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上确实存在吴敬中这个人，这无需多做解释。他是保密局天津站倒数第二任站长，在天津解放前逃离，其名为吴景中。此人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个“叛徒”。起初，他在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担任中校，后来调查课并入复兴社特务处，当年的小吴和十几个同为叛徒的同学一同成
历史上确实存在吴敬中这个人，这无需多做解释。他是保密局天津站倒数第二任站长，在天津解放前逃离，其名为吴景中。此人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个“叛徒”。起初，他在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担任中校，后来调查课并入复兴社特务处，当年的小吴和十几个同为叛徒的同学一同成为戴笠的下属，这些曾是叛徒的留学生还成了军统临澧特训班的骨干教官。
沈醉曾担任军统临澧特训班总务处事务股股长以及行动术教官，他在《军统内幕·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里回忆道：“1938年1月左右，戴笠挑选了一批大特务到这个班任职，其中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关键负责人，全是往昔留学过苏联的共产党叛徒。”
临澧班并非戴笠开办的首个军统特训班，在这之前，他于上海开办了青浦班和松江班。然而，这两个班开办还不到一个月，就因上海沦陷而匆忙结业。部分教官和少量学员前往临澧继续办班，余乐醒、谢力公、吴敬中（为便于表述，我们依旧称吴景中为吴敬中）等人从上海撤往云南。像余则成这类学员，有相当一部分选择就地潜伏，由此便有了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刺杀李海丰”事件。李海丰的历史原型是叛变到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军统电讯专家李开峰，执行刺杀他任务的人叫刘全德。
“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在《英雄无名》里详尽记载了刘全德刺杀李开峰的完整过程。上海解放之后，刘全德妄图刺杀陈毅市长，最终被生擒并被判处死刑。由于这件事和本文没什么关联，所以暂且按下不表。咱们今天要探讨的是吴敬中，他曾在军统临澧特训班担任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同时兼任情报电讯教官，还在军统西北区、东北区担任过区长。大家是否知道他认不认识《特赦1959》里的刘安国，又是否和《渗透》中的李维恭、《风筝》中的郑耀先共事过呢？
刘安国的历史原型乃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徐州“剿总”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究竟他算不算“叛徒”，实在难以给出定论。这是因为，文强自己并不承认自己是叛徒，而且我方的相关文件也未将其定性为叛徒。文强改变阵营，实则是复杂的历史因素所致，甚至可以说是一场“误会”。当年，他担任川东特委书记，领导着二十三个县的红色根据地，却不幸被特务抓捕。在被营救出狱后，他与上级就审查问题产生了争执。之后他前往上海寻找黄埔时期的周主任，未能如愿，生活陷入困境，衣食都成了问题，这才投靠了父亲的同学兼好友程潜，后来又被戴笠招进了复兴社特务处。
文强未曾出卖组织，其于特务处、军统任职时，主要开展针对日伪的秘密作战。抗战胜利后，他前往湖南，担任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倘若未被杜聿明拉至徐州，他必定会与程潜、陈明仁一同起义。
文强于军统任职期间便已升任中将，这在《文强口述自传》与《文强传》里都有清晰记录。从这两本书中，我们还能知晓他在军统时期的履历：1937年，他担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的上校处长，同时兼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1940年，出任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至1943年，担任忠救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还兼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以及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1944年，担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负责实际工作）；1945年，担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同时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5年末至1946年初，文强担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同时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同年，他在孙连仲、胡宗南、戴笠的共同举荐下，获晋升为中将。
