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在令无数人抹眼泪的华语新剧《忘了我记得》中，谢盈萱饰演的女主角有一句台词：“我爸说这个世代，大家不会修东西，只会直接丢掉，在他们那个世代，东西坏了就要修好。” 尽管家庭时有裂痕，女主仍尝试理解父母的选择，努力修复和家人的关系。家庭关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简

剧集《苦尽柑来遇见你》

最近，在令无数人抹眼泪的华语新剧《忘了我记得》中，谢盈萱饰演的女主角有一句台词：“我爸说这个世代，大家不会修东西，只会直接丢掉，在他们那个世代，东西坏了就要修好。” 尽管家庭时有裂痕，女主仍尝试理解父母的选择，努力修复和家人的关系。家庭关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数学题，正是其中的复杂性，让家庭关系成为永恒的主题，女性主义的思潮、社会现实的变化，都成了文艺作品一次次探讨家庭关系的新前提。

作者王一彤去年曾以非虚构作品《长明的灯》入选“新声计划”，在这篇新作中，他将以小说的形式来探索中国式家庭关系。今天单读分享《黑屋子，冷板凳》的前半部分，明天将继续分享后半部分，敬请关注。

黑屋子，冷板凳

作者：王一彤

二〇〇八年一月一日，《澜城晚报》头版登出一个小豆腐块，标题是：《新年前夜碧海豪庭小区失火，暂无人员伤亡》。配图显示，火光映亮了一小段黄河。传说大火照出几具浮尸，事后查实，是几个常年冬泳、夜泳的退休人员，善于随浪击水，下水不久，正在兴头。

这类无死无伤的意外事故原则上不上头版。此次例外，李记者对我讲，原因有二，一是碧海豪庭是澜城数一数二的豪宅，滨河而建，交房不到三年，管理森严；二是总编近期关注青少年教育问题。

“兄弟，我就不绕弯子了。”李记者剥了两牙蒜推给我，“总编这次非要出一篇探讨青少年教育问题的深度，要有采访、见观点。我也是没办法。你多少说上两句，陈晓峰的性格，平时的表现，和同学的关系，撒都行呢。”

直到和李记者在校门口臊子面馆坐定，我仍然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他问的问题，我一句也不想说。但二十六岁的我面情很软，说不出不。恰好服务员上菜，一碗臊子干拌，一碗油泼扯面，半斤卤肉，虎皮辣子拼菠菜面筋。我赶紧岔开话头，招呼他吃面。他吸了两筷子，鼓着腮帮子说：“你们这面美啊，怪不得名气大，不喝两口可惜了。”他不问我意见，直接要了瓶半斤装肖尔布拉克酒。

两天后，我在办公室读到这条题为《豪宅火灾折射青少年教育之忧》的报道。最后一段，李记者写道：

从“碧海豪庭”这个名字，不难看出深处西北内陆的澜城人对大海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但火灾中失灵的烟雾报警器，不禁令人对“豪宅”高昂的物业费用产生质疑。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一位十五岁的少年偷偷溜去楼道抽烟。我们需要追问，他如何沾染上吸烟恶习，最终引燃一场全市瞩目的火灾？“孩子本性挺好，就是平时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可能在孩子的心理这一块，我们关注不够，才出了问题。”陈华的班主任赵老师告诉本报。烟蒂引燃楼道垃圾或许是种偶然，但引燃全社会对青少年教育问题，以及对隐秘心理问题的关注与重视，应当成为一种必然。（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陈华为化名。）

我努力回忆肖尔布拉克上桌以后的情形。我说我不会喝酒，李记者拍着我说：“‌吃面不喝酒，人生路白走。”我又推挡几番。总之，油泼面吃完时，我已经下了三盅，觉得晕，开始转。李记者说多吃菜，下得快，他好像加了一碟花生、一个腊汁肉夹馍，说今晚就是和我交个朋友，就把酒喝好，采访的事不提了。后来怎么又说到陈晓峰，我记不真切了。但我确信我只说过陈晓峰平时独来独往，孩子本性很好。其余一概没有。

于是我迅速敲了条短信：

李记者，你的报道文笔很好，但不够负责任。我从来没有说过晓峰孤僻、心理有问题。你这样写，不合事实不说，关键是对晓峰可能有很坏的影响。

我几次修改措辞，激烈一些，委婉一些；几次要发，又放下，最终没发。因为我想起陈晓峰对我说过的话，来过的信。我猜，他不会在意这篇报道，不介意成为这样一个映亮黄河、惊动全城的纵火者。

