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这一代人，一提起乾隆，脑海中就浮现出他下江南的画面。那么，乾隆究竟为何对下江南如此执着？江南对他而言，到底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意义？真的有大明湖畔的夏雨荷这类浪漫故事吗？

我们这一代人，一提起乾隆，脑海中就浮现出他下江南的画面。那么，乾隆究竟为何对下江南如此执着？江南对他而言，到底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意义？真的有大明湖畔的夏雨荷这类浪漫故事吗？

先来说一个野史。据说有一次乾隆沿大运河行进，两岸百姓纷纷围观。毕竟乾隆下江南可不是微服私访，他排场极大，众人都想一睹天颜。就在这时，河岸边上的一座楼上，有个妇女正在做饭，可能炒菜时火大，火苗闪烁。

船上的清军误以为有人要行刺皇上，竟万箭齐发，可怜的妇女就这样被射死了。从这个野史故事，我们不禁会想，皇上在紫禁城里待着不好吗？非得出来，还闹出这样的悲剧。

乾隆下江南可不像电视剧里微服私访那样，只带着几个人就潇洒出行了。他的队伍极为庞大，达数千人之多。乾隆很少坐轿子，他曾说坐轿子就失去了出巡的意义，所以大多时候选择骑马，整个行程往往要持续好几个月。

如此庞大的阵仗，成本高昂、耗时长久且存在风险。并且，当时有不少大臣持反对意见。要知道，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反对皇帝出巡，这可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从汉朝就有大臣劝说皇帝不要轻易外出，还会拿秦始皇的例子告诫。所以，乾隆下江南不仅要克服诸多实际困难，还得顶住文人士大夫的反对压力。

在很多人眼中，皇帝外出就可能是贪图江南的风景与享乐，那乾隆为何还要多次下江南呢？我们需要从历史的复杂性角度深入分析。

江南，绝非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蕴含深厚底蕴的文化概念。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康熙到乾隆时期，江浙一带似乎很少出大官，国家的重要枢纽大臣多为满族贵族。

不过，在五品官以下的底层官员中，江浙汉人的比例并不低。这一现象颇为微妙。就像金庸先生的《鹿鼎记》所描述的，清前期江南地区存在着较强的反清势力，天地会便是典型代表。

虽为小说情节，但也有一定现实原型，即便到乾隆年间，江南地区仍有部分人怀有反清复明的想法。因此，乾隆前往江南巡视，有着稳固统治、震慑反清势力的重要意义。

此外，乾隆时期的江浙地区已经是中国绝对的经济中心。这里还有一群关键人物 —— 江浙精英文人。

以沈德潜为例，他是乾隆朝重要的江南文人。起初，沈德潜在乾隆面前表现得极为恭顺，深受乾隆信任，乾隆下江南时还多次特意前往他家，给他足够的面子，意在让江南文人们看到皇上对文人的重视。

然而，沈德潜告老还乡后，却写了大量对清政府、满人政权乃至乾隆本人不恭敬的反意诗。乾隆得知后大发雷霆，即便沈德潜已去世，仍将其开棺曝尸。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乾隆年间满族贵族对汉族地区的统治并非完全自信，下江南巡视对于巩固统治有着深远意义。

乾隆下江南时坚持骑马，他将南巡视作帝国军事实力的一次动员演练。《马背上的朝廷》一书中有详细记载，乾隆第一次下江南，花费了一年中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随行人员超 3000 人，行程达 2920 公里。

皇帝出巡并非只下江南，东西南北皆有，北巡避暑山庄、西巡五台山、东巡泰山。出巡人员必定是满洲贵族勋卿，这相当于一次军事总调度。

据记载，一次出巡中，乾隆曾调用 2 万匹马、两千头骆驼、两千头骡子、3000 艘战船和 18000 辆马车，规模堪比一场大型战争的军事调动。

而且，乾隆下江南不住城里，选择在荒郊野外拉练军队，整个过程包括勘察道路、考察路程、计算时间等，都有专门的军事专家负责。

营地的搭建与拆除也极为复杂，从现存的乾隆下江南营地鸟瞰图可见，里三层外三层的几百个帐篷，搭建、运送、拆除的工作难度巨大。

这样的安排，不仅是对满洲军队的拉练，还能调用当地资源，确保满洲八旗军队实力，同时也能让各地官员时刻保持待命状态，皇帝可随时视察水利、祭祀神职、检查官员。

乾隆在出巡过程中，还会在正常国家选拔人才系统之外，单独招揽人才。

这就如同董事长直接到基层人事部面试底层人员，目的并非单纯选拔人才，而是让皇权下渗到最底层，彰显皇权的存在感。毕竟当时通讯手段有限，皇帝需要通过这种方式让百姓切实感受到皇权。

