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红灯记》，周总理握着高玉倩的手说：不错！这个母亲演得好

摘要：五月的北京城，空气中还带着几分春末的凉意。长安大戏院门口早早就排起了长队，大爷大妈们裹着薄外套，手里攥着泛黄的旧戏票，三三两两聊着天。这是中国京剧院为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举办的特别演出，而今晚的重头戏，正是那出曾经家喻户晓的《红灯记》。

五月的北京城，空气中还带着几分春末的凉意。长安大戏院门口早早就排起了长队，大爷大妈们裹着薄外套，手里攥着泛黄的旧戏票，三三两两聊着天。这是中国京剧院为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举办的特别演出，而今晚的重头戏，正是那出曾经家喻户晓的《红灯记》。

高玉倩老师出场时，整个剧场像被按了暂停键。她演的李奶奶还是那身靛蓝布衫，银发梳得一丝不苟，可细看就能发现，当年在台上叱咤风云的"铁梅奶奶"，如今上台前也得让徒弟搀着走几步。但奇的是，只要锣鼓点一响，那双眼睛立刻亮得像两盏小灯笼。当唱到"十七年风雨狂"那段时，台下好几个观众不约而同跟着哼起来，声音压得低低的，像是怕惊扰了什么，又像是怕忘记什么。

剧场外的霓虹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那盏红灯在展柜里静静亮着，映着玻璃上层层叠叠的人影。这哪是什么怀旧啊，分明是岁月长河里，总有些东西像河底的鹅卵石，水流再急也冲不走，反而越磨越亮。

高玉倩说起第一次拿到剧本时的情形，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茶杯沿儿。"那会儿我整宿整宿睡不着，半夜爬起来对着镜子挤眉弄眼，把老伴都吓着了。"她笑得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你说我个唱青衣的，突然要演个老太太，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她记得特别清楚，有天大清早跑去吉祥戏院蹭老旦戏看。台上老演员唱得字正腔圆，她却越看越心慌。"人家那白头发一甩，拐棍一杵，确实地道。可我一想，李奶奶是地下党啊，能这么颤颤巍巍的吗？"说着她突然站起来比划，"得是这样——"腰板一挺，眼神唰地就变了，哪还有半点六旬老人的样子。

那会儿团里人都说高玉倩魔怔了。大清早的练功房，总能看见她系着条灰布围裙，弓着腰在那儿擦桌子，擦着擦着突然就"咿——呀——"吊起嗓子来。嗓子这事儿最磨人。她总说自己的大嗓像匹没驯服的野马，高音上不去就尥蹶子，低音下不来又打趔趄。

李金泉给她设计唱腔那会儿，俩人整天泡在琴房里较劲。老李的京胡一响，高玉倩就皱眉："这儿拐弯太多，我嗓子转不过来。"老李也不急，把胡琴往腿上一搁，掏出钢笔就在谱子上画直线："那咱就走阳关道！"可说来也怪，这些改"平"了的唱腔，反倒把李奶奶那股子刚强劲儿给唱出来了。有段"十七年"的拖腔，原谱上要拐三个弯，最后改成直着往上顶，倒像把尖刀似的，直戳人心窝子。

她床头总摆着个搪瓷缸子，缸底沉着厚厚一层胖大海。夜里背词背到"痛说革命家史"那段，常常呛得直咳嗽。丈夫老周翻个身嘟囔："要不跟团里说说，换个年轻点儿的角色？"高玉倩就着月光看剧本，纸页哗啦响："你懂什么，李奶奶就该是这个岁数。"第二天天没亮，她又蹑手蹑脚爬起来，对着镜子练"惊愕"的表情——要的是老太太那种想怒又强压着的劲儿，可不能像花旦似的瞪眼睛。

高玉倩说起李奶奶的戏，眼睛就亮了起来。她总爱拿擦桌子打比方："你看老太太擦桌子，不能像花旦那样翘着兰花指，也不能像老生那样大马金刀。"说着就比划起来，右手在虚空中画着圈，"得这样，手腕子带着劲儿，像是要把这些年受的委屈都擦干净似的。"她手上动作突然一顿，"可也不能真擦，这是戏台，得让最后一排观众都看得见你在擦桌子。"

那盏红灯最让她费心思。传统戏里的灯都是虚的，可《红灯记》里这盏灯得真亮。"我试过各种举灯的法子，"她掰着手指头数，"最后阿甲导演说，你就当这是你孙女的命。"现在她举灯时总要先摸一下灯罩，这个动作剧本里没有，是她跟胡同口修车铺的老太太学的——那老太太每晚收摊前都这么摩挲她的马灯。