剧集《暗黑4》

眼睛

二〇〇五年，我从师范大学出来，澜城正闹师资荒，我便比较顺利地留在省城，进了十三中，编制、户口一并解决。十三中是市重点初中，领导敢用年轻人，我直接上马班主任，外带两班数学。

从镇上考进师大，四年时间，我基本扎在校园念书、球场奔跑，出入社会不多，是个标准的青瓜蛋子。女朋友，也不知道算不算谈过。大一时，我跟一个女同学走得较近，朦朦胧胧，酿出些好感。维持半年，她说我不够关心、太粗线条，我嫌她太作、事情太多。我们不了了之。这勉强可算我的初恋。我记得结束那天，我们坐在学校食堂一角，很不激烈地吵了一小会儿。无言之时，她说：“你怎么都不看着我？”我继续无言，她一笑，说：“不对，你好像一直都不怎么看我。”言罢，她背包离开。

她当时说得很轻、很淡，不带太浓的情绪，但我记忆犹新。从小到大，与人来往时，我一直隐约感到，我很难注视对方的眼睛。要么看向四周，要么眼神打转，要么做一些含义不明的肢体动作。反正，我很难和别人保持稳定、持久的眼神交流。是不愿意，还是不敢，我不确定，我只是一直有这种感受，并且难以理解。直到分手那天，当她轻轻说出那番话，我最终确认了这一点。同样从那一刻起，我大学生活的目标变成了克服这一点。因为念师大之前，我就已经确定要以教师为志业。而我很清楚，这是一份需要时刻注视着他人的眼睛，深切注视着他人的眼睛，并且注定要注视成千上万双眼睛、从一而终的职业。

这并非我对教师的自定义和想象。是我父亲这样描述这份职业，他也是我念师范、立志当老师的最初原因。我父亲是个老师，是个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老师，是我们生活范围里最有声望的老师。一九六八年，他十八岁，开始在镇上初中教书，时断时续十年，一九七八年高考，进师范大学。毕业，他分回县一中，教语文，同年我出生。又十年，镇中学严重缺人，他主动申请调回，或先后，或同时，带过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做过教导主任。至我读师大，他教龄超三十年，可内退。他选择退任教导主任，与校长约定继续从初一教起，再教两轮，六年，退休。

我们县是省里前几名的穷县，也是前几名的教育大县。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几年，每年考进“二加七”（注：中国的九所著名高校）的人数一度和澜城难分上下。提到我县，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又有段子，说每年六、七月份，我县熟人碰面，多问“你家娃娃考到哪里了”，隔壁县则是“你家那个放出来没”“打算去哪里打工”。其中当然多是极为常见的地域相轻，但也说明一些历史情况。

在全县孤注一掷搞教育的气氛里，教师成为最受尊重、最理所应当的职业。我父亲这样的人成为颂扬的中心。当他放弃县城的一切回到镇上时，这种颂扬达到高峰。“咱们这山沟沟里能考出去这么多娃娃，就是因为有你爸这样的老师”，类似评价，从小到大，我听过无数。当我进入镇中学、在父亲眼皮子底下念书时，我更被这种评价包围。

初一时，我第一次听父亲描述教师这份职业。一位年轻老师拎着两瓶散酒来家里拜访。我记得他们先关起上房的门聊事情，父亲打发我去灶房给母亲帮忙。灶房在阴面，冷飕飕的。母亲坐在灶台旁的一条板凳，我过去，挨着她坐下。我说：“凳子冰。” “他们一会儿应该要喝酒，我炒上两个菜。”母亲找出稻草、干苞谷棒子，塞进灶台。升起火，灶房才慢慢暖和，发毛的玻璃上叠了层雾。透过细木条隔出来的小玻璃方块，我看着模糊不清的外边，院子里的苹果树影子慢慢拉长，分不清天上是新月还是落日。过了挺久，上房门开，父亲站在门槛后对着灶房喊：“菜端来，吃饭。”我上菜，在炕上架起矮脚桌子，父亲招呼我盘腿上炕。我喊母亲一起吃，她说她拾掇拾掇，让我们先吃。那天晚上，母亲很晚的时候来了，端着碗，坐在炕沿吃。父亲和年轻老师已经喝完了一瓶散酒，脸发红，话变得又多又密。年轻老师问父亲：

