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下电视剧《阵地》正在央视热播，该剧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点剧目，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文化抗战”为主线，采用双核叙事与群像塑造手法，再现《救亡日报》创刊等众多文化事件，集中刻画了夏衍、郭沫若等几十位中国现当代熠熠生辉的文

时下电视剧《阵地》正在央视热播，该剧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点剧目，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文化抗战”为主线，采用双核叙事与群像塑造手法，再现《救亡日报》创刊等众多文化事件，集中刻画了夏衍、郭沫若等几十位中国现当代熠熠生辉的文化名人形象，展现了中国文人在民族存亡关头的人格光芒与家国担当。

电视剧《阵地》剧照。

当年，夏衍为筹办《救亡日报》多次途经玉林往返香港和桂林之间，曾在该报中刊文盛赞玉林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些尘封的玉林记忆通过电视剧再次被唤醒，那些激荡的玉林抗战传奇，从未随岁月流逝而褪色。

夏衍在桂林筹办《救亡日报》

电视剧《阵地》讲述1938年至1944年日本侵华期间，郭沫若、夏衍、田汉、巴金等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云集桂林，与以李克农为代表的桂林“八办”一起，以笔为枪、以舞台做战场，通过新闻、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一系列文化运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流亡与复兴、时艰与责任、生存与死亡、个人情感与民族情怀等都转化为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文化长城，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的故事。

抗战时期的《救亡日报》。

夏衍在1938年11月至1941年2月旅居桂林期间，担任《救亡日报》（桂林版）总编辑，报纸挂靠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南的重要舆论阵地。

1938年，《救亡日报》因经费不足被迫停刊。为筹集更多经费，夏衍与李克农商量后决定赴香港筹款。他们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从海外爱国华侨捐赠的经费中拨出1500元港币；李克农又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仓库中拨出二三十令白报纸，加上郭沫若带来的一笔款项和几十令白报纸，确保了《救亡日报》在桂林的按时复刊和发行。

夏衍为办报两经玉林前往香港

抗战以来，广州湾因其法国租借地的历史身份与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华南沦陷区民众避难的落脚地以及难民、旅客出入境的重要中转站，而玉林则是从广州湾进入桂林、贵阳、重庆等内地的主要陆路通道。夏衍为报纸筹款就是从桂林途经玉林、湛江（广州湾）前往香港。当时玉林地处鬱陆公路中枢，是广州湾——桂林水陆转运要道。此次香港之行，夏衍在《广州湾通讯》一文记述得很是清楚：“我们以36小时的最大速度，完成了从桂林到赤坎的旅程。3日上午8时从桂林出发，下午7时至宾阳，4日7时出发，10时抵贵县（即今贵港），下午3时抵鬱林（即今玉林），下午6时就到了遂溪的寸金桥（广州湾）。”即当年12月3日上午从桂林出发，次日下午到达广州湾。

夏衍从香港返回桂林，并没有选择途经广州湾，而是绕道海防，经越南返回桂林。原因是广州湾至玉林的公路恰在此时遭到了破坏。

夏衍第二次到广州湾同样是发生在前往香港的路上，是时隔一年之后的1939年12月。此时《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已将近一年，不过报纸是由其他印刷厂代印，印刷质量不好。于是夏衍决定再赴前往香港筹款，置办一套新的印刷设备。1939年12月下旬，夏衍经玉林、广州湾乘船赴香港，得到何香凝先生和廖承志同志的支持，筹款买了所需的设备。在香港购置铜模后，夏衍又匆匆地从香港返回了桂林。这一次是夏衍抗战时期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到访玉林。

从香港返回桂林后，夏衍一直在桂林从事《救亡日报》的编辑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因《救亡日报》拒绝按国民党官方口径报道事变经过，夏衍遭到了中统敌视，面临着人身安全的威胁，《救亡日报》的存亡亦岌岌可危。事发紧急，2月14日，作为《救亡日报》主要负责人的夏衍、范长江在党的安排下乘坐班机直接前往香港，其他工作人员则途经玉林前往香港。

1941年2月28日《救亡日报》被正式查封，报社其他工作人员分两批先后来到广州湾，再乘船前往香港。其中林林、廖沫沙、张尔华处理完事务后一路背着简单的行李向南步行，经玉林、广州湾，与先期离桂的王仿子等人相会，于3月中旬一并乘船至澳门转到香港。

《救亡日报》盛赞玉林抗日救亡运动

夏衍为办报两过玉林，虽然都是来去匆匆，但玉林抗日救亡运动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在《救亡日报》一度盛赞“救亡工作最为蓬勃发展的是玉林地区……”

对于这些描述，《玉林文化大典》中有相关记载：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一度盛赞：“救亡工作最为蓬勃发展的是玉林地区……而该区各县尤以陆川县最为普遍深入……陆川的救亡运动是广西最活跃的地区……是西南最活跃的一环。”据了解，当时陆川有陆川留穗学生出版《陆川呼声》《血潮》等刊物，村村有救亡工作队，工作队在查敌货捉汉奸、筑碉堡、挖战壕之外，还组建了西稔、米冲、山口、陆城4支抗日娘子军，被誉为“现代的花木兰”“妇女解放的先锋”和“全省妇女学习的榜样”。

玉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抗战时期，玉林虽处于战线后方，却是广西最早、最系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地区之一。

《玉林市志》记载，1939年6月玉林设立“鬱林五属战时工作团”。中共广西省工委顺势成立“玉林五属（鬱林、陆川、博白、北流、兴业）战工团总团”，成为玉林救亡运动的“中枢神经”。总团部设在鬱林县城，下设组织、宣传、妇女、武装、锄奸等股，各县相应成立分团。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战工团普遍组建话剧队、歌咏队、演讲队、壁报组。玉林《建国日报》《鬱林日报》每日刊发“抗日副刊”；陆川、北流、博白等地成立“战时工作团”，其中北流县战工团自编自演《团结》《参加游击队》《捉汉奸》等剧目。现广西博物馆就收藏有1940年北流县战时工作团演出用的剧本。

广西博物馆收藏的1940年北流战时工作团的《团结》剧本。

《玉林市志》记载，1940年1月11日，鬱林县妇女游击训练班在鬱林北街祠堂举办，为广西第一个妇女游击训练班。至1940年，鬱林五属共办各类夜校、识字班860余所，学员5.4万人，其中妇女占四成。鬱林五属各地先后成立“妇女游击队”，每队30至50人，学射击、投弹、救护，站岗放哨、查奸缉私。2月15日，在鬱林县公共体育场组织检阅鬱林五属各县游击队，各界群众向各地妇女游击队献呈了“巾帼英雄”“革命女战士”“妇女杀敌先锋”等锦旗。《救亡日报》《广西妇女》连续报道，称她们为“南国的巾帼英雄”。

可以说，抗战时期的玉林，是广西“最早举起救亡旗帜、动员面最广、妇女武装最出彩”的地区之一，其“宣传—教育—武装”三位一体模式，被当时的《救亡日报》誉为“西南最活跃”的抗日救亡典型。这些报道不仅反映了玉林地区在抗战时期组织战工团、妇女游击队、慰劳军队、支援前线等方面的积极作为，也体现了《救亡日报》对玉林抗日救亡工作的高度肯定。

夏衍为了办报，两次路经玉林，并撰文盛赞玉林抗日救亡运动，在玉林历史上留下了浓烈的一笔。在他的笔下，玉林既是抗战期间中国联系海外物资、人员的重要交通要道，更是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

来源：影之青春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