同时，乾隆与地方官互动增多，地方官的优劣自然显现，乾隆可避免被蒙蔽。

乾隆还扶植了许多商人，如两淮盐商，后面几次下江南，商人直接出钱。商人捐钱后，乾隆会给予荣誉称号以及实实在在的好处，如特许经营战略储备物资等。这是因为商人不在体制内，皇帝需要拉拢他们，防止其与地方官勾结产生贪腐问题。

对于拉拢江南文人，乾隆自有一套办法。他喜爱写诗、题字，各地旅游景点常能看到乾隆的题字。他通过写诗赏画、给书院题匾额等方式附庸风雅，向江南文人展示自己不仅是满族族长，更是汉族的天子，在文化上也要有所作为。

乾隆每次下江南，都会与江南文人领袖见面，看似给对方抬高身份，实则是向众人表明，这些江南文人的面子与尊荣皆由他赐予，这是一种权力的彰显，如同动物圈定势力范围一般。

从真实历史来看，乾隆重视调动江南地区的社会资源和把控人力资源，与他当政时期面临的复杂局面密切相关。在乾隆下江南那些年，发生了诸多重大事件。

皇后富察氏的去世对宫廷政局产生了复杂变化，外戚势力的变动需要重新平衡。江南物价飞涨、大运河水患不断，还有对外战争，如大小金川战役等。乾隆必须清楚了解自己的家底，知晓能否应对这些复杂局面，做到心中有数。

乾隆出巡其实还得感谢他的爷爷康熙，康熙也曾出巡，且遇到过巨大阻力。1668 年，康熙首次提出出巡，汉族文臣便强烈反对。他们以皇上不应将自己置于危险之地为由，有理有据地劝阻，康熙无奈只能取消计划。

中国汉族文人大臣从秦汉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具有独立精神自觉性质的集团，从最初能与皇权直接对抗，到后来抱团对抗，即便在宋明以后，仍有一定舆论影响力。

宋代以后，皇帝多采取以文治国的治理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文人与皇帝之间的某种规则，皇帝需要与文官集团进行博弈。

所以，批评皇帝出巡成为当时的主流声音，文官集团反对皇帝出巡，除了担心浪费资源等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希望在地方拥有更多自主权，与皇帝分治天下。

由此可见，康熙、乾隆、雍正等皇帝面对的文官集团并非 “省油的灯”。

康熙、乾隆时代，皇帝提出出巡，实则是与汉族文官集团的一场权力博弈，看谁手段更高明。康熙先是以祭天祭祖为由，巧妙地将出巡与敬天法祖联系起来，因为汉族文官集团推崇儒家文化，祭天法祖是儒家重要传统，康熙借此突破了文官集团的限制。

此外，还有野史记载，康熙在出巡五台山时射杀了一只老虎，并将此地改为射虎川立碑纪念，这显然是在利用出巡塑造自己的圣王形象，向百姓展示自己如同为民除害的英雄。

乾隆下江南时，更是将这场博弈发挥到极致。他不仅以效法祖父康熙为借口，还拿自己与金朝金世宗以及尧舜禹相比，强调自己既有满人的民族传统，又深得汉文化精髓。

当汉族文人反对他出巡时，他给对方扣帽子，指责他们懒惰、怠政，没有积极向上的斗志。乾隆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在挑战自宋代以来形成的汉人以文治国的传统，他主张文武兼重，以此来扩大皇权，让汉族士大夫明白这是爱新觉罗的天下，他们只需听从皇帝指令。

从这一系列操作可以看出，乾隆绝非简单的满洲贵族，他深谙汉文化精髓，巧妙运用各种手段与文官集团抗衡，将古代帝王之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乾隆下江南这一历史事件，远不止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那般简单。

来源：动物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