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与恶的距离2》剧情延续第一季温暖且写实核心，并直面地区政策、公共卫生与民法典等全新议题，以横跨20年的因果纠缠，为大家献上最强续集。

还记得2019年湾湾的一部《我们与恶的距离》以随机杀人案与媒体乱象唤起社会对精神疾病的重视，并让观众重新审视了“善”与“恶”的定义。

等了6年，《我们与恶的距离2》终于要强势回归了！

《我们与恶的距离2》剧情延续第一季温暖且写实核心，并直面地区政策、公共卫生与民法典等全新议题，以横跨20年的因果纠缠，为大家献上最强续集。

其实早在2019年《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一季宣传期间，导演林君阳曾说：“拍这个故事的初衷是想撕掉标签。我们没有定义谁是恶、谁是善，想认同谁，由你来决定。”

然而，2025年第二季于公视首播后，在每集结束后紧接着访谈真实生活中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护等，呈现他们对相关议题的观点。

其中一位受访者提到：“有时候会需要标签，才知道能提供哪些适合的帮助”从试图撕标签，到不得不依赖标签，恰巧点出第二季与第一季的微妙差异。

为了维系社会的“正常”运作，需要制度进行管理、资源分配，借此保护“我们”——这个集体的想像，然而，制度的设计无法穷举所有情境、无可避免地简化个体差异，这样的“必要之恶”，导出一个疑问：若这恶因“我们”而起，你我与恶之间还有所谓的距离吗？

正因为必须“标签”，才更该反思这些标签会带来什么样的分裂与牺牲：其一，是再度将特定个体从“我们”之中硬生生切分开来，形成对立；其二，是使人们在“我们”之中迷失，甚至无法辨识“自我”。

前者，以第二集中的罗誉一家为例。

社会对“异常”的未知与恐惧，将这个家庭标签化，迫使他们活在孤立之中。年幼的罗誉不知道怎么求救、该向谁求救，他似乎别无选择地走向可能的犯罪之路；更深层的是当事人对精神疾病“遗传”的恐惧，往往比社会贴上的标签更难撕除，如此内外夹击，早已预判这个家庭的“社会性死亡”。

第二集的标题是“罗誉│未来”，然而对罗誉来说“未来”是什么？又在哪里？那仿佛是一个空洞、遥远的词汇，在现实中没有容身之处。

同样的，第一集的标题“亦森│复仇”也是如此，主角心中有恨，却无法确实指认该恨的究竟是谁。

这集聚焦自我迷失的痛苦。主角马亦森，作为精神科医师，也代表无数第一线心理工作者，他们的工作需要贴近他人生命，甚至交付某部分的自己，以获得个案信任，也因此，越靠近，越容易产生道德冲突；得要多强大的心理素质才能自我保护？

几乎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我们以为我们接得住所有人，但其实我们什么都接不住。”尤其当马亦森的妻儿在纵火案中丧生，凶手准备进行精神鉴定，是否会因此逃过罪责？亦森的信念与仇恨正面冲突，使他的世界崩毁，即使情节显著地戏剧化，却深刻体现制度对第一线人员的高度依赖与过度压迫：

这个社会总希望他们“接住”所有崩溃的个体，却未思考：谁能接住他们？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近期修复重映的法国电影《怒火青春》，其中知名的段落：

“有一个人从五十层楼摔下来。每经过一层楼，他都对自己说：目前还好、目前还好、目前还好……

但重要的不是怎么摔落，而是怎么着陆。”

我们是否意识到，没有谁能真正接得住谁，那是必须共同承担的业果，即使一再温柔呼吁“没有人是孤岛”，但尖锐的事实是——真正使个体孤单的，也正是“我们”。

唯有社会具有病识感，也才有痊愈的可能。两集中有一段重要的对话出现在配角王以礼、简齐蕙身上，这对情侣一个是马亦森的后辈同事、一个是罗誉的学校辅导老师，他们争论着：当面对比自身更庞大、几乎无从改变的现实，该采取怎样的作为。

齐蕙是以社会普遍认同的正向思维开导罗誉：“我只是希望他先不要管那些没有办法解决的事，先好好读书、努力读书而已”，以礼则从另个角度提醒了正向思考本质上的天真：“努力，是建立在好运和好背景上才有可能改变，他现在能想到借钱要还，为了保护妹妹去当车手，已经是在他的生活经验里，所能做到最努力的事情了。”

正如以礼所说，“这是两个世界的思维，没有对错”，重要的是理解身为制度既得利益者的多数，并不掌握着理所当然的出路；怎样才够努力？什么样的努力才能获得认可？

这些问题，都值得重新讨论，也让这段被安排在配角之间的对话，更显重要，那代表所有自以为身处局外的人，重要性其实并不亚于事件主角，若“我们”都能有相当的觉察，就能带来改变的开始。

《我们与恶的距离2》必然再度引发社会的正向讨论，然而这样的正向，也不能只是单一、主流价值观出发。

开始对话的“我们”，是否把自己摆放在更真诚、更开阔的位置，则决定了戏剧能否不只是戏剧。

而能成为一种参与社会的方式。

来源：波老师看片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