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浙直总督胡宗宪是严嵩一手提拔的，妥妥的严党，但他同时又是个实事求是的官员，意识到如果强行推行将造成老百姓没饭吃，进而激起民变，于是主动担责，暂停该项措施，并上疏朝廷陈明利害。

浙直总督胡宗宪是严嵩一手提拔的，妥妥的严党，但他同时又是个实事求是的官员，意识到如果强行推行将造成老百姓没饭吃，进而激起民变，于是主动担责，暂停该项措施，并上疏朝廷陈明利害。

结果可想而知，他的疏并没有得到御批，直接被内阁（其实就是严嵩父子）原疏掷回，更被严世蕃写信痛责。

不知道严世蕃信里写些什么，但不看也猜得着，不外乎责骂胡宗宪不懂感恩，吃里扒外，身受严家恩惠，竟然倾向清流。

偏偏这个时候，裕王派来的谭纶又正在胡宗宪身边。他也收到了内阁徐阶、张居正他们给他的信，知道了胡宗宪的上疏被严氏父子驳回了。

胡宗宪提出要谭纶离开总督府，去戚继光那里。因为他的身份本就是参军，而待在总督府反而让胡宗宪左右为难。

谭纶与胡宗宪是多年好友，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懂胡宗宪，他更多地站在他所在的阵营角度，认为胡宗宪是怕了，甚至说出真到了朝廷要追究的那天，我谭纶在这里，就没有你胡汝贞的罪的话。

夹在两股力量中间被站队的胡宗宪可真是难啊！

他是个有大局观的官员，做事是会综合考虑的，比如对这次叫停强推改稻为桑的事，他这样说：

这一次你谭纶来，我这样做了，你谭纶不来，我也会这样做，你谭纶明天走了，我胡宗宪还会这样做！因此，用不着你谭纶来劝我怎样做，更谈不上事后要你谭纶来替我顶罪！

他的处境，用他自己话说最妥：

朝野都知道，我是严阁老提携的人。千秋万代以后，史书上我胡宗宪还会是严阁老的人。可你谭纶，还有朝里那些清流为什么还会看重我？就是我胡某在大事上从来是上不误国，下不误民。我的老家给我竖了三座牌坊，我都五十多了，活到七十也就再熬过十几年，我不会让老家人把我的牌坊拆了！

没什么圣贤教诲的大道理（胡宗宪后面还说过圣人的话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做事的），简直再传统不过：就算不是为国为民，为了能见江东父老，我也不会干伤天害理的事。

他进一步分析，如果继续强推改稻为桑之策，不管对浙江还是对他个人，后果都不堪设想：

那么多人想利用这个机会兼并田地，浙江立刻就会有将近一半的人没了田地！那么多没田地的百姓聚在这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方，今年不反，明年不反，后年，再后年必反！到时候外有倭寇，内有反民，第一个罪人就会是我胡宗宪，千秋万代我的罪名就会钉死在浙江！

所以不管谭纶来不来，他都不会让他们这样干；而谭纶来了反而坏事，无论是想劝我，还是想帮我，都只有一个后果，把大局搅砸了

为什么呢？胡宗宪说得透彻：

当初你谭纶不来，我还可以向严阁老进言，也可以向皇上上奏疏说明事由，我可以慢慢做，比方把今年一半的稻田改种桑苗的方案，改成分三年做完。事缓则圆，大势尚有转圜的余地。……

因为你来了，我胡宗宪说的话就是这个结果，因为我成了党争之人！从上到下都把我看成了党争之人，你们想要我做的事我还能做下去吗？那样我要还能做下去，年初朝廷议这个国策的时候，他们早就阻住了，就不会让这个国策落到浙江！

理解胡宗宪的苦了吧！

胡宗宪批评谭纶他们一方都是些自以为知人，自以为知势的人，我看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那接下怎么办？谭纶去戚继光军营，为胡宗宪减了负，但改稻为桑和五十万匹丝绸之事却搬不走的，怎么办？

