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柴静,这位前央视知名记者,以她标志性的、略带哽咽的低沉语调,配合着堪比国际水准的专业画面和铺陈的大量数据,一开场就抛出了最具杀伤力的情感炸弹。
2015年,《穹顶之下》横空出世,如同一枚巨石投入沉寂的湖面,在中国读者心中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巨浪。
柴静,这位前央视知名记者,以她标志性的、略带哽咽的低沉语调,配合着堪比国际水准的专业画面和铺陈的大量数据,一开场就抛出了最具杀伤力的情感炸弹。
她声称自己刚出生的女儿患上了肿瘤,并将之直接归咎于中国肆虐的雾霾。
那一刻,“母亲保护孩子”的本能共情被瞬间点燃。
许多网友,包括我自己,内心被深深刺痛,一种对国家环境治理的失望甚至是对未来的恐慌蔓延开来。
柴静精心构筑的“孤勇者”人设:“自费百万”、对抗体制、只为真相与下一代,在“别怕黑,火柴会亮”的口号下显得无比崇高。
她的叙事将镜头直指中国的煤炭、轰鸣的重工业、遍布的电厂和公路上喷吐尾气的私家车,控诉着这一切带来的环境灾难。
在那个环保意识刚刚觉醒、信息渠道相对单一的年代,这部制作精良、情感浓烈的纪录片,让国人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切肤之痛”,当时的震撼力是真实且巨大的,它确实成功唤醒了公众对雾霾问题的空前关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最初的震撼逐渐平复,当更多信息被挖掘出来,冷静下来的中国读者开始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别扭,进而转化为深刻的质疑和反思。
首先,柴静赖以引发全民共鸣的基石——女儿患肿瘤与雾霾的因果关系,其真实性遭到了严峻挑战。
人们发现,她的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而她本人在怀孕期间被曝有吸烟史。
这些关键信息的缺失,使得她将孩子病痛直接归咎于中国雾霾的结论显得极其武断,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对中国“赤裸裸的甩锅”,是利用母亲身份进行的情感操纵。
更令人深思的是她对数据的操控。
她反复强调并展示中国碳排放总量世界第一,这确是事实,却刻意回避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人均碳排放量。
中国拥有十四亿人口,总量庞大但人均排放不足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的一半。
这种选择性呈现,将全球共同面临的碳排放问题,巧妙地偷换成了中国独有的、不可饶恕的环境罪责。
她的镜头只聚焦于中国的污染源,却对欧美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长达两百年的、奠定其富裕基础的巨额历史碳排放责任只字不提。
这种叙事,恰恰迎合了当时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舆论风向。
一方面他们享受着历史高排放的红利,一方面通过《巴黎协定》、碳中和等机制,试图将减排压力主要转嫁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甚至美国自身可以随意“退群”却对中国步步紧逼。
许多网友逐渐意识到,这哪里是单纯的环保?更像是一种披着绿色外衣的“遏制策略”。
《穹顶之下》背后被扒出有福特基金会关联的NGO资助,其中有与空气净化器、环保设备、风投投资基金相关的利益链条,而柴静声称“自费百万”后相关厂商销售额暴增、股价飙升的现象,似乎印证了这种担忧。
那句动人的“少开一天车”的倡议,最终的商业逻辑闭环悄然指向了“每家都要买空气净化器”。
一个关乎国家发展和全民福祉的公共议题,被巧妙地转化为了一场制造焦虑、刺激私人消费的资本盛宴,而老百姓的满腔热血不仅 未能直接转化为有效的政策推力,真正的治理努力反而被边缘化。
最能体现其立场偏差的,无疑是柴静与中科院丁仲礼院士那场著名的对话。
丁院士基于公平原则,强调碳排放权分配必须考虑人均历史累积和未来发展需求的人均排放权,指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问题。
柴静却带着一种隐含优越感的姿态反问:“那我们人那么多,岂不是总量更大?”
其潜台词无疑是说:中国人均排放权就该被限制,中国人享受现代化生活、追求发展的权利就该为环保让步吗?
难道欧美国家依靠高排放实现了富裕,现在轮到中国发展了,就必须勒紧裤腰带、承受远高于它们历史同期的环保成本?这公平吗?
更让许多国人感到讽刺的是,柴静本人职业生涯的起点和光环,恰恰依托于她口中那个“让下一代生病”的国家所发展起来的强大媒体平台。
《穹顶之下》的叙事刻意忽略了中国正在进行的艰苦卓绝的环保努力。
片中对国家推动的重大环保工程如“西气东输”、“退耕还林”,以及后来成效显著的“蓝天保卫战”等几乎只字未提。
因为这些由国家主导、系统推进、需要巨大财政投入和啃硬骨头的政策,例如为了保障北方亿万民众冬季取暖而艰难推进的煤改电、煤改气,无法被她那种“个体悲情对抗体制”的叙事框架所消费。
她只想突出老百姓得病、政府不作为、企业无良的冲突画面,却不愿展现中国在保障十几亿人基本能源需求与发展权益的同时,为环保付出的真实代价和取得的点滴进步。
甚至,有专业人士指出,她片中引用的部分数据图表存在删减原始曲线、只保留佐证其观点的嫌疑,坐实了“结论先行”、立场主导数据的指控。
因此,《穹顶之下》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它提出了环保议题,而在于柴静及其团队选择的立场彻底偏离了中国的现实国情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
她站在了西方预设的价值评判体系和语境之下:切割历史责任,将全球工业化进程的伴生问题偷换为中国发展模式的“原罪”。
她脱离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肩负十四亿人温饱与发展重任的基本现实,将环保与发展置于非此即彼的对立面,隐含否定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生活的正当权利,其叙事背后是何不食肉糜的精英式傲慢。
她回避中国自身的环保努力与路径,其解决方案的潜在导向是迎合西方规则,如总量限制、碳交易体系甚至暗示能源环保领域的“外资化”、“私有化”,这恰恰与某些势力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若合符节。
柴静沉寂了,移居海外,她的微博停更在2016年的元旦。
再次出现在镜头中的她,和“公知女神”的形象大相径庭——不仅发际线后移,还显得面容憔悴。
唯一不变的是,她还在痛心疾首的喊着空洞的口号,全然不顾已经发生的改变。
反观中国,北方蓝天在肉眼可见地增多,浑浊的河水逐渐变清,垃圾分类走进社区,新能源汽车遍布大街小巷。
这些看得见的变化,并非源于一部煽情的纪录片或个人的泪眼控诉,而是一届届政府立足国情,正视发展与环保的复杂关系,通过“淘汰落后产能”、“能源结构调整”、“强化环保执法”等系统性政策,一点点啃下产业结构转型这块硬骨头的结果。
它艰苦、漫长,甚至伴随着阵痛,但脚踏实地。
一个人的眼泪,哪怕是真诚的眼泪,也无法替代一个国家在艰难探索中,用汗水甚至泪水浇灌出的、实实在在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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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夏天微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