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国库亏空的解决方案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呢?

西瓜影视 内地剧 2025-09-28 09:01 2

摘要:御前财政会议开成了一场辩论赛,我在上一篇(《大明王朝1566》嘉靖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帝王平衡术)一文中,已经分解了辩论赛最终的结果,在嘉靖的帝王平衡术下,谁也没有赢,谁也没有输。

原创不易 抄袭必究

文:谢汶青

《朝廷名利场人物对话分析录6》

《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

对话背景交代:

对话人物:徐阶,高拱,高居正,严嵩,严世蕃,吕芳;

对话背景:

御前财政会议开成了一场辩论赛,我在上一篇(《大明王朝1566》嘉靖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帝王平衡术)一文中,已经分解了辩论赛最终的结果,在嘉靖的帝王平衡术下,谁也没有赢,谁也没有输。

可是,一个掌权四十年的精明帝王嘉靖,遇到的难过的坎儿----人还活着,钱没了,国库亏空这个问题还没有辩论出一个解决的法子来。

那怎么办呢?吵架归吵架,问题还是得想办法解决,这一篇就要最终拍板解决方案了。是嘉靖和严嵩最后拍板的,那方案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呢?往下看。

对话内容详析:

嘉靖:朕刚才在里面听你算账,算得很透彻,你说只要海面的商路畅通,我大明的商船就可以把货物,运到波斯印度一带,每年可以开援一千万两以上白银。

张居正:其实这也不是臣的思路,大明永乐三年开始,成祖太宗皇帝就命郑和率船队远下西洋,前后七次商货远通,直至嘉靖十几年,海上通商依然频繁,后为倭寇骚乱,海面不静,商运受阻,臣在兵部也是从兵部着眼,想着似乎应该给浙闽两地增加军响,让戚继光于大油部木冲军队建造战船,然后主动出击剿灭倭寇,重新打通海上货商之路这件事。

张居正不将打通商路的功劳归于自己,而将其归功于太宗皇帝(明成祖朱棣)的旧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占据道德和历史制高点。

在明朝的政治语境中,尤其是面对一位希望效法先祖的皇帝(嘉靖皇帝追崇其父兴献王为皇帝,本身也在强调自己继承的合法性),引用太祖、太宗(成祖)的功绩是绝对正确的。

张居正将“下西洋”和“海上通商”的国策定义为祖宗之制、太宗遗训,这就将他个人的政策建议,从一个“新想法”提升到了“恢复祖宗伟业”的高度。

这使他的提议听起来不是激进的改革,而是稳健的复古和拨乱反正,极大地减少了政治阻力,让反对者难以从“违背祖制”的角度攻击他。

2. 规避“功高震主”的嫌疑。

嘉靖皇帝是历史上著名的猜忌心强、权力欲极强的君主。张居正作为臣子,如果直接说“这是我的好主意,能帮朝廷赚大钱”,会显得过于锋芒毕露。这可能会让皇帝觉得:

你比朕还有远见?

你是不是想借此培植自己的势力和功劳?

事情若成,天下是称颂你还是称颂朕?

通过将功劳归于先帝,张居正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锋芒,给人一种“我只是在学习和执行祖宗智慧”的谦卑姿态,这极大地安抚了皇帝的自尊心和权力不安全感。

3. “去个人化”,使其成为国家共识。

张居正将自己的个人策略,包装成了一个历史延续的、对国家明显有利的必然选择。他不是在推销“张居正方案”,而是在陈述一个“大明王朝本该如此”的事实。

这样做会降低说服成本: 既然这是祖宗成功过的老办法,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就不需要他再费力论证。

还团结了支持力量: 所有推崇永乐盛世的官员和既得利益集团(如东南沿海有背景的商贾),很容易就能成为他的盟友,因为他们支持的不是张居正,而是“恢复祖制”。

4. 转移焦点,为真正的目的服务

张居正的最后一句:“臣在兵部也是从兵部着眼,想着似乎应该给浙闽两地增加军响,让戚继光……建造战船,然后主动出击剿灭倭寇……”

张居正的表面理由: 为了恢复海上商路(祖宗伟业)。

其真实目的,或者说其中一个目的: 为戚继光的军队争取军饷和扩军的合法性。 嘉靖朝财政紧张,直接要求增加军费非常困难。但张居正将其与一个每年能带来“一千万两以上白银”的宏伟蓝图绑定,这笔军费投入就变成了一本万利的“战略投资”。皇帝听了自然会觉得,这笔钱该花、花得值。