李玉和被捕那场戏，她改了好多遍。有回排到半夜，她突然把水袖一甩："不对！革命母亲送儿子上刑场，不能光会哭！"后来她设计的那套动作——先摸肩膀再抖手腕，最后转身时衣襟要带起风——成了经典。团里年轻演员都管这叫"高氏三连"，其实是她偷师了老生戏里的"抖髯"，又把青衣的水袖功夫化在了围裙上。

最绝的是揭窗帘那一下。传统戏里旦角揭帘子要挽个花手，她偏不。"李奶奶是地下党，得这样——"她突然压低身子，左手虚按着窗台，右手快速往上一挑，眼睛还往斜下方瞟着，"外头可能有人盯着呢！"这个动作后来被戏曲学院的老师编进了教材，注解写着："生活化的程式，程式化的生活"。

后台的老人们至今记得，1964年首演那天，阿甲导演在化妆间里转来转去，活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他一会儿拽着钱浩梁的衣领说"你待会儿唱'雄心壮志'那句，得让最后一排观众看见你后槽牙"，一会儿又蹲下来给刘长瑜比划"铁梅举灯时得先往左偏三分，这样灯光才能照见你眼里的泪花"。

那盏红灯可把灯光组折腾惨了。最初用的真煤油灯，结果李玉和唱到高腔时，气流把火苗吹得乱晃。后来改用灯泡，又嫌太死板。最后还是琴师老周出了主意——在灯罩里装个红绸布，让它轻轻飘动。首演时，这盏灯随着剧情忽明忽暗，到"痛说家史"那段，灯丝暗红暗红的，倒真像风雨里将熄未熄的火种。

音乐设计上最见巧思。李金泉给三代人设计的唱腔，乍听各走各的路——李玉和是正工老生腔，李奶奶带着老旦的苍劲，铁梅又透着花旦的脆亮。可到刑场三重唱时，三股声线突然拧成一股绳，连过门都用了三弦轮指，活像三股麻绳搓成了一根粗缆。乐队师傅说，这段得用"顶风弓"，弓毛要擦得马尾直冒烟才行。

袁世海的鸠山才是真绝。他为了找这个日本军官的劲儿，专门去旧档案室看审讯记录。有回排"人生的诀别"那段，他念着念着突然跪坐下去，膝盖"咚"地砸在台板上。后来这个动作保留了下来，每演到这儿，台下的老观众就会倒吸凉气——那动静跟当年宪兵队的皮靴声一模一样。

舞美组的小年轻们最得意他们的"一景多用"。那副铁栅栏，正面是监狱，反过来就成了李玉和家的晾衣架。到"赴宴斗鸠山"那场，灯光往栅栏上一打，影子投在墙上，竟成了张牙舞爪的刑具。阿甲导演看了直拍大腿："这才叫戏！一个景能说出十句话来！"

戏里戏外半生缘

化妆间的灯泡有些年头了，照着高玉倩老师梳头时总得偏着点头。她边往发髻上别银钗边跟我说："这灯跟我一样，都是老物件喽。"63岁的人，手上的青筋像老树根似的凸着，可一沾上油彩，那动作麻利得让年轻化妆师都插不上手。

"您说怪不怪，"她突然对着镜子笑起来，"退休证揣兜里三十多年了，可我这'李奶奶'的职称倒是一直没下岗。"这话不假。从老年节目主持人到亚运会义演，从戏曲学院课堂到电影片场，她走到哪儿都有人喊"老李同志"。

说到这次复排，她捏着眉笔的手顿了顿。我看见她眼角有东西闪了一下，不知是散粉没扑匀还是别的什么。"当年在人民大会堂演完，周总理握着我的手说'小高啊，这个母亲演得好'。"她说着把眉笔转了个圈，"那会儿我才三十出头，现在倒真成了戏里戏外的老奶奶了。"

聊起阿甲导演，她突然起身从包里摸出个牛皮纸信封。里头是张泛黄的剧照，背面钢笔字都洇开了："1964年冬，排练第37稿"。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打补丁的戏服，正比划着铁路信号灯。"为这盏灯怎么举，阿导带着我们改了二十多遍。"她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边缘，"有一回排到凌晨三点，他突发心绞痛，手里还攥着修改的剧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