“赵老师，老实说，我到现在也没挖清楚老师怎么当，你给指教指教嘛。”

“当老师，其实简单得很。你要盯着娃娃们的眼睛看呢。要认认真真，盯着每个娃娃的眼睛看呢。”

我还小，但也疑心这句话可能不大一样。父亲说话时，我一直盯着他看，他盯着年轻老师的眼睛说出这句话，同时他张手向母亲。母亲从桌上拿了烟和纸巾给他。他抹抹嘴，点上烟，也给年轻老师点上一支。

在浓烟缭绕中，我记住了父亲对老师的描述。初高中六年，我以父亲的描述作为标准，同时作为他的儿子和学生，近观他六年。他确实认认真真注视着每个学生的眼睛，对坐在第一排的学生，对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对家里种地的学生，对家里干公事、坐小车的学生；对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学生，对没人能记得住的学生；对一点就亮的学生，对怎么也点不亮的学生；对教室正中的学生，对教室边边上的学生；对一看就有用的学生，对大抵是完货（西北方言，指糟糕到无可救药的人）的学生......要说差别，也是有的，那也是在认真注视每个学生之余，把更多用心微微地、偶尔多多地倾向后者。有一类学生，在我们县还挺多见，父母不在家没人管的，穷得两个人分一条裤子的，先天缺陷的，父亲称之为“孽障娃娃”，他隔三差五领回家来，给吃喝，单独教。对这种差别，我听过他的解释，还是和那位年轻老师喝酒时，他说：

“咱们能干的不多，最多就是，在老天爷没观点着的地方尽上些力。”

父亲当然不总是春风一样。他有火的时候，有躁的时候，甚至有气急出言讥讽的时候。但他的注视从不是俯视，不偏不斜，不是潦草一瞥。父亲在我们班上课时，我不止一次看到，严厉批评之后，他走近犯错学生，带他到无人处坐定，盯着他的眼睛，温声细语，花大把时间；当他觉得对哪个学生失态了，他会花更多时间，最后，常常是他和学生眼眶都红了。镇上没什么夜生活，多数人家黑得早，我家有两盏灯长年亮到很晚。一盏是下房的灯，父亲把下房用作办公室，常改作业到深夜。灯不够亮，凳子又硬，他弓着背，凑近，盯着作业本上的字，和盯着学生的眼睛一样，长久地，用力地。

另一盏是灶房的灯，同样昏黄。母亲忙碗筷、米面、肉菜，有时就睡在那里。相当一段时间，睡前我透过上房窗户，看这两盏灯遥遥相望，灯影在院子中间朦胧交错，心底都有一种暖和与笃定。我确信母亲是选择了一个位置陪着父亲，我也确信父亲就是他描述的那种老师。人们无数次的颂扬是真心实意，讲台上的他，作业本前的他，与学生对坐的他，当得起那些颂扬。

数不清多少个夜晚，我看着那两盏灯入睡。直到我离开家前，教室里、下房灯下父亲的形象，在我心里愈发扎实、清晰。我下决心要当个老师，当个父亲一样的老师。但也是在这样的日日夜夜里，我慢慢看不清灶房灯下的母亲。远行澜城之前，我最终的感受是，她不是选择了一个位置陪着父亲。她就是在那样一个位置呆着，和我对灶房不多的印象一样，那样一个空气阴冷、板凳冷硬、光线昏沉的位置。

我花了很长时间，大概同样是初高中六年，近观和母亲在一起的父亲六年，才有这样的感受。我感受的起点是父亲的眼睛。在学校里，我日复一日注视着他对学生的注视，被那种深长感染。而回到家，我渐渐注意到，他很少注视我的母亲。多数时候，他不怎么看母亲的眼睛，也照常和她说话。后来，我常回忆起年轻老师来家里那晚，他和他喝酒，张手向母亲要烟，那个时刻在我心中反复浮现——我意识到，他不需要语言，更不需要眼神相对，就可以指示她。而我的母亲，她显然早已非常适应这样的交流，熟练地接收、落实这样的指示。少数时候，当他看向母亲的眼睛，也常是稍纵即逝的一瞥，像是途经，像是掠过。