严嵩:张居正跟陈商议过。臣以为只要海面货商之路畅通,接下来就是运什么,比如江浙的丝绸,一匹上等的丝绸在内陆能卖到六两白银,若是销到西洋诸国,能卖到十两白银以上,现在江苏是1万丈织机,浙江是8千丈织机,能不能增加织机,多产丝绸……

原因应该有以下几点。

1. 抢夺功劳。

这是最直接的原因。严嵩作为首辅,是政策的最终负责人和呈报者。张居正这个“海上商路-增加织机-赚取暴利”的思路非常高明,是一个完整的、可执行的强国方案。

如果严嵩不吭声,这个功劳就完全是张居正(及其背后的徐阶阵营)的。

如果严嵩说“这是张居正的想法”,那等于是在皇帝面前替政敌的子弟美言,壮大了对手的声势。

因此,最有利的做法就是将这个想法“收归己有”,声称是自己集团内部(张居正作为下属)与自己商议的结果。这样一来,提出并推动这个利国利民良策的首功,就落到了他严嵩的头上。

2. 离间对方阵营。

严嵩是官场老狐狸,深知对手阵营并非铁板一块。他当着皇帝和徐阶的面说“张居正跟我商议过”,这是一招狠毒的离间计。

对徐阶: 他在徐阶心里种下一根刺:“你的好学生、你的接班人,背着你和我这个首辅私下商议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是不是脚踏两条船?” 这可能会引发徐阶对张居正的猜忌。

对张居正: 他等于把张居正架在火上烤。张居正无法当场否认(否认就是打首辅的脸,在君前失仪),只能默认。

严嵩这是在向张居正示好,也是一种试探:“你看,我把你当成自己人,在皇上面前给你露脸的机会,你是不是该考虑一下站队?” 这是一种软性的绑架和拉拢。

3. 展现自己作为首辅的领导力和团结力

严嵩这番话也是在向嘉靖皇帝传递一个信息:“皇上您看,虽然朝廷有不同派系,但我这个首辅能够团结所有人,包括徐阶的得意门生张居正,也能在我麾下为国效力,我们君臣上下是一心的。”

这展现了他作为内阁掌舵人“调和鼎鼐”的能力。

暗示国家机器在他的领导下运行良好,各派人才都能为其所用,从而巩固他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

张居正脸上的错愕,正是因为他瞬间就听懂了这番话里所有的潜台词和政治算计,但他当时位份不够,无法辩驳,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

嘉靖:当然能,关键是蚕丝,如何增加桑田,多产蚕丝。

严嵩:皇上圣明,历来江苏的丝绸,就是靠浙江供应蚕丝,气候使然嘛。内阁的意思是,干脆让浙江现有的农田再拨一半改为桑田,这样每年就能多产蚕丝,一千万两以上,就能够多织丝绸,20万匹呀。

嘉靖:农田都改成桑田,浙江百姓吃什么呢?

严嵩:从外省调拨,历年都是从外省向浙江调拨700万担粮食,增加了桑田,再增调粮食。

嘉靖:外省调来的粮,一定比自己产的贵,浙江的桑农是否愿意?

严嵩:每亩桑田产的丝,比每亩农田产的粮收成要高。

嘉靖:再加一条,改的桑田仍按农田征税,不许增加税负。

严世蕃:圣明天纵无过,皇上,这样一来,浙江的百姓定会踊跃种桑,有了资源,浙江和江苏各增几千张织机不成问题。

从这段话,我看出嘉靖内心还是有人民利益的,严世蕃和严嵩就不了,他们什么心理呢?

