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繁花》编剧署名争议，看“赢家通吃”的编剧困境

摘要：现象级热剧《繁花》播出近两年后，因为一出编剧署名纠纷而再度成为焦点。事起于编剧“古二”在其公众号“古二新语”持续发布与《繁花》剧组有关的长文、音频，指出自己深度参与《繁花》剧本的创作，却未能得到应有的编剧署名。

现象级热剧《繁花》播出近两年后，因为一出编剧署名纠纷而再度成为焦点。事起于编剧“古二”在其公众号“古二新语”持续发布与《繁花》剧组有关的长文、音频，指出自己深度参与《繁花》剧本的创作，却未能得到应有的编剧署名。

对此，《繁花》剧组回应，古二实乃青年编剧程骏年，参与的是前期资料准备工作，在《繁花》片尾的演职员表中，位列前期筹备组第二位“前期责任编辑”。双方的核心矛盾是，古二认为自己在进入剧组后不但兼任导演王家卫的生活助理，还实际参与了剧本创作，但这些劳动成果都被归功于名编剧秦雯；而《繁花》剧组则表示古二夸大了自己的实际贡献。

这起关于编剧署名的纠纷带出的一个议题是——普通编剧的劳动，为什么容易在这一行被辜负？编剧署名多寡的背后，藏着影视圈怎样的潜规则？这样的规则在今天是否依然合适？

编剧署名，为什么这么难？

如果说《繁花》的案例因为双方各执一词还无法形成定论，那么2024年的编剧王雨铭、杨涵胜诉案，是一个更好的讨论案例。2018年，编剧王雨铭与杨涵同万年影业签订协议，负责网剧《坏小孩》（后更名《隐秘的角落》）剧本创作。他们其后撰写了《隐秘的角落》分集大纲及前三集剧本，但该剧正式播出后，剧组仅把二人列入“特别鸣谢”名单，而非编剧。为了维权，2020年6月该剧播出后，王雨铭与杨涵先是与剧组商讨，争取得到编剧署名，在商讨未果后，他们在互联网上公开此事，同时提起法律诉讼。历经四年多的法律程序，2024年11月15日，法院判决出品方需将王雨铭、杨涵署名为前三集编剧并公开致歉。

《隐秘的角落》导演辛爽2020年8月发文否认与王雨铭与杨涵有工作关系，4年后，后两人胜诉。

两个普通编剧维权，足足要花上四年时间，才换来迟到的署名，这便足以反映在今天，一个普通编剧的维权成本依然高昂。这起案例因此被列为《2024年中国影视行业白皮书》年度十大维权事件之一。

为什么王雨铭与杨涵参与了剧本写作，《隐秘的角落》剧组却迟迟不愿给他们署名编剧？这跟一部剧的制作流程、功利的影视圈文化都有关系。和写书不同，如今较大成本的影视剧制作，在剧本阶段一般都会由多个环节构成。最基础的部分，是梗概、总大纲、分集大纲、分集剧本、初稿、若干轮改稿、定稿。规模更大的剧组，还会专门找人做前期资料搜集，比如《繁花》，剧组管这类人员叫“前期文字编辑”。

项目立项后，导演为了找到契合的编剧，一般会要求试稿，比如让多个对此项目感兴趣的编剧比稿，谁写得最让导演满意，导演再让多写几个情节，如此磨合，才到撰写分集剧本的阶段。这时候的常规模式，是编剧和项目方签署合同，商谈比例，包括定金、基础稿酬、尾款、版权收益等。

对普通编剧来说，定金和基础稿酬比例越高越稳妥，因为影视剧制作不确定性极大，说不定你剧本还没写完，剧组先黄了，就算杀青了，上映也是猴年马月的事情。更有荒唐的剧组，中途撤换编剧，反倒要向编剧索赔，理由是你收了定金，但这个活你没干下去，严重影响了项目进度。

暧昧的是，许多出品方为了便于招商引资，会采用“大编剧挂名，小编剧负责主要撰写”的灰色模式。一些大编剧基于利益考量，也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或团队，相当于小作坊主，新人编剧就是这些作坊里的劳工，他们替作坊主做事，创作出一幕幕明星演绎、登上热搜的名场面，名利双收的却是作坊主。

《过春天》豆瓣条目上的编剧署名

如果是在中小成本、尊重创作者的制作团队里，新人编剧更可能得到署名机会。比如电影《过春天》的编剧一栏，除了导演和主编剧白雪、林美如，联合编剧孙妍和赵丹娜也被署名在内。《河边的错误》编剧康春雷2013年自学编剧，凭借才华逐渐被看见。最近五年，他成为新锐导演魏书钧的编剧搭档，这也是新人编剧出头的一种典型路径——和一个潜力导演联合，押宝彼此共同完成的作品，通过电影节获奖等机会，让自己在行业之中提高话语权。近年来最成功的例子，当属《爱情神话》《好东西》的导演兼编剧邵艺辉。

名利场中的“拜高踩低”与“草台班子”