当我意识到那就是他们的交流方式，更多场景在我记忆深处苏醒、起立。父亲每天六点起床，熬罐罐茶，吃油饼、花卷，六点半出门，到校监早自习，雷打不动。他起时，母亲一般还在睡。他像座山一样在炕上隆起，抽烟，咳嗽，披上衣服，制造一些动静。下炕后，他用铁签子掀开炉盖，钳起炭疙瘩，笼火。金属撞击的声音唤醒母亲，她默默起来，父亲则安静地坐在炉边，排出铁架子，放茶叶进烧得发黑的罐罐。母亲往壶里接满水，走到父亲身边，放在炉心烧，他盯着罐罐，点上第二根烟。母亲掀开门帘出去，过一会儿端来馍馍，一盘枣、桂圆、枸杞、冰糖。她烘热馍馍，有时，她也打算把枣和桂圆放在炉沿子上烤酥。这个时候，父亲常扭头一瞥，摆摆手。她便不再动作，把盘子交给父亲，由他以自己雷打不动的方式，招呼他清晨的朋友们。

父亲一般在学校待足足一天，早六点半到晚七点半。放学后的一个半小时，他用来找学生谈心、开小灶。回家后，他对付一口晚饭，就投入下房，改作业到深夜。只有一种例外，我的叔伯们来家里吃饭喝酒。约半个月一次，他们从四面八方聚向我家。父亲会五点多到家，打发我妹去灶房，兄弟四人盘腿上炕，抽烟，讨论家族大事、镇上和县上要事。不出意外，母亲和妹妹能准时张罗饭菜上桌，父亲便也叫我上炕，母亲回到灶房。“灶上还要弄啥？赶紧来一块吃吧。”这样问的有时是我，有时是我尕爸（注：父亲的弟弟）。“么事，你们先吃。”母亲永远这样说，她从不回答第一个问题。这样问的次数多了，慢慢我也不再问。这个时候，父亲吃菜、喝酒，和我老大（注：父亲的哥哥）说话。当十五或二十分钟后母亲端着饭碗进来，坐在炕沿子上扒饭时，父亲背对着她，吃菜、喝酒，和我老大、三爸或者尕爸说话。偶尔，母亲和妹妹没能准时上菜，父亲就派我去催。有一两次，他自己下炕去催。透过上房窗户，我看见他走到灶房门口，他不进去，敲敲窗玻璃，然后回来。

家和学校，父亲基本生活在这两方天地。只有镇上逢大集时，他会去转转，有时和母亲一起，有时带上我。他好书，好没用的小玩意儿，去是闲逛，淘淘旧书和杂货。母亲去是采购，米面粮油，目标明确。他背着手在前面逛，母亲提着袋子在后面挑。淘到惊喜，或者一无所获时，父亲总是率先逛完，甩开步子回家。母亲没采购完，或者也想闲逛时，就在后边喊父亲，不是叫他帮忙提东西，可能是想让他陪着逛逛。大概是走出去已远，多数时候，父亲没有回头，没有停下等待，越走越远。当母亲到家，他已在炕上抽烟，或者罐罐茶已经滚开一遍。

后来，次数多了，我发现，无论距离远近，父亲都不听清母亲的呼唤，不会停下脚步。我渐渐也听不清母亲的呼唤，也总是率先逛完。

那些场景如此生动鲜活，随着我年岁增长，它们像寒风掠过的汗毛，兀立在我心中。每天我往返于学校和家，这些粗硬的汗毛也随之剧烈摇摆，刺挠着我。在学校里，父亲观点着每个学生的每根头发、每双眼睛，观点着老天爷观点着和没观点着的每个角落；在家，他观点着院子里的苹果树、地里的苦苦菜、桶里的炭、罐罐茶把手上半化掉的胶布、淘回来的方志、县一中校史、中医词典、他的兄弟......除了母亲的眼睛。学校里的父亲，家里的父亲，他和他若隐若现的微妙差别，成为贯穿我整个青少年时期的困惑。直到大一，当初恋淡淡地说出那番话，我终于明白，为何我很难注视别人的眼睛。

电影《走走停停》

来信

时至今日，我仍然弄不清对初恋的感受，只有一点很确定，我感激她最后的那番话，感激她说得很准，感激在大一就听到。即便如此，花了整整四年，我也没能完全学会注视别人的眼睛。在十三中试讲，校长的评价是：课讲得不错，和学生互动还要加强。我清楚讲台上的自己，更多时候，我习惯背对学生，冲着黑板，或盯着课本、教室最后的白墙。

