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侯方岳（1915-2006），原名侯泰阶，1915年农历11月19日出生于广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侯方岳（1915-2006），原名侯泰阶，1915年农历11月19日出生于广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陈素敏（1916-1998），原名陈运珍，1916年农历8月23日出生在广安县城小东街。

1935年2月，侯方岳考入成都天府中学半工半读。此时的成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四川省委以及成都各级党、团组织都遭到破坏，党组织统一领导的活动基本停止。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侯方岳团结天府中学、省立师范等学校的进步学生，相继组织成立了秘密读书会、海燕社等进步组织。

他们积极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组织和参与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李长亨、田家英等一批优秀的革命青年。

田家英后来被侯方岳送去了延安，成长为毛主席的秘书。

李长亨解放后担任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董必武为他在党内起了个化名黎强，意为“能力强”，是谍战剧《潜伏》中余则成的主要原型。

侯方岳在成都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就是黎强的上线。

1937年10月，侯方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致力于恢复重建中共乐山、成都等地党组织。

1938年农历11月19日，是侯方岳23岁生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他给陈素敏写了第一封情书。

侯方岳原来不想过早谈恋爱，一心想的是救国救民，陈素敏的大哥陈昭吾、二哥陈思苓都是进步青年，他们了解侯方岳是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特别是二哥陈思苓，与侯方岳是广安中学的同学，又都参加“推轮读书会”，彼此十分了解。

经常到陈素敏家，在那里读到大哥从北京带回的进步刊物。

侯方岳勤奋读书，常常废寝忘食，因家贫，不能按时交伙食费，而嚼饼干，得急性胃炎，一星期未进食，捧腹参加五县中学会考，获得第三名。

陈家特设晚宴祝贺。

虽然那时侯方岳就被陈素敏吸引，但觉得自己家贫，要先干一番事业。

早在1933年夏天，侯方岳勤工俭学，在花园图书馆兼管理员，陈素敏就向他借过《石头记》，侯方岳将一束鲜红的玫瑰花连书一起送给陈素敏，此后又多次送玫瑰花，陈素敏和母亲“用白糖酿成玫瑰糖”，保证长期的香蜜。

受两位哥哥的影响，陈素敏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对勤学上进的侯方岳产生了好感。

那年冬天，陈素敏帮侯方岳织了毛衣，侯方岳穿在身上，暖在心里。

1934年12月侯方岳考到成都读高中，半工半读，陈素敏的母亲将陈素敏绣的玫瑰花手巾两张送给侯方岳。

虽然明白陈素敏的心意，但侯方岳一直没有勇气表白。

这次也是受到陈素敏二哥的鼓励，认识到爱情与事业并不矛盾，共同的理想、高尚的爱情会让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因此，侯方岳给心爱的人写了第一封情书。

同街一个姓李的国民党中统军官向陈家提亲。

陈素敏的父母都很开明，一致表示尊重陈素敏自己的选择。

陈素敏两个哥哥，一方面敷衍李家人，另一方面联系广安中共地下党张显仪、袁载春，将陈素敏送往成都。

不久在乐山五通桥，见到侯方岳，经党组织同意，他们结为夫妻，跟随侯方岳走上革命道路，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侯方岳先后担任中共乐山、三台、成都等多地中心县委、地委、市委书记，逐渐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

陈素敏长期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1941年夏，由于侯方岳身份暴露，组织安排他立即撤离川西，到重庆南方局学习待命。

6月底，侯方岳、陈素敏一家顺利转移到了重庆红岩村，在周恩来副主席身边接受培训。

空袭警报时，经常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坐在一个防空洞里，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诲。

中共中央南方局

1941年10月，周恩来决定安排侯方岳去云南开展地下工作。

为了制定长期有效的云南工作指导方针，周恩来集中精力，开了五六天的南方局工作会议，专门研究、讨论云南问题，并安排侯方岳作会议记录。

侯方岳以周恩来讲的十点为主，经过两天整理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云南工作的意见》，《意见》对云南的形势、云南党的工作方针以及党的各项具体工作都作了指示。

周恩来审阅后表示满意，要求侯方岳把十条背诵记熟，三天后检查。侯方岳花了两天时间就强记了全部内容，近1万字。

第三天周恩来检查，侯方岳逐字逐句背给他听，他很满意，并叮嘱侯方岳：去云南路上关卡多、特务多、盘查多，身上、衣箱内有关党组织的片纸只字不带，要用脑子将《意见》带到云南去。

1941年10月16日上午，化名云南省《民国日报》住渝记者冯希尧的侯方岳一家乘坐周恩来的小汽车，离开了南方局。

他们驶下红岩嘴，经过李子坝、上清寺、菜园坝……在城内绕圈子来到了林森路，同时还在车上不时变换衣服，侯方岳1岁的儿子平儿从红岩出来穿的是女孩裙衣，后来又换成了男装，最终安全离开了重庆。

侯方岳一家三口到了云南。

从呈贡进昆明，城门关卡有卫兵把守，检查过往行人身份证件。

陈素敏听一个卫兵用四川话吆喝着，就上前用四川话说：“老总，我们是从四川来的嘛，那边鬼子飞机时常轰炸，生意不好做哦......”