饶是能力超群的一方大员，胡宗宪也被此折磨（或者说折腾）得心力交瘁，茫然无措。

而另一边的人却并没有闲着。

浙江布政使郑泌昌、按察使何茂才接到了严世蕃的指示，国策仍要抓紧推行，不同的是，这次要绕过胡宗宪。

为什么呢？正如胡宗宪所料的，严家已经认为胡宗宪已经被清流渗透了，不那么可靠了。

当然，有一个人是绕不过的，必须他去抓落实，那就是杭州知府马宁远。

马宁远这个人，我们前面已经见识过了，对上级部署的工作执行力很强，但对该工作本身有没有问题，他是不考虑的。

司礼监派来浙江的江南织造局总管杨金水评价马宁远是肯干事，认上司，但是又有点指一指就拜一拜，比较死板。

应该说，杨金水的眼光是准的。不过他还没有说出的一点是，他也是脑子简单的。

依据是，马宁远认为这事如果绕过胡宗宪，那就是不信任胡宗宪，而他是听命于胡宗宪的，胡宗宪不发话，那即便是严阁老他们的指示，他也不能执行。

结果杨金水问了两句话，你听胡部堂的，胡部堂听谁的，你认胡部堂，胡部堂认阁老，你按阁老的意思办会错吗，就消除了他的抵制情绪。

马宁远的简单在于，下级就该听上级的，他听胡宗宪的，胡宗宪肯定是听严阁老的。

逻辑跟戚继光的“皇粮论”差不多。

反正马宁远的思想认识问题被解决了，决定按照郑、何等官员的要求去执行了。

原来的踏苗做法被叫停了，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有的，但不是更好，而是更没有底线。

这一次，他们决定毁堤淹田。利用端午汛涨水之时，把九个县的河道堰口都掘了，让大水淹了百姓的田，那样的话今年的粮食就彻底接不上了，百姓当然只能是卖田换粮了。

而且，这个时候卖田，农民是没有议价权的，毕竟不卖田换粮就得饿死，不贱卖能行吗？

太伤天害理了。

那买田的人是谁呢？江南织造局的长期合作伙伴、江南第一富商沈一石。

按照计划，他的作坊的丝织任务将较往年多出二十万匹，他将需要购买桑田五十万亩。其实这五十万亩是远远超出完成任务所需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多呢？

他说了句话：

我刚才说了，再多的织机，再多的绸行都是给织造局和各位大人开的。我就是想吞，没有那么大的口，也没有那么大的胆。

别以为他只是在说什么客气话，他说的还真的是实话。后面你会了解，原来第一富商的名头之下，他自己竟然差不多是获利最少的。

他其实只是打工的。

就像他给杨金水、郑泌昌和何茂才他们泡赶在夜里露芽的时候采的今年第一茬的狮峰龙井，由于数量少，给吕公公和阁老、小阁老各准备了两斤，各位大人委屈点，每人准备了一斤，而他自己却只喝白开水。

初看还道真如杨金水所说的跟自己过不去”“装穷，后来才发现这原来是个暗示。

所以大家都明白了吧，这些官员为何这么不遗余力地强推改稻为桑？除了唯上是从能升官，更重要的是能赚钱（少不了严家的）。

既完成政治任务，又赚大钱，太爽了啊！这类事现今也不少。

可怜马宁远上了当还不知道，还在为胡宗宪考虑，说那么多县被大水淹了以后不能饿死人。我不能让部堂大人到时下不来台

然后又向沈一石讨了两支老山参去送给胡宗宪补身体。一叹。

不过他们的如意算盘还是没有打成功。

端午汛如期而来，九个县的河道堰口也在统一组织下如约决口，所幸胡宗宪、谭纶、戚继光果断施策，采用分洪之法，只淹了淳安全县和建德半个县，但也牺牲了不少兵士，两县百姓更是流离失所。

而对于郑泌昌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原定计划实施不了了，任务完成不了了，那伤天害理之事不是白干了吗？本来的话，只要完成了政治任务，其他都不是事；任务没完成，那其他的事就搬上台面了。

他们也算是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了：残害了百姓，还讨不了上面的欢心。

杨金水说过一句名言：有些事不上秤没有四两，上了秤一千斤也打不住。

现在这事，上秤了。

来源：偶感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