新老师入校，学校搞师徒带教。我师傅叫李复旦，本名李春，复旦数学系毕业，志愿回乡，在校十五年，是当时校内最高学历，由此得名。很多老师说名师出高徒，校长器重我。十三中的办公室按年级组分，不按学科。李复旦是〇五级初一三班班主任，外带四班数学；我是五班班主任，外带六班数学。正式开学前，学校先开了教工大会。散会回到办公室，我问李复旦：“怎么理解校长对我的评价？”他说：“我不敢说校长是啥意思。我自己理解，咱们教的是人，不是课，人永远比课大。课堂是人的课堂，作业是人写的作业。你就记着，你是给每一个人上课，不是给五十多号人上课。”

和我搭班的语文老师林根生坐我隔壁，老教师，和李复旦前后脚进校。他说：“李老师的话没错，高度够高。不过小赵，你见的学生还少。你是不知道，现在有的娃娃，根本没法教。李老师说的那是正常人的情况。有些学生就难说是个正常的人，你咋教？”

“哦？不都才初一的尕娃娃么？有这样的？”我问。

“说你见得少吧。你班上就有呢，陈晓峰，去年我教过，留了一级，著名关系户。”

“最多成绩差么，怎么个不正常么？”

“学习差的，坏的顽的，咱们都见得多了，其实都好办。就害怕怪的。陈晓峰这样的，我都是头一次见。不知道是家里没教合适，还是天生的，说话做事都古怪得很，干脆没法交流。”

“这个娃娃确实怪，难打交道，我也从来没见过。据说家里关系大呢，教育局领导直接压进来的。”五班的英语老师插话。

“咋么个怪么？初一的个娃娃，我想不来。”我继续问。

“很难形容，一半句说不清楚。”林根生走过来，递给我一个本子，“你自己看吧，去年人家给咱写的作文。我真是永生难忘。”

我翻开陈晓峰的作文本，字出乎我意料的不难看，颇为老成，只是连笔太多，很草很乱。林根生叫我看的那篇作文，叫《黑色城堡》。

城堡非常非常大，房顶特别特别高。外面还有一条护城河，要走过吊桥，守卫放行，才能进去。墙刷得雪白，每个房间都有巨大的水晶灯，旋转楼梯铺着地毯，扶手是金黄色的。城堡有很多房间，有一个房间专门放吃的，牛肉，羊肉，鱼虾，牛奶，可乐，雪碧，应有尽有。还有一个房间，放的应该都是很贵的东西，平时都是锁起来的，偶尔会打开，很快又关上。玩的东西也很多，电脑是现在最快的奔四，PS2，很大的背头（投）电视，还有很多辆奥迪双钻。

除了这些，城堡里还有很多空房间，待在哪个房间随我的便，没有人管我。其实，城堡里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人。每个星期，有时是十天，夜里会有一辆直升机从天上来，在空中把吃的和用的扔进城堡，然后开走，有几次，还扔过钱。我没见直升机上的人下来过，只感觉直升机每次都刮起很大的风，从城堡的窗户吹进来，吹得我很冷，有时候，还会把城堡角落里的蜡烛吹灭。直升机每次都把东西扔在大厅，堆成小山。我才不想管，继续玩我的。奇怪的是，每到第二天，这些东西都被放好在不同的房间和地方。我不知道是谁收拾的，可能是用人吧。这样想也有可能。因为，我虽然从来没在城堡里见过用人，但夜里我经常能感觉到，有黑影子飘来飘去。有几次，我想去抓住黑影看看，每当我冲过去，黑影子立马就不见了。而当我回到房间，黑影子就又飘来飘去。我想，那可能就是用人，正在收拾东西。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让我看见？有两种可能，一种，他们故意在跟我玩捉迷藏。另一种，他们就是很忙，没时间跟我玩。最开始，我还有点害怕。不过现在，时间长了，习关（惯）了，也不怕了。

哦对了，进（尽）管城堡墙是白色的，但我觉得城堡是黑色城堡。因为城堡从来不开灯，一直黑着。最多在角落点个蜡烛，可能是用人点的。我不开灯也行，反正电脑平木（屏幕）是亮的。

除了红笔改出的错别字，林根生的评语是：注意审题，不要跑题！写作文要扣题，结合题目把事情写清楚！我笑着说：

“我觉得好像还能行？没啥病句，字也还可以。初一娃娃么，错别字，的地得不分，也说得过去。”

