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梳旗头行跪拜礼时，用摸头翘代替叩头，一跪摸三次，再跪再摸三次；身着宝蓝色对襟大袄的年轻女子喊她“婶婶”，马上被妇人纠正，“旗人管婶婶叫婶妈”……

灯影幢幢间，一名梳着旗头的中年妇人正在教授旗人礼仪。

梳旗头行跪拜礼时，用摸头翘代替叩头，一跪摸三次，再跪再摸三次；身着宝蓝色对襟大袄的年轻女子喊她“婶婶”，马上被妇人纠正，“旗人管婶婶叫婶妈”……

这场戏来自《人生若如初见》的第一集，只有不到三分钟。

以清末为背景的国产剧并不在少数，但却少有剧集有胆量在剧情中融入这般具象的细节。

一来，这场戏虽小，却需要创作者经过严谨的考证查据，没有任何可以含糊其辞的空间；二来，对于主线情节而言，这样的戏份属于“闲笔”，在追求快节奏、强反转的市场环境中，“闲笔”往往被视为性价比不高的叙事选择。

但这样的“闲笔”，对于人物塑造又是极为重要的。

画面中教授旗人礼仪的妇人是梁母（吴越 饰），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的后裔。有了这场戏，梁母“皇室宗亲”的身份便不再只是空洞的人物背景，而是构成着人物性格、也决定着人物命运的前史——一个对族人礼仪如此看重的宗室后代，在新旧时局交替之时必然放不下往日荣光。

再看这场戏的构图与光影，低照度环境营造出的画面质感，让人很难不联想起侯孝贤导演的《海上花》。

《人生若如初见》开播口碑冲上热搜，从这场短小精悍的戏份中便可窥见缘由。

近年来，年代大戏精品稀缺。究其原因，既要面对创作层面的高门槛，又需应对观众审美趣味的快速变迁。在当前碎片化、快节奏的市场环境中，观众是否还能沉下心来品味厚重的时代叙事？年代剧是否还能赢得市场青睐？

作品回答一切。再多的探讨、再多的总结都比不上一部优质作品的现身说法——《人生若如初见》开播，这个答案出现了。

视听美学：写实与写意

《人生若如初见》是一部很难开倍速的剧。

如果故事只剩冲突，看点仅存爽感，观众自然会选择最直接的方式抵达高潮。但长剧的魅力，恰恰在于它对艺术表达完整性的容纳。当每一帧画面都蕴含丰富的信息量，值得观众驻足品味、反复咂摸时，倍速播放反而意味着审美体验的损失。

开篇即见功力。《人生若如初见》将时间线锚定在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挟光绪帝出逃，自立军起义遭到残酷镇压，神州大地处于一片动荡。

如何具象化这种残酷和动荡？刑场上，当自立军余党被要求用掷竹茭的方式决定生死时，画面中多次出现了一匹流泪的马。

万物有灵，人命被如此随意地对待，马儿亦有感于“天道不仁”；同时，马的眼泪与围观民众的冷漠麻木形成鲜明对比，历史的痛感变得真切可触。

美术指导娄磐在幕后特辑中谈到，“高级的美术是不抢人物的，但也不会沦落为纯粹的背景”。如何达成这一点？反馈到创作实践上，便是既要写实，也要写意。

写实是对时代的靠近。大至场景，小至道具，剧组都需要在大量的历史资料中层层筛选。值得一提的是，剧组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小组负装备和枪支的匹配问题，“不仅要证实，同样也需要去证伪”，以排除那些看似合理实则不符时代的元素。

写意是电影级的审美追求。以女主角谢菽红（春夏 饰）出场的长镜头为例，粗布麻衣的男人牵着老黄牛走过石板路，斑驳的徽派建筑墙根处布满苔藓，小贩挑着扁担步履匆匆，少女撑着油纸伞临墙而立。她站立的方向正对着书院的大门，此行菽红是为了看一看自己的未婚夫……

整个画面既像一幅生动的风物画，又像是被重新赋予色彩的老照片。

这种通过视听细节累积的沉浸感与创作质感，成就了《人生若如初见》非凡的大剧气质，也展现出长剧艺术独特的审美价值。

传奇叙事：大历史与小人物

《人生若如初见》的年代背景为晚清，是历史书上的“中华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作品厚重而复杂的故事内涵。