的确,嘉靖的考虑中包含了皇权对百姓的基本责任,看清重点词,“皇权”“基本责任”,而严嵩父子则完全将“国计”(朝廷财政收入)置于“民生”(百姓死活)之上。

嘉靖:高踞云端、充满矛盾的“牧民者”心态。

嘉靖的心里确实有“人民利益”,但这种关心是有条件、有前提的。

1. 统治者的清醒与算计。

他立刻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百姓吃什么?”和“粮价上涨桑农是否愿意?”。这证明他绝非昏庸之君,他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他知道百姓没饭吃就会造反,动摇他的统治根基。他的所有问题都是在评估这项政策的风险。

2. 有限的仁慈与责任。

他提出的“改的桑田仍按农田征税,不许增加税负”,是一种典型的“皇恩浩荡”式的仁慈。

这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负担,显示了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恤民”之心。但这种关心是底线式的,即“只要你们不饿死到造反的程度就行”。

他的目的是维持稳定,而非追求百姓真正的富足。

3. 最终目标仍是“利”。

他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最终还是为了确保那“一千万两白银”能顺利进入国库,满足他和朝廷的开销。

他关心民生,但国库收入永远是第一位的。一旦他认为风险可控(有外省调粮、种桑更赚钱、税负不增加),他就会批准这个计划。

嘉靖是一个精明的利己主义者兼国家所有者。他爱护百姓,如同牧民爱护自己的牲口,不能让它们饿死,但最终目的是为了它们能更好地产毛、产奶。

严嵩:老谋深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心态

作为内阁首辅,严嵩的心理已经完全官僚化。

1. 唯数据论,漠视人性。

在他的思维里,浙江不是一个住着千万生灵的行省,而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数据模型”。他的算盘是:浙江农田改一半桑田 -> 多产蚕丝 -> 多织丝绸 -> 多赚一千万两白银。这个逻辑链在纸上完美无缺。

2. 脱离实际的空想。

“从外省调拨”这句话轻描淡写,却暴露了他极度脱离实际。他完全忽略了其中的巨大执行难度:

例如:

运输成本:数百万担粮食的运输需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这些成本谁承担?

粮食安全:将一省的口粮命脉完全寄托于“外省调拨”,一旦某个环节出错(天灾、贪腐、延误),立刻就是全省大饥荒。

官员执行:如此巨大的政策变动,交给地方官员执行,必然会衍生出无数的欺压、盘剥和强征,他完全不考虑。

3. 讨好皇帝,追求政绩。

他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做出一个能让嘉靖皇帝眼前一亮的宏大财政方案,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百姓的福祉只是他实现这个目标过程中可以忽略的变量。

严嵩是一个顶尖的“政策设计师”,但他设计的蓝图是悬浮在空中的楼阁,只考虑顶层的宏伟壮观,毫不关心地基(百姓)的承受能力。

严世蕃的心理比他父亲更加不堪。

1. 毫无顾忌的谄媚。

他的“圣明天纵无过皇上”是一句极其露骨的马屁。在皇帝刚刚表示出一丝对民生的忧虑后,他立刻用夸张的奉承来掩盖所有潜在问题,试图将皇帝的决策包装成“毋庸置疑的绝对正确”。

2. 极端的机会主义。

他脑子里只有“踊跃种桑” -> “增加织机” -> “完成目标”这条直线。他根本不认为“百姓吃饭”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他眼里,百姓不过是实现政策的工具,他们的“意愿”可以被忽略,或者被认为会自然而然地顺从朝廷的指挥棒。

3. 暴露了其冷酷无情的本质。

严嵩好歹还试图用“每亩桑田收成更高”的经济逻辑来说服皇帝,而严世蕃则完全放弃了逻辑,只剩下情绪上的鼓吹和保证。这暴露了他内心里对百姓生命的极端冷漠。

严世蕃是一个典型的佞臣,他的所有行为逻辑都围绕着“迎合上意”和“快速达成表面功绩”展开,至于这会给底层带来多大的灾难,他毫不关心。

这场对话完美预示了后来“改稻为桑”国策在浙江推行时遭遇的巨大灾难。

正是因为制定政策的顶层(严嵩父子)只有冰冷的算计和功利的追求,而执行政策的底层又充满了贪官污吏,最终导致良政变恶政,差点激起民变。

嘉靖虽然比严嵩父子多了一层对民生的考量,但他最终也默许了这个充满风险的方案,证明在皇权体系中,最高的仁慈也往往是脆弱和有限的。

真正的悲剧在于,坐在龙椅上的皇帝和内阁里的阁老,都无法真正体会“百姓愿不愿意”背后所代表的血泪和挣扎。

嘉靖:好好好,吵架好啊,这不一吵就吵出好办法来了吗!这件事让司礼监和工部去办,当然还有户部多赚的钱,都要入在户部的账上。如何入手内阁?这就回去详细议个方略出来,然后给胡宗宪下基地,这件事还是要靠胡宗宪去办。

大家:是是。

嘉靖:吕方,周云逸的家里,听说有一大堆的孩子,还有老母亲要安抚,拨些银子由大内出....