“你知道我布置的啥题目么？《我心目中的家人》。人家就给咱们写的这，你能看懂吗？”

我没说话，翻回去，从第一个字重看。

“主要不光是作文的问题。这娃平时说话就这样，神神叨叨，不着边际，怪不拉叽的，无法交流。你看他写的啥黑影，组的将（注：西北方言，意为“弄得像是”）写恐怖小说呢，弄得恐怖球子。平时他也一个人坐在角角上，不跟同学来往，不知道捣鼓啥呢。不过倒是不捣乱。”林根生拍拍我，“你多接触上几次，就知道了。”

第二天开学，我踏进五班教室，五十七双未来三年都将盯着我的眼睛，瞪圆向我。我紧张得要命，但还是努力回看每双眼睛，至少快速扫过一遍。虽然素未谋面，虽然匆匆一瞥，但我想我认出了陈晓峰。墙角一个男生，头发比其他人长些，微微遮住眉毛；打扮比其他人明显成熟，白色衬衣，白色裤子，白色皮鞋。他上唇有两撇醒目的胡须，还是小男生软软长长的绒毛，但比同龄人更黑更密，胡须四周冒出不少红疙瘩，延伸到两颊。他拄着腮帮子，皱着眉头，透过无框眼镜盯着墙，没有看我。

我在他身上多停了两眼，随后面向全班，开始自我介绍：“我叫赵玉衡，教数学，是你们五十七个人接下来三年的班主任。我第一次当老师，希望和你们每个人成为朋友。”我顿了顿，很不确定地虚扫了他们一眼，大多数仍瞪圆眼睛看着我，眼神充满光彩。“咱们要抓紧认识和熟悉起来。最近，我会挨个找你们聊聊。”

电影《孩子王》

之后，我度过了忐忑而充实的一段时间。课堂上，我战战兢兢，用力地讲，想把所学全倒出来，时常忘记李复旦说的“人大于课”。只有想起他说的“你是给每一个人上课”时，我才从教案、板书和题目里跳出来，放慢语速，看每个学生的表情，观察他们的反应，向他们提问，听他们对或错的回答。陈晓峰在我意料之内，他要么盯着墙，要么看向窗外，注意力从不在我和黑板上。但他总是流露出一种同龄人脸上很难见到的严肃神态。这使我确信他没有神游，他在想什么事情。

陈晓峰的表现激起了我的斗志，一种想要了解他而不是收拾他、深入他而不是矫正他的斗志。但我没有急于求成，贸然扑上去，也没有刻意对他倾注更多精力。“抓紧挨个找你们聊聊”的豪言本身就让我疲于奔命，工作量远比我想象中大。这些半大娃娃站在我面前时，我更多想起父亲说的“要认认真真盯着每个娃娃的眼睛看呢”，我被他们眼睛里丰富又单纯的光吸住。于是，每当和下一个学生单独谈话，我都得花更长时间，战线越拉越长。

何况，尽管我不愿承认，心底深处，我有一点点害怕接触陈晓峰。尤其读了那篇作文之后，夜深无事时我经常琢磨那座黑色城堡，那些若隐若现的黑影。即便知道了题目，我也看不懂陈晓峰想说什么。但我不认同林根生说的“神神叨叨，不着边际”，就像我不觉得陈晓峰在课堂上是神游，我也不觉得他的作文是离题瞎写，只是我还摸不透罢了。这让我有一种熟悉的困惑，和淡淡的挫败。

于是，与陈晓峰的会面被我有意无意地放在了最后，那时已过了〇五年立冬。但那并非我们初次单独接触。国庆前开运动会，学生们求天告地，没有下雨，放了羊，乐疯了。我没限制他们坐在划定区域，男生们大多涌到篮球场。我们班打球人多，足足分出四拨，占一个半场。我也手痒，倚着篮架看，等学生叫我上场。我看见陈晓峰站在球场另一端的角落，抱着膀子，盯着这边。他还是一身白衣，白色皮鞋在塑胶球场上很扎眼。我走过去，问他怎么不打。“大概是一堆球鞋聚在一起，总觉得一双皮鞋不合时宜吧。”陈晓峰说。

“他们不加你？那你喜欢打吗？想打吗？”

