我们谈谈《知否》里的男性，聚焦顾廷烨、齐衡、盛长柏、盛弘这四位极具代表性的男性角色，深入剖析《知否》如何揭示了封建礼治与儒家学说对男性人性的深刻侵害与异化。

在封建体系中，男性看似是权力的拥有者，实则同样是这套精密仪器的被规训者与牺牲品。他们的喜怒哀乐、理想爱情，都必须让位于“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他们或许是乔木或许是栋梁，也终是困囿于封建宗法礼教之下。

一、顾廷烨：被“家族礼法”放逐与扭曲的“浪子回头”

顾廷烨是剧中最具反叛色彩的角色，但他的“反叛”与最终的“成功”，恰恰构成了对封建礼法最深刻的讽刺与最无奈的臣服。

经典桥段与台词剖析：

1. “父权”的绝对威压与情感剥夺：

· 桥段： 顾廷烨与父亲顾偃开的关系始终处于极度紧张状态。顾偃开对白氏夫人的愧疚与对顾廷烨“不成器”的失望交织，化作对儿子的持续打压与不信任。父子之间唯一的深情时刻，竟是在顾偃开临终之际，而这一切还伴随着巨大的误解。

· 剖析： 儒家强调“孝道”，但在此已异化为单向的、不容置疑的绝对服从。顾偃开作为父亲，他的爱是以“严父”的责骂与冷暴力来表达的。他从未试图理解儿子，只是要求儿子符合“侯府嫡子”的规范。这剥夺了顾廷烨正常的父子亲情体验，使他一生都活在“寻求父亲认可”的阴影中。他的“叛逆”是对这种畸形父权的激烈反抗，但其反抗的代价是被逐出家门，流落江湖。这深刻地揭示了：在封建家庭中，父子关系首先是一种权力关系，其次才是情感关系。

2. “浪子回头”的实质是对规则的归顺：

· 桥段： 顾廷烨后期通过军功显赫，封官拜爵，重回顾家并清理门户，成为了家族秩序的最终维护者。

· 台词： 他早期曾说：“这世上，原没有人真心为我打算。” 这透露出一个在礼法框架内得不到温暖的人的彻底绝望。

· 剖析： 顾廷烨的“成功”路径是什么？他并非创造了一套新秩序，而是通过掌握比家族内部规则更高级的权力——皇权与军功——反过来征服了旧的家族规则。他从一个规则的破坏者，变成了一个更强大、更冷酷的规则执行者。他的人性，从早期的重情重义、带有天真侠气，转变为后期深谙权谋、杀伐决断的侯爷。他的“回头”，并非人性的胜利，而是人性被体制成功“招安”和“利用”的过程。他证明了，在封建社会中，个人若想生存，要么像明兰一样在内部规则中做到极致，要么就像他一样，借助外部强力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但永远无法真正逃脱这个系统。

二、齐衡：被“礼教规训”扼杀的理想与爱情

齐衡是“礼治”打造出的完美作品，也是其最典型的牺牲品。他展现了在严格礼教下成长的贵族公子，其人性被压抑到何种程度。

经典桥段与台词剖析：

1. “克己复礼”对个人情感的绞杀：

· 桥段： 齐衡对明兰一往情深，但他的每一次追求都伴随着巨大的犹豫、顾忌和“于礼不合”。他无法像顾廷烨那样不顾一切，因为他被“齐国公府独子”的身份和责任牢牢束缚。

· 台词： 他在被迫签婚书时的痛苦独白：“其苦不堪说，其痛难言停。”

· 剖析： 齐衡的悲剧在于，他内化了所有的礼教规范。他的善良和教养，使他无法为了爱情去真正地反抗母亲、家族和皇室（邕王府）。儒家学说中的“孝”和“忠”，在此刻成为勒死他个人幸福的绞索。他不是没有挣扎，但他的挣扎总是在触碰红线前就自我消解了。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封建礼治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培养出像齐衡这样自我审查、自我压抑的个体，他们甚至不需要外部的强力镇压，自己就会用内化的道德枷锁将自己囚禁。