陈素敏与卫兵话家常，道乡情，卫兵看侯方岳抱着孩子，就没有看证件，放过了他们一家。

中共云南省工委来接应的同志见他们一家三口坐着马车平安过关，都喜出望外。

见面接上头后，他们激动地说，侯方岳用的证件上的名字冯希尧是一位知名的记者，冯希尧前两天去世了，各个报纸都登出来了。

如果那个卫兵看了侯方岳的证件，肯定要把他们抓起来。

同志们埋伏在这里守候，就是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武力救人。

由于陈素敏的机智勇敢，化解了一场恶斗。

侯方岳到达昆明，担任云南省工委委员，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云南地下工作。

在南方局这段难得的学习经历，让侯方岳累积到了组织群众、反特斗争、军事斗争等各个方面的知识，为他在云南的地下工作，特别是成功领导云南滇东北地区武装起义奠定了重要基础。

地下工作十分危险，随时考验着地下党员的忠诚与智慧。

侯方岳长年从事地下工作，练就了书写米粒大小清晰小楷的本领。1946年“李闻惨案”斗争胜利后，侯方岳以探亲的名义，奉命秘密前往重庆红岩村，向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汇报云南地区的实际情况，他亲自用小楷写了1万多字的汇报材料《云南工作报告提要》。

其字微若米粒，每页仅巴掌大小，共9张，详细介绍了当时云南的政治、经济、民族和宗教等情况。

每页放大10倍，字也不变形。

10月28日，侯方岳将这份材料用蜡封好，放入派克笔内，密送延安党中央。

同年11月上旬，侯方岳在重庆收到了党中央和周副主席指示，批准了云南武装起义。

云南工作报告提要（侯方岳撰写，1946年）

侯方岳随身携带一个棕色长方形扁玻璃小瓶，宽3厘米，高5厘米，厚1.6厘米，里面盛有大半瓶水银。

如遇危急情况，可服下，以牺牲自己保守机密。

在他夫人陈素敏解放前曾用过的手包最底部，一直藏有3颗子弹。

那3颗子弹，两颗留给敌人，还有一颗是留给她自己的。

侯方岳对陈素敏说：

“你是一名女共产党员。做地下工作随时有危险，被敌人抓住后，一是不能投降，二是不能受刑。因为敌人什么都干得出来。要为自己准备一颗子弹。”

他们时刻准备着战斗，也时刻准备着牺牲。

他们不惧生死，坚守信念，用一生忠实履行了对党的誓言。

1949年9月，侯方岳作为隐蔽战线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陈素敏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筹备工作。

10月，侯方岳参加开国大典后，地下党身份暴露，被安排在北京工作，一家人本可以在北京过上安稳的生活。

但是，当时大西南尚未解放，因他长期在云南工作，熟悉情况，便随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

云南解放后，侯方岳先后担任云南省委代理秘书长、云南省委第一副秘书长。

后长期从事云南少数民族和南亚历史研究，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侯方岳出席首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照

（前排左四为侯方岳）

文化大革命期间，侯方岳受到错误批斗，有人多次要陈素敏揭发侯方岳，与他划清界限，陈素敏始终坚定地说：“没界限！划不清！”

侯方岳、陈素敏曾在云南民族学院外的莲花村以小学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他们城里人的装束在村子里很显眼，村里实行保甲制，上百人的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人去告密。

从1938年起，侯方岳两次被全国通缉，特务追了他十多年，都没有被抓住，到最后侯方岳反而把抓他的特务头子抓住了。

侯方岳告诉他的孩子们：“得民心者得天下，老百姓冒险为我们作了很多掩护，没有他们，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六十年代初，陈素敏看到莲花村的老百姓还穿的那么破，经常说“我们对不起他们！”她也因此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2年离休，他们夫妻天各一方。

落实政策后，侯方岳忙于为被冤屈的战友写材料。

陈素敏体弱多病，经常住院。

1998年3月31日陈素敏逝世，侯方岳悲痛地写下挽联：

“青梅竹马比翼六十年，喜见白头偕老；

共苦同甘川滇三千里，孤悲云鹤远飞。”

同时，写下《祭夫人》一首：

“六十冬春共远征，狂涛恶浪苦航程。

腥风血雨无惊恐，饿虎凶狼挺剑横。

度日糟糠无怨语，改缝旧裤似新成。

光明磊落相尊重，霜叶秋红一世情。”

作者：侯立新

来源：夏吟云南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