“加不加，是他们的权利。我谈不上喜不喜欢。只不过是看见热闹，有时候，还是忍不住想凑一下，惭愧，不能免俗。”陈晓峰把目光从球场移开，看着远处另一个半场边的沙枣树。

“那就是想打。”我忍住笑，拽着他走向篮下。

他没挣，由着我拽，也不显得很积极。我和场上学生谈妥，加一队，我，陈晓峰，随机再补一个换下场的。上场前，他第一次直视我，面无表情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谢了。”

陈晓峰篮球打得和我想的不太一样，不能说更好或者更差。可能是因为穿着皮鞋，他跑起来不协调，投篮姿势也很怪，所谓“三八式”，出手总引起其他男生哄笑。但他又不是纯粹瞎打，时不时能把球用一种极不标准、非常奇特的方式弄进去。那些只有他才会做出来的动作，让我们也没输得太惨，在场上颇玩了几十分钟。

到立冬，我花两个月时间，单独见过了全班除陈晓峰以外的每个人。眼神灵光的、木愣的、发飘的，都有，但有杂质的，我觉着没有。我认为基本摸清了这一班的情况。“都是些好娃娃。”我对其他老师感叹。“但愿吧，不过小赵，你也别太乐观。现在初一，还看不出来，尤其那一两个和陈晓峰一样留级下来的，之后麻烦着呢。”林根生说。

立冬那天放学，我叫陈晓峰到办公室。那时，我和办公室其他老师已经比较熟。比如，每个周一，林根生都走得较早，其他几个老师也是。我拖林根生的椅子过来，让陈晓峰坐。我想好了开场白，打算从那天打篮球当队友聊起。我清楚这刻意来自紧张，也对这紧张感到哑然和一丝羞愧。但陈晓峰率先开口：“我知道你为什么找我。你们都会说，想了解我，要和我当朋友。然后马上就是一连串问题：你为什么一个人坐在角角里？为什么不听讲？为什么不和同学说话？”

他的话消灭了我的话，但也消灭了我的紧张。我说：

“林老师给我看了你的作文，《黑色城堡》。”

“哦？你看了？”

“看了两遍。没看懂，但我觉着写得挺好。”

“没看懂还能看两遍？”

“没看懂才想多看两遍嘛。主要是，我感觉你不是瞎写。”

“林老师说我跑题。”

“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嘛。但林老师是语文老师，他说得有道理。考试你这样写，很容易被判跑题。我不是语文老师，我只是觉得你把事情和所思所想，还是写得挺清楚的。”

“我就是把我心里想的写出来。所以考试，我也会这么写。”

“所以你是想什么，就会说什么？”

“嗯。这样是不是不好？”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

“那你和我一样，想什么就说什么。”

“你咋感觉到的？”

“因为你说，你答不上来啊。”

“那你愿意给我讲讲这篇作文是啥意思吗？”

“倒也不是不愿意讲，但最好还是不讲。”

“为啥？”

“讲了，就没意思了，有些事情还是得亲眼看。”

“咋亲眼看么？”

“有机会亲眼看，自然就看了，看了就懂了。如果一直没机会看，也别故意找机会看，就说明不需要明白是啥意思。不明白，也就不明白了。”

一点恼火蹿上来，我想起林根生说的“神神叨叨，不着边际，怪不拉叽”。但我也想起《黑色城堡》，想起那天的球场，这点恼火渐渐又下去。我们结束了作文话题，开始聊学校，课堂，同学，数学，篮球......基本上是我问我的，他说他的，偶尔答有所问。比如，我问他喜不喜欢数学。他说不敢喜欢，因为他感觉数学很美，但知道自己很懒、学不进去，所以不敢喜欢，怕侮辱了数学。李复旦还没走，听见聊数学，也加入进来：“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喜欢，就试着多听一点点，听不进去也没关系。不用害怕侮辱数学，数学不会被人侮辱。”

我最后问他在学校是什么感觉。他说：“目前觉得，和在家差不多。但在家的感觉，我想永远都不会变。学校不好说，虽然很可能也不会变，但将来也可能会变。”

那次聊天以后，陈晓峰回到学生当中，我回到讲台。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他不是倒数第一，倒数五名的分数毫厘之间，他胜在数学稍高。这个成绩在我意料内。虽然只考了一次试，但我已经明白，成绩无法让我认识陈晓峰更多。我花了大量时间，在我认为成绩有提升空间的学生身上。对陈晓峰，我就像是对那篇作文，读过几遍，稍懂了一点，但懂的还不多，时常想起。初一上快结束时，林根生甩给我一本作业：