2. “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的崩溃：

· 桥段： 齐衡在朝堂上试图挑战权贵，却一次次碰得头破血流，甚至牵连家族。

· 剖析： 齐衡不仅爱情是失败的，他初入仕途时秉持的“直道事君”的理想也是失败的。他所受的儒家教育告诉他“君子坦荡荡”，但现实官场却是“小人长戚戚”。他的纯粹与理想主义，在复杂的权力网络中不堪一击。这暴露了儒家学说在实践中的一个巨大矛盾：它培养了道德完人，却未教会他们在污浊现实中生存与斗争的手腕。齐衡的遭遇，是理想化的儒家书生在残酷封建政治中的必然溃败。他最终与现实妥协，其人性中天真、热忱的一面也随之磨灭，变成了一个更符合官场规则的、谨慎的官员。

三、盛长柏：被“儒家典范”吞噬的个体人性

盛长柏是剧中最符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模范生。然而，他的“完美”恰恰是以牺牲几乎所有的个人情感和生活趣味为代价的。

经典桥段与台词剖析：

1. “家国责任”作为唯一的情感出口：

· 桥段： 长柏几乎永远在工作、读书、处理家族事务。他与妻子海朝云的相处相敬如宾，缺乏普通夫妻的烟火气与亲密感。他的生活被“责任”填满，看不到任何个人癖好或休闲娱乐。

· 剖析： 盛长柏这个角色，仿佛是为了践行儒家教条而存在的工具人。他正直、无私、勤勉，但他的形象也因此显得高度功能化，缺乏鲜活的人性温度。儒家学说将“成圣”作为最高目标，要求人“存天理，灭人欲”。长柏就是这一理念的化身。他成功地“灭”了大部分私欲，将全部生命能量灌注于“公义”之中。这固然可敬，但也是一种深刻的人性异化。他作为一个儿子、丈夫、兄长的个体情感体验被极大地压缩了。剧中对此是赞美的，但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剧？它暗示着一个男人若要成为“典范”，就必须成为一个情感上的“苦行僧”。

2. “法治”精神让位于“家族维稳”：

· 桥段： 在处理康姨母毒害盛老太太这一终极冲突时，盛长柏从京城疾驰而归，主持公道。他的做法看似大义灭亲，但其最终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护盛家的整体声誉和官场前途。

· 剖析： 长柏的行动逻辑，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儒家“家国一体”观念下的危机公关和家族治理。他追求的“公正”，是建立在不能动摇家族根基为前提下的“内部清算”。这再次印证了封建社会的“人治”本质——即使是长柏这样的清官，其行为的第一准则也是家族利益，而非超越性的法理。他的“正”，是封建体系内的“正”，而非普世意义上的“正”。

四、盛紘：被“现实礼法”完全驯化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再将视角聚焦于盛紘这个角色。他堪称是封建官场与家族体系中一个高度现实主义、深度内化并熟练运作于规则之中的“成功生存者”。他的形象，比之顾廷烨的激烈、齐衡的理想、长柏的端方，更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礼治与儒家学说如何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异化为一套精密运转的“系统维护程序”。

盛紘并非天生的恶人，他的所有选择，都是在封建社会的游戏规则内，为了个人与家族利益最大化的“最优解”。他的人性，已在数十年的官海浮沉与家族管理中，被磨砺得圆滑、算计且高度工具化。

经典桥段与台词剖析：

1. “平衡术”大师：家族管理中的“理性”与“冷血”

· 桥段： 处理墨兰与梁晗私通事件。此事暴露后，盛紘的第一反应不是女儿的幸福或道德沦丧，而是“我盛家的脸面、我的官声，全都完了！” 他的痛苦源于个人前途与家族声誉可能毁于一旦的恐惧。

· 剖析： 儒家强调“齐家”，但在盛紘这里，“齐家”的本质是维持家族表面上的稳定与和谐，以服务于他在官场的晋升。他对待妻妾子女，如同一个CEO管理一个复杂部门。他对林噙霜的偏爱，既包含情感，更包含对“宠妾”这一角色能有效制衡正室王氏的权术考量。当林噙霜母女的行为威胁到整个“公司”的存亡时，他能毫不犹豫地将其“切割”（将林噙霜送入庄子）。这深刻揭示了封建家族情感让位于利益、个体让位于集体的冷酷本质。盛紘的“成功”，在于他彻底掌握了这套内部政治的“平衡术”，其人性中作为丈夫、父亲的天然情感，早已被“家主”的责任与算计所侵蚀。