该剧以讲述戏剧故事的方式，通过“留洋篇”“归国篇”“前路篇”三幕式结构搭建起完整的叙事框架，全景式呈现了中华民族推翻帝制、救亡图存的艰难奋斗历程。

目前播出的内容集中在“留洋篇”，在异国的舞台上，各方势力的博弈已初现端倪。

学员内部，不同派系心思各异。有人终日交游、左右逢源，试图在乱世之中有一番作为；也有人已经深陷棋局，进退维谷。

就像杨凯之（魏大勋 饰）剪去的那根辫子一样，看似姿态决绝，但必要时仍可用假辫子伪装。所谓“去留两便”，暗喻那个年代个体身份的脆弱与多变，也象征着时代的动荡与无常。

学员外部，日本军方对中华军事生的区别对待无处不在。责任教官平田一郎（芦芳生 饰）表面严苛，实则暗藏算计；日本皇室成员绫仓公爵以温和姿态示人，背后同样另有盘算。他们各怀鬼胎，或拉拢、或监视，使留学生们在异国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全景叙事的精髓，则在于对单一视角的突破。剧中没有绝对的主角，每个角色都代表着不同的立场与选择。

梁乡（李现 饰）是维护清政府的贵胄人士，杨凯之、吴天白（朱亚文 饰）是革命志士，李人俊（周游 饰）则象征新军势力。

如果说男性角色映射了时代洪流中的不同派系，那么女性角色菽红则代表了更具体的人性与生活。作为安徽开文堂家的二小姐，菽红原本是养尊处优的大家闺秀，不得已踏上流亡之路后，她的生命力非但没有衰减，反而愈加强悍。

从连衣服都不会洗的闺阁小姐，到在异国他乡独立谋得文具店、裁缝铺的工作，菽红的成长是在生存实践中完成的，她对革命的认知也来源于生活点滴的自然沉淀。这种觉醒并不比吴天白的高谈阔论、梁乡的雄心壮志来得浅薄或逊色。

相反，这种平民视角为故事注入了温度，让宏大的时代命题有了触手可及的生活质感。菽红的成长轨迹，恰是那个风云激荡年代最生动的注脚。

在快餐式创作盛行的影视环境中，《人生若如初见》的题材与叙事方式注定稀缺而珍贵。它既填补了市场空白，也为观众提供了回望时代传奇的全新切口。

思想深度：个体命运与时代激荡

作为一部年代传奇剧，《人生若如初见》不仅书写了时代的传奇篇章，更镌刻了个体生命的传奇轨迹。在长剧特有的叙事时空中，人物性格的立体呈现与成长蜕变也得以充分展开。

剧中的主要角色初遇时都是17岁，彼时中华民族站在历史的拐角，他们也都站在各自命运的十字路口。

就像导演王伟在幕后特辑中说的那样，“1900年代的故事也是那一代人的青春故事”。虽然剧中主角们的背景不尽相同、立场各异，且都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这些人物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求索，“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梁乡原本是被冷落的宗室后代，他能获得赴日留学的名额，是因为当权派的子弟贪生怕死。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梁乡是被命运选中的人。但在留学期间学习到现代军事知识后，他对时代格局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展现出主体性的一面。

谢菽红同样如此。最初跟随吴天白参与革命行动、踏上流亡生涯时，她是懵懵懂懂的。但在逃亡的过程中，她不断吸收新知，逐渐觉醒并成长为独立坚强的新女性。

杨凯之出身平民，17岁就参加起义，在刑场上“死而复生”，后在商人的资助下赴日留学，一边学习军事，一边挖掘革命志士，在变化无常的时代浪潮中以不变的革命热忱坚定前行。

毫无疑问，《人生若如初见》是一部大剧，但这个剧名本身，却落在了人物对青葱岁月的怀缅和怅惘上。这是因为在这部剧中，不仅能看见时代的激荡，更能看见那些被洪流裹挟却依然鲜活的生命个体。

这种青年觉醒与民族自强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光芒，也是剧集与当下年轻观众的深层情感链接。

《人生若如初见》以恢弘的叙事视野和细腻的人文关怀，实现了思想深度与创作匠心的双重回归。正如真诚的创作不会过时一样，我们也相信，优质的作品永远能够找到等待它的观众。

【文/王盼】

来源：影视独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