“看看咱们的陈晓峰，又出名人名言了。”

我翻开，是一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读后感。

教材全解上说，这篇文章通过对比，表现了鲁迅对封建教育压制儿童天性的反感。我觉得是胡说八道。鲁迅咋就不能啥也不想地回忆百草园和学校呢？为啥鲁迅写文章就非要达到一个伟大的目的呢？

我如果是鲁迅，看见教材全解总结的中心思想，我就气活了。他就是写了写园子有多好玩，玩惯了，不想上学。他哪想了那么多啊。教材全解的课后题，非说鲜明的对比是本文特色，要让我们分析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两种生活的对比，还要让我们指出这种对比发挥了什么作用。这能发挥什么作用呀！别说鲁迅了，哪个小学生在外面玩完了喜欢回教室呀！这不是天生的吗？还非要想到封建教育对儿童的束缚，才能讨厌回教室上课吗？鲁迅气死了，他就在园子里玩一会儿，还必须要思考封建教育问题。做这些课后题可笑死了，我本来挺喜欢读文章，做了这些题，也不爱读了。

非要我写读后感的话，我觉得：鲁迅说百草园真是个无限趣味的乐园，虽然现在只有一些野草，说明他小时候不喜欢上学，害怕老师。还有他写：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我很喜欢这句话。

读完，我一时无言。林根生说：“这娃不知道从哪乱七八糟看了些啥，完全拐得偏偏的了。而且，这个年龄的男娃娃，喜欢故作深沉，没学会走呢，就想着飞。”

“比如呢？”我问。

“咱们上课讲《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人家就坐在下面笑。我问他不好好听课笑什么。人家站起来，说觉得课本上教鲁迅都是胡教，没啥可学的。他给咱们举的例子是《祝福》。”

“《祝福》不是高中才学么？”

“是啊。所以说是没学会走，就想着飞。陈晓峰说他看了高中教材，里头分析祥林嫂虽然有一定反抗精神，但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剧来自封建礼教和迷信。她对封建礼教和迷信没有清醒的认识，不懂得推翻封建礼教和迷信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她的反抗本身就带着浓厚的封建礼教和迷信色彩。”

“这娃看得还挺多。然后呢？”

“你猜他说啥？人家说：这种分析太残忍了，先画了个反对封建礼教迷信的笼子，装了一把给学生的药，然后把祥林嫂当成一把打开这个笼子的钥匙，让学生拿着祥林嫂开笼子拿药吃。”

我无言。远处的李复旦听到，说：“这娃虽然有些怪，但也算是有自己的想法吧。语文又不像数学，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还是可以多引导引导。”

“咋没引导？我跟他说，看问题不能偏激，不能揪着一个点钻牛角尖。祥林嫂的悲剧定性，那是多少名家总结出来的共识。学生读书，还是要循序渐进，不要超过自己的理解能力，先读《朝花夕拾》，慢慢年龄大些了，再读《呐喊》《彷徨》。而且学生学课文，那是要考试的，就是有标准答案。不像看课外书，想怎么理解都行。”

李复旦和我无言。“结果人家剁给我一句：我不在乎考试，我爸早把我安排好了，我就跟着走呗，反抗是没有意义的。”林根生说。

“安排好了是啥意思？”我问。

“哦对，忘跟你说了。这娃家里唏不（注：西北方言，意为“特别”）有钱，他爸好像是搞建材和陶瓷卫浴的，南方几个大牌子西北五省的总代理，生意很大，说是准备把陈晓峰转到南方去上什么国际学校，以后估计出国吧。所以啊小赵，我建议你对他也不用太费心，这种娃本来也没法教，咱们尽到义务就行了。”

上课间隙，备课之余，吃饭时，睡觉前，我常常咂摸林根生描述的陈晓峰。我重看了那篇读后感，重读了《祝福》。慢慢地我组织起一些语言，我又选了一个周一放学，叫陈晓峰到办公室。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读鲁迅？为什么觉得课本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祝福》的分析不对？对爸爸的安排心里咋想？为啥说反抗是没有意义的？

不出意料，陈晓峰答得天上地下，敷敷衍衍。我出乎意料地感到失望，一种重拳捶打棉花的失望。我打发他回去。之后，我对着五十七分之一的陈晓峰讲课，想着他将有一天飞向南方，飞跃大洋，我快速掠过他的眼睛，尽我的义务。

来源：单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