2. “官场智慧”高于“事实正义”

· 桥段： 在朝廷上，盛紘永远秉持“明哲保身”的原则，从不轻易站队，发言必四平八稳。他教导长柏：“做官之道，首在‘稳’字。凡事不可强出头，要知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 剖析： 这是封建官场“人情世故”高于“法理公正”的活教材。盛紘所践行的，是高度成熟的官僚哲学。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在他身上已退化为“穷则独善其身”的精致利己。他的一切行为准则，都以保全自身、稳步升迁为圆心。这种智慧，使他避开了许多风险，但也让他成为了一个缺乏政治理想和道德勇气的“官僚机器”。他对人性的侵害在于，它将一个读书人最初可能怀有的“为民请命”的抱负，消磨成了对官位和权力的纯粹迷恋与维护。

3. “严父”面具下的情感匮乏与权威焦虑

· 桥段： 他对子女，尤其是儿子长柏和长枫，极少有温情的交流，更多的是考问功课、训诫言行。当长枫在外妄议朝政惹祸时，盛紘的反应是暴怒与家法伺候，其核心恐惧是儿子会“祸及全家”。

· 剖析： 盛紘完美复刻了封建父权的模式。他作为父亲，其主要功能不是给予关爱，而是施行规训与惩罚。他与子女的关系，是上下级的权力关系。这源于他自身在童年作为庶子不被重视的经历，他通过复制这套他赖以成功的压抑模式，来确认自己作为“父亲”的权威。他缺乏与子女进行情感沟通的能力，因为在他的世界里，情感是软弱的，是会破坏权力结构的。儒家“父为子纲”的教条，在他这里异化成了一种基于恐惧的控制，这既伤害了子女，也让他自己隔绝于天伦之乐之外。

盛弘：体制内的“完美产品”与人性上的“残缺者”。这个角色的悲剧性与深刻性在于：

· 他是系统的“优等生”： 他完全理解并熟练运用封建社会的所有明暗规则，在官场和家族中都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

· 他也是系统的“牺牲品”： 为了这种“成功”，他主动阉割了自己人性中许多美好的部分——真挚的爱情、坦率的父爱、为原则挺身而出的勇气。他变得圆滑、算计、冷漠而焦虑。

通过盛紘，我们看到封建礼治和儒家学说在实践中最普遍、最现实的后果：它未必会制造出顾偃开那样极端的严父，或齐衡那样纯粹的悲剧，而是会批量生产出像盛紘这样，看似正常甚至成功，实则内心世界已被权力、算计和恐惧所填满的“空心人”。

他对现代观众的警示在于：他代表了任何一种僵化体制内都可能出现的“生存专家”。他的形象提醒我们，当一个人过于精通如何在规则内获利时，他很可能已经失去了挑战不公规则的血性与思考规则本身是否合理的批判能力。这种“成熟”，代价是人性本身的残缺。

五、总结：无处可逃的男性囚笼

通过这几个角色，我们看到封建礼治与儒家学说对男性的侵害是全方位的：

· 它压抑真实情感： 要求男性“喜怒不形于色”，将父子、夫妻之情纳入严格的礼法规范，剥夺了自然的情感流露。

· 它扭曲个人价值： 男性的价值被狭隘地定义为“光宗耀祖”和“封妻荫子”，个人的理想、爱情与兴趣爱好都必须为此让路。

· 它制造内在分裂： 如齐衡般，在礼教与人性之间的挣扎；如顾廷烨般，从反抗者变为维护者的身份转变，都伴随着巨大的人格撕裂与痛苦。

《知否》对男性角色的塑造，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制度是一个共谋性的压迫结构，它既剥削女性，也囚禁困住男性。 无论是通过反叛、顺从还是成为典范，男性在这个系统中同样被工具化，他们的生命力与人性中的复杂、柔软部分，都被迫屈服于困囿于一套冰冷、僵硬的礼法秩序。这部剧对现代男性的不良诱导在于，它可能让人不自觉地认同这种以牺牲个人情感和全面发展为代价的“成功”模式，忽视了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男性形象，理应包含情感智慧、个体尊重与对多元价值的追求。

来源：温柔画板KK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