了解完文强的履历，接下来瞧瞧吴敬中：这个人从临澧特训班毕业后，就到由郑介民兼任所长的中苏情报所担任总务科长，后来又因得到戴笠的赏识，先后出任军统西北区少将区长、军统局东北区少将区长。戴笠坠机后，在他的同学蒋经国的运作下，吴敬中调离即将解放的东北，前往天津站担任站长。彼时的天津市长杜建时属于“太子党”，陈长捷是傅作义的嫡系，蒋经国把吴敬中调到天津，也是为了对傅作义和陈长捷进行监视。
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能够发觉，在吴敬中担任军统东北区区长期间，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以及《渗透》里被称作“毒财迷”的李维恭同样身处此地。并且，李维恭和文强在职务方面存在重叠情况。不过，文强和李维恭绝对不是同一类人。要知道，戴笠和毛人凤都清楚，文强出身于名门世家，对金钱毫不在意，就像张飞所说的“俺颇有家资”一样，他根本不会像李维恭那样为了利益而不顾道义。在吴敬中眼中如同珍宝的玉座金佛，在文强家中，或许仅仅是一件普通的摆设罢了。
有人认为李维恭的历史原型是文强，这种说法显然有误。实际上，他的人物形象是部分借鉴了吴敬中和文强（借鉴文强的职务、吴敬中的爱好），同时将其他蒋系特务的恶劣品性集中于一人，从而塑造出了这么一个招人厌恶的伪君子形象。
当我们阅读沈醉的回忆录时会发觉，要是李维恭确实存在，而且真在军统临澧特训班担任过教官，那他必定曾在沈醉的办公室领取过薪水。
沈醉或许认识李维恭，也有认识郑耀先的可能性。甚至有人讲郑耀先的身上存在沈醉的影子，或者说沈醉曾是郑耀先的小弟。军统八大金刚实际上是局本部的八位处长，其中总务处处长沈醉年纪最轻，排行老八。
沈醉或许知晓或理应知晓李维恭、郑耀先这两位难以确定是真特务还是假特务的历史人物，与此同时，他肯定认识吴敬中和文强，并且必定曾是文强的下属。文强在上海潜伏时，和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地位相当，还能与戴笠称兄道弟。沈醉身为戴笠的亲传弟子，先后担任过交通员、情报员、情报组组长，军衔也从中尉逐步提升为少校。所以，他见到身为少将的文强，必然会恭敬有加。
更为有趣的是，文强在1975年获得特赦后，迅速当选为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组长，并且连续担任了三届，一做就是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沈醉一直是他的副手。每次选举时，文强都能获得全票，而沈醉由于有几个关系不太好的“同事”，所以票数始终排在第二。
有人说，文强之所以能担任组长，是由于他“善于解决问题”。其他文史专员难以搞定的事情，只要文强出面，必定能够解决。相比之下，沈醉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就没那么广泛了。
即便在军统那个时候，沈醉和文强就不在同一水平线上，换个说法就是“辈分有差距”：文强的父亲在日本留学时和程潜是同窗，当时有个姓蒋的也在日本求学，文强的父亲是同盟会元老成员，还是主要资助者之一。因此，文强转变阵营后，和老蒋的两个儿子关系都颇为融洽，蒋小二一生都把文强当作兄长看待。文强与一老二小三蒋之间的关系，《文强口述自传》和《文强传》都记载得十分明晰。文强能在戴笠在世时就被授予中将军衔，或许是老蒋念及父一辈、子一辈的情谊，才“破例批准”的。
文强身为中将，李维恭同样是中将，或许正因如此，有人觉得李维恭的历史原型之一是文强。然而，我们清晰地听到李维恭提及的“武强”，实际上就是未曾露面的文强。
文强与李维恭为中将，吴敬中和郑耀先是少将，这四位可能被沈醉知晓或者确实相识的将军级特务，谁拥有最强大的后台、具备最出色的本事呢？笔者觉得可如此排序：文强居首，吴敬中次之，郑耀先排第三，李维恭列第四。甚至可以讲，尽管李维恭的军衔为中将，但其背景难以与文强、吴敬中相提并论，能力更是远远不及。
了解那段历史，或是读过沈醉回忆录的各位读者，自然清楚吴敬中与蒋经国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他和郑介民、戴笠也交情不浅，不像李维恭似的，老是被骂得很惨。
对于郑耀先，我们的确应当敬重他的坚韧与执着。然而身为一名潜伏者，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他确实比不上文强和吴敬中。郑介民字耀全，还一心想要拉拢郑耀先，可郑耀先却没有顺势而为，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失误。此时郑介民已升任“国防部次长”，要是郑耀先能和他攀认“本家兄弟”，不仅能脱离保密局，摆脱毛人凤、田湖和袁农三方的追杀，还能进入“国防部”获取更关键的情报，甚至有机会担任二厅（情报厅）厅长，到那时他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了。
诚然，由于郑耀先和李维恭的历史原型并不明确，所以难以将他们与真实存在的文强、吴敬中相提并论。我们只能结合史料与电视剧作出评价：在您眼中，若要给文强、李维恭这两位特务中将，以及吴敬中、郑耀先这两位特务少将，依据后台与能力来排个座次，谁能位居榜首呢？就能力而言，李维恭是最弱的，那么郑耀先和文强、吴敬中相比，谁的能力更为突出呢？
来源：聊点电视剧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