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郑”被拖进审讯室那天，台北的雨下得跟漏勺似的，雨水顺着铁皮屋檐砸在水泥地上，像有人拿钢镚儿往死里撒。

“老郑”被拖进审讯室那天，台北的雨下得跟漏勺似的，雨水顺着铁皮屋檐砸在水泥地上，像有人拿钢镚儿往死里撒。

谷正文没急着开口，先让手下把灯管换成五百瓦的日光灯，正对着脸，灯一亮，蚊子都能看见睫毛影子。

这招不是他原创，日本宪兵队里学来的，把黑夜白天拧成一根绳子，绑住你的生物钟，三天后人就成了一根会喘气的灯芯。

档案里写得很白：张志忠扛了四十六天，第七次撞墙没死成，墙皮先掉了，露出里头的红砖，像咧开的嘴。

很多人以为叛徒是一瞬间软腿，其实蔡孝乾的膝盖早就被美金和威士忌泡酥了。

新解密的那摞账本里，他一个月花的钱够给二十个小学教员发薪水，全花在西门町的舞厅和舶来洋酒上。

最讽刺的是，他每次签字领经费，用的还是当年组织给他刻的“省工委”公章，章把儿磨得发亮，像一块被盘出包浆的骨头。

所以电视剧里他穿着西装打哆嗦，真不是演出来的，那是身体在回忆自己曾经站直过的姿势。

朱枫的养女阿菊后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都偷偷在阳台烧纸，纸灰飘到隔壁警总宿舍的晒衣场，人家只当谁家又烤鱿鱼。

日记里写她一边烧一边背《增广贤文》，背到“路遥知马力”就卡壳，剩下半句怎么也想不起来。

其实她不是忘了，是那句“日久见人心”太重，烫嘴。

戒严时期连哭都要把音量拧到最小，不然邻居举报你“浪费公家火柴”。

吴石将军早就猜到谷正文会咬人，可他手里那张更大的网还没织完，只能把个人生死先塞进抽屉。

手稿里最后一页写着“若我沉默，可换三百人活，那便沉默”，字迹潦草，像急行军时在马背上写的。

后来这三百人里确实有一半熬到了一九七九年，其中有个通信兵后来开了间面馆，每碗面都多放两颗卤蛋，说是“替老长官补蛋白”。

最惨的是陈泽民，档案里给他拍的照片还是穿着学生制服，领口洗得发白。

审讯记录像一本自杀未遂说明书：撞桌角、吞牙刷、用裤腰带上吊……每次都被拉回鬼门关，连鬼都嫌他麻烦。

可他就是不肯把“老郑”写成“张志忠”，三个字像钉子，钉在舌头背面。

电视剧里他抬头看日光灯的镜头没拍全，其实当时灯管嗡嗡响，他听成了老家漳州夏天的蝉鸣，一下就安静了。

谷正文本人每月领八百新台币，工资条上写着“特勤津贴”，数目跟剧里一样，连零头都不差。

他拿这笔钱给手下发奖金，抓一个人给三十，死了给五十，活脱脱把人性按斤称。

历史学家说他这是“殖民暴力遗产”，翻译成人话就是：坏人也会遗传，坏法还代代升级。

可没人告诉他，自己最后也会被塞进历史的边角料，连讣告都只配占三行。

所以再看剧里那些灯红酒绿、皮开肉绽，别急着骂“是不是拍狠了”。

史料比编剧更不讲理，它只是把当年的潮湿、腥臭、钞票上的汗味原封不动地搬给你。

真正的残酷从来不是镜头里的血，而是血下面那张工资条、那枚公章、那盏永远不关的日光灯——它们还在我们生活里换着名字存在，只是瓦数更高，账目更细，连哭都得先填申请表。

来源：巴黎r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