有人的地方就有纠葛，大资本介入越深、人际关系越复杂、要打点的角儿越多，一个编剧署名，也会成为名利场内厮杀的战场。

这一行创作者立身的就是代表作，如果你有一部业内高度认可、具备一定大众知名度的作品，你在话语权和经济层面上都会有明显改善。很简单一个常识，现在我介绍你，说你是《繁花》《隐秘的角落》编剧，与说你仅仅是“前期资料整理人员”，效果是否截然不同？破除对于影视行业的滤镜，此间颇多实际运转中的“草台班子”现象。比如：导演合作时发现编剧给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但编剧是资方的人，导演就许诺空头支票，诱小编剧入局，完善剧本，最后却不给名分。再比方说《隐秘的角落》里，出品方更换合作编剧，却心存侥幸，在不告知撤换者的情况下继续使用对方的内容，由此产生侵权行为。还有的剧组以试稿名义，白嫖编剧的创作果实，用这种方式鸡贼地降低劳务成本，另一边却把大量开支用于邀请流量明星和打点名人关系。

我们都知道在一部戏的成败中，编剧占据决定性的作用。在美国、英国、韩国等国，编剧的定位并不逊色于导演。但在国内，与其说剧组重视编剧，不如说只有出了名、有地位的编剧，才能被剧组重视。像刘和平这样有《大明王朝1566》等杰作傍身，享有极高话语权的编剧，在业内只是极少数，更多人尽心尽力撰写剧本，最后在剧本修改上的话语权不如导演和制片人，还要面对明星的任性改戏，而那些刚入行的新人编剧，往往先到大编剧的手下做事，成为大编剧的影子写手，苦盼着一个出头的机会。

这就是无名创作者在一个资本雄厚、利益链条复杂、工期漫长的剧组的弱势之处。许多人借此番公共议题共情的，是赢家通吃文化下影视圈对于底层劳动者的冷酷，一个新人付出大量心力，却只是功成名就之人的铺路石。在赢家通吃、拜高踩低的文化影响下，业内便更滋生上位者反又剥削新人的循环，这逐渐成为成为圈子的运行规则。

是时候反思编剧署名的潜规则了

最近十年，许多长剧、电影编剧，或者曾经对影视行业有向往的新人，他们转投短剧制作，这也跟传统影视行业中编剧的弱势地位有关。

长剧和电影制作周期长，回款慢，编剧投身一个项目，动辄花去数月甚至一年以上的光景，若是到头来连署名都没有，打击可想而知。正处于上升期、阶层壁垒较低、制作周期大幅缩短的短剧，因此成为许多新人的跳板。他们不是失去了电影梦想，而只是在现实的浸泡中更加务实，决定先谋生，再追梦。

短剧编剧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剧本定制费、分账分成和IP衍生，定制费就是指平台或影视公司买断剧本的费用，根据编剧在行业内的地位和过往作品数据，单集价格，头部可达到5万-15万，但大部分新人只能拿到单集数百或数千元的酬劳。

短剧崛起的确给了新人更多选择权，但需要看到的是，短剧行业同样存在内卷、草台班子、收入悬殊等现象。当一些自媒体鼓吹短剧批量制造财富自由神话，动辄使用“本科毕业生靠短剧剧本年入50万”“新人入行短剧，单集稿费10万”这样的句子作为标题时，它们其实遮蔽了短剧行业收入极度分化的现象。

自媒体人“文艺先锋队长”曾经采访了12名短剧从业者，其中一位短剧头部编剧坦言，自己写10个初稿，能被选中的不到1个。而一位新人编剧指出，在短剧行业，90%的新人需要“免费写大纲”才能拿到面试机会，倘若大纲中选，进入写作剧本阶段，单集稿费在2000-5000元之间，却也要面对小影视公司不签合同、拖欠新人稿费的隐患：“播放量没达标，分文没有。”

所以，合同意识非常重要。怀着崇拜他人之心入局者，若是忽略合同细节，在前期处处忍让而不明确自己的核心诉求，到头来很可能被辜负的感觉所笼罩，赤心而来，换得两手空空。

在这方面，杜琪峰、韦家辉等创作者参与的银河映像公司，或许是一个好的表率。银河映像制作了《枪火》《暗花》《夺命金》等知名作品，这与它以创作者为核心、尊重合约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尊重合约，银河映像总裁朱淑仪和导演游乃海曾经为一个实际表现不称职的编剧，也留下了署名。朱淑仪最近在接受《放映周报》记者采访时回忆：

“有一位曾参与《夺命金》等、被署名编剧的黄先生，他的表现不完善，过程中并没有履行他作为编剧的实际功能，但基于尊重合约精神的大前提下，公司当时最终决定给他个人署名。”朱淑仪表示，“银河映像在这件事以后对署名更加深思熟虑和谨慎，一切以编剧对创作真正的投入和专业程度，作为首要考虑。”

银河映像总裁朱淑仪（右）在《黑社会：以和为贵》客串

今年暑期档上映的动画电影《罗小黑战记2》，在编剧署名上也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查阅这部电影的编剧名单，你会发现剧组不但把四个编剧的名字都写上，而且整合不同采访，你会发现四人分工明确：木头（MTJJ）作为系列创始人兼导演，主导整体剧情架构与世界观设计；顾杰担任联合导演，负责分镜与动作场面的叙事衔接；彭可欣作为前作主笔编剧，承担剧本主线创作与角色成长线设计；风息专注于角色塑造与情感表达，以简练笔触强化人物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