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6月7日，由曹盾执导、马伯庸担任原著及故事顾问，雷佳音、岳云鹏领衔主演的品质大剧《长安的荔枝》开播，仅4集雷佳音饰演的李善德便喜提“史上最惨社畜”称号，更与岳云鹏饰演的“拆台式”小舅子郑平安组成了“冤种郎舅”组合，真实有力的人物塑造、张弛有序的剧情节奏、落地的
“《长安的荔枝》画面很舒服，衣服质感也挺不错”
“没看过原著的表示接受度非常高，古代职场喜剧确实稀缺”
“演员表演一流，制作用心，节奏也很好”
6月7日，由曹盾执导、马伯庸担任原著及故事顾问，雷佳音、岳云鹏领衔主演的品质大剧《长安的荔枝》开播，仅4集雷佳音饰演的李善德便喜提“史上最惨社畜”称号，更与岳云鹏饰演的“拆台式”小舅子郑平安组成了“冤种郎舅”组合，真实有力的人物塑造、张弛有序的剧情节奏、落地的服化道也让剧集收获了网友们自来水式的好评。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委婉地掩去了历史背后的血泪，却引起了马伯庸的思考：那些荔枝究竟如何跨越五千里山河抵达长安？
剧中岭南荔枝坠入竹筐的闷响，长安城头紧促的更鼓，上林署小吏李善德狂奔的喘息——这些声音交织成大唐最惊心动魄的生存交响，描摹着小人物向残酷命运发起的悲壮叩击，在导演曹盾落地唐风与创新视觉的加持下，让这场跨越时空的“职场绝境求生”更具代入感和震撼力。
血肉重构
从荔枝难题到人性浮世绘
李善德的人生本如算盘珠般规整。上林署的底层小吏，每日只知侍弄花草，本欲安稳致仕，唯一的念想是买回老房子，陪伴女儿安稳长大。却遭同僚设计构陷，被迫接下一道为贺贵妃生辰、需从岭南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的“死亡”任务，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五千余里，山水迢迢，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四集播完，李善德遇到的难题已经数不胜数，一枚小小荔枝背后暗藏着诸多玄机。
剧集最惊艳的拓荒，是将马伯庸笔下功能性配角点化为有血有肉的时代证人。
马伯庸原著《长安的荔枝》以七万字篇幅聚焦李善德的荔枝运输难题，核心是对“一骑红尘妃子笑”背后职场困境的解构。而剧集改编则以“物流任务”为支点，撬动出一幅唐代社会的横切面——通过新增角色与人物关系网的编织，将官僚体系、商业生态、民间百态具象化。主创也在幕后特辑和路演中提到，剧集不止想讲一个牛马运荔枝冒险的故事，更是要展现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持。
在原著中，李善德的运荔团队仅有模糊的“荔枝提供者阿僮”等功能性角色，而剧集新增了郑平安、阿弥塔、云清、十七娘等关键人物。其中，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作为李善德的小舅子，承担了多重叙事功能：他长于长安市井，以插科打诨的喜剧元素平衡主线的沉重；
又是李善德命运的对照面——其精明世故与李善德的耿直率真形成张力，两人“欢喜冤家”的互动不仅生发了“拆台式亲情”的戏剧冲突，更通过“长安社畜vs市井老手”的人设对比，折射出底层人物在“职场”内外的不同生存策略。
原著对官僚体系的批判集中于“上层剥削底层”的单向压迫，而剧集则通过多层次官僚角色的设置，展现职场内的复杂博弈。何有光与赵辛民这对“霸气领导+狗头军师”组合，复刻了职场中的典型生态。这些角色并非简单的“反派符号”，而是被赋予了职场生存逻辑。
剧集对群像的塑造超越了“服务主线”的工具性思维，赋予每个角色独立的动机逻辑与命运弧线。这使得群像完成了从“功能性”到“生命感”的跃迁。
诙谐入骨
轻喜糖衣包裹现实悲辛
剧集巧妙地将唐代基层官吏的困境与现代职场痛点嫁接，通过“古今梗”的自然植入引发观众共鸣。李善德接到荔枝任务时的“被甩锅”遭遇，恰似当代社畜突然承接“不可能项目”时的错愕；他在长安官僚系统中遭遇的“踢皮球”“报预算难”等难题，与现代职场的跨部门协调困境如出一辙。
这种通感并非生硬的影射，而是基于马伯庸“社畜困境古今相通”的创作理念——当李善德对着账本哀叹“预算不够、时间紧、没资源”时，雷佳音的表演精准保留了那一丝无奈，让观众瞬间代入“甲方逼死乙方”的日常体验。
与《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的“孤胆英雄”形象不同，《长安的荔枝》刻意剥离了李善德的“光环”，将其塑造成“被绝境逼出狠劲的普通人”。
而从雷佳音的塑造中也能洞见到角色的“真实感”：李善德不会武功、不懂权谋，甚至最初接到任务时“手抖得拿不住文书”，其反抗的动力纯粹来自“为女儿活下去”的本能。这种“兔子急了蹬鹰”的设定，让角色更贴近普通观众——他的每一次抉择不是出于“英雄使命感”，而是“退一步是死，进一步向死而生”的生存本能。
剧集也通过颇多细节强化了这种“平民逆命”的质感，如李善德在岭南挽起裤脚、趿拉着鞋奔走的形象，与长安官僚的精致官袍形成反差；他与阿僮讨论“荔枝摘早摘晚”的细节，也透露出“用专业对抗荒诞”的朴素智慧。
这种“以蝼蚁之身撼树”的叙事，消解了传统英雄叙事的宏大性，却让小人物的挣扎更具震撼力——他不是为了“正义”或“青史留名”，而是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人，对命运荒诞性的本能抗争。
唐风新韵
地理美学碰撞视觉革命
剧集通过影像风格的强烈对比，外化长安与岭南的文化特质。长安作为权力中心，被赋予“庄重压抑”的视觉基调：镜头多采用对称构图，展现宫殿、官署的恢弘规整；色调以青灰、朱红为主，营造出“规矩森严”的氛围。
岭南则被塑造成“充满生命力的自由之地”。摄影团队针对南方湿热气候，采用高色温直射光、大光比拍摄，强化阳光暴晒下的蒸腾感；画面中大量出现翠绿的荔枝林、热闹的胡商市集，色彩饱和度显著高于长安场景。
李善德在此地的造型也更趋随意——挽起的裤脚露出泥点，拖鞋半掉不掉地挂在脚上，肢体语言充满“亲力亲为”的烟火气。这种地域对比不仅是气候差异的呈现，更暗合马伯庸“长安如大公司，岭南如创业场”的隐喻，让李善德在岭南的“能力觉醒”更具合理性。
在呈现方式上，剧集摒弃了传统古装剧的“滤镜柔光”，转而采用更贴近现实生活的写实镜头——长安街头的摊贩、荔枝装车时的木轴转动声，都强化了沉浸感，让历史场景充满“可触碰的真实”。
结语
《长安的荔枝》的破圈密码，在于其以“群像扩容”为手术刀，剖开了历史寓言与现实职场的共通肌理。李善德、郑平安们不是史书中的模糊剪影，而是被赋予了血肉灵魂的“立体人”——他们的挣扎、幽默、觉醒，既是唐代底层的生存图鉴，也是当代社畜的精神镜像。
《长安的荔枝》用落地唐风包裹现代职场内核，在轻喜与悲怆的裂缝中，让观众看见自己——我们都是洪流中运荔枝的人。
来源：影视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