好的,我们来深入分析嘉靖皇帝的这一系列安排,这充分体现了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复杂考量。

嘉靖的执行考虑的还算老道、周全,但充满了帝王心术和自私的算计,是一个“顶级政治家”而非“仁君”的决策。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看:

1. 人事安排:知人善任,平衡各方(极高明)

“司礼监和工部去办,当然还有户部……”: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安排。

司礼监(吕芳):代表皇帝自己的眼睛和手,确保这件事的最终控制权和进程牢牢掌握在皇室手中,防止官僚体系欺上瞒下。

工部:负责技术和执行,如织机建造、技术指导等,是专业部门。

户部:负责财政和核算,“多赚的钱都要入在户部的账上”,明确了利益归属(国库),防止资金流失或被贪墨。

这个安排形成了内官(太监)、技术官僚、财政官僚的三方协作与互相制约体系。任何人想独揽大权或从中渔利都会受到其他两方的掣肘。

这确保了项目能推进,且果实最终能落入中央口袋。

“这件事还是要靠胡宗宪去办”:这是最画龙点睛的一笔。

嘉靖深知:

胡宗宪是浙直总督,封疆大吏中能力最强、最懂实务也最清廉正直的人,是唯一能压住场面、真正把事情办成的人。

胡宗宪在东南抗击倭寇,有极高的威望,能震慑地方官和豪强。

胡宗宪并非严党核心,也非徐阶等人的嫡系,他更像一个“帝党”的能臣。用他,既能避免政策被严党完全操控变成搜刮工具,也能避免清流空谈误事。这是对内阁(严嵩)提议的最终裁决和关键修正。

从而不难看出,嘉靖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核心能力——知人善任。他把最难的事,交给了唯一可能办好的人。

2. 决策程序:牢牢掌控,流程严谨

“内阁回去详细议个方略出来”:他没有因为自己有了主意就乾纲独断,而是让内阁(严嵩)去出详细方案。

这既尊重了程序:保持了内阁的议政权,维护了官僚体系的运转。

还分摊了责任:方案由内阁提出,将来出了问题是内阁的“方略”有问题,而不是皇帝“圣心独断”的错。

保留了最终裁决权:内阁的方案最终还是要报给他批准,他随时可以修改或否决。

既调动了下属的积极性,又自己牢牢站在裁判的位置上。

3. 人心拿捏:恩威并施,操控舆论(最为阴暗精明)

对周云逸家属的抚恤:这一招堪称“神来之笔”。

周云逸因在冬至日直言“朝廷开支无度,官府贪墨横行,民不聊生,天怒人怨”而被嘉靖下令杖毙。

人都死了,现在出来装好人。

1. “平反”信号。

在新政策(改稻为桑)出台前,安抚因言获罪者的家属,做出一种“广开言路”、“体恤臣工”的姿态,能有效收买清流和一些朝臣的人心,减少新政的阻力。

2. 自我安慰。

嘉靖内心或许有亏欠(毕竟周说的是实话),此举可以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显示自己并非暴君。

3. 极致算计。

“银子由大内出”——这句话最关键。他用的是自己的内帑,而不是户部的国库。这花小钱办大事:

对外:展示的是皇帝个人的“恩德”与“仁慈”。

对内:朝廷(户部)没出一分钱,就不算官方为周云逸平反,维护了朝廷杖毙周云逸的“正确性”。

杀人是他,抚恤也是他。 他用皇家的私房钱,轻松化解了一场政治道德危机,并将舆论主导权抓回自己手中。

他的一切行为,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的稳定和其个人权力的合法性,而非真正的公道正义。

嘉靖的“周全”是统治术的周全,而不是对天下苍生的周全。 他是一个极其聪明、能把国家机器玩弄于股掌之间的CEO,但他的公司(王朝)的最终受益者,首先是他自己。

老百姓的利益可以忽略不计,条件是只要不造反。

我是情感领域创作者,喜欢研究婚恋,两性关系,痛恨道德说教,喜欢挖掘事情的根源解刨分析问题,如果喜欢欢迎关注我。

来源:谢汶青一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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