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明王朝1566》中，严党当道二十多年，清流前仆后继要将他们拉下马。
《大明王朝1566》中，严党当道二十多年，清流前仆后继要将他们拉下马。
为了补国库亏空，严党搞出改稻为桑。
因为进程缓慢，严世蕃指挥浙江毁堤淹田，掀起轩然大波。
之后富商沈一石打着织造局的牌子，去淳安买田。
一下子打了司礼监和嘉靖的脸，嘉靖心中有了决定，如果是严世蕃指使的，那就倒了严党，换人来做。
这也是剧中，嘉靖心中第一次有了倒严的想法。
嘉靖四十年，国内南方、北方都不太平，倒严必然掀起轩然大波。
因此司礼监掌印吕芳私下去见严嵩、徐阶，也是有这个考虑，不能坏了大局。
嘉靖要钱，就必须要严党这个白手套，动了严党，国家处处缺钱，必然会动荡。
改稻为桑失败，严嵩提出让鄢懋卿巡盐，结果严党拿了200万，嘉靖私人拿了100万，这破坏了嘉靖与严党的分配比例。
嘉靖在心中，下定决心倒严，一个不能为他服务的利益团体，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嘉靖四十五年，已经倒严并清算完严党的财产，但嘉靖觉得日子不如以前。
他甚至有些怀念严嵩，原因就很有意思了。
完全是因为徐阶这个新任的内阁首辅太不中用，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徐阶比嘉靖更会装好人，也更能甩锅。
之前的严嵩却是遵循“恶人我严嵩做，骂名我严嵩背”，嘉靖你只管做“好人”就行，其余的我全给你搞定。
这也许是嘉靖最后，没有杀掉严嵩的一个原因吧。
倒严党：嘉靖的“政治止损”与权力平衡术
作为深谙制衡之道的皇帝，嘉靖对严党的态度，始终遵循“用其贪而弃其腐”的逻辑。
如同他临终前，对儿子所说的，“没有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有时由不得他们，贤时便用，不贤便黜！”
对嘉靖有用，才是严党存在的根本。
严嵩执政二十年，本质是嘉靖敛财修道的白手套。
严党替皇帝搞“改稻为桑”填补国库亏空，联手江南织造局，将低价并购土地，也是为了出口丝绸。
但当严党贪墨不触及嘉靖个人利益时，他睁只眼闭只眼。
当鄢懋卿巡盐归来后，嘉靖意识到这个工具，已从“吸血导管”变成“溃烂脓疮。
严党居然拿的比嘉靖还要多，破坏了之前的分配比例。
若不切割严党，民变与清流反扑，将直接动摇皇权根基。
倒严党不杀严嵩，恰似修剪枝叶却不伐其根。
严嵩作为首辅早已被驯化成“无爪老兽”，留他既能安抚旧势力残余（如鄢懋卿等人），又能向天下展示“朕亦受蒙蔽”的悲悯姿态。
铲除严党，实则是嘉靖将系统性贪墨的责任，转嫁给官僚集团，完成权力洗牌，同时保住自己的超然地位。
一箭双雕，道长不做亏本买卖。
不杀严嵩：嘉靖的“道德豁免”与历史叙事操控
正月十六，严党倒台，嘉靖派徐阶去严嵩府上，严嵩放低姿态，以老弱形象示人。又通过六必居老板不要他题字的事情，向嘉靖表明自己老弱，激起道长的同情，希望留下自己一条命。
嘉靖不杀严嵩，有感情的因素，但绝非出于君臣情义，而是基于对历史评价的精密算计。
严嵩作为“奸臣符号”，已经牢牢地刻在史册中，他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
留着年老严嵩的性命，可佐证嘉靖“仁厚惜才”的明君形象，比如朱元璋杀功臣。
垂老的严嵩沦为政治标本，时刻警示新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这种策略暗合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论断：“君主应当把不得人心的事情假手于人，而将施恩布德之事留给自己。”
嘉靖借徐阶、高拱之手铲除严党，却保留严嵩性命。既切割了贪墨集团，又将“护佑老臣”的美誉收入囊中。
当严嵩颤巍巍跪在精舍外高呼“臣有罪”时，嘉靖的冷笑里，藏着帝王心术的终极胜利。
他让天下人看见的，从来都是自己想让天下人看见的。
帝王逻辑：嘉靖的“权力永续”与历史循环陷阱
嘉靖永远是站在皇帝角度，考虑问题。
不杀严嵩的深层动机，在于嘉靖对权力游戏本质的清醒认知。
他深知严嵩倒台后，徐阶、张居正等“新清流”必将成为下一个严党。
正如剧中吕芳对冯保所言：“这宫里的人，都是皇上的家奴。”
留严嵩一命，实则是为官僚集团，保留一个“贪墨的参照系”：
每当新贵试图挑战皇权时，嘉靖只需轻提“严嵩旧事”，便能迫使群臣重新跪伏在“皇权不可测”的恐惧中。
这是嘉靖一贯使用的手法，始终让文官集团处在恐惧中，时刻打压他们。
这种统治术的本质，是用循环更替的贪官集团，维持皇权绝对性。
严嵩的存在，印证了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的洞见：“天子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嘉靖不终结贪墨，只控制贪墨；不清算制度，只更替棋子。
无论严党、清流都是嘉靖棋盘上的棋子，都有他的作用。
他不杀严嵩，恰如棋手保留一枚废子，不是为了复盘，而是为了提醒所有棋子：执棋之人，永远只有一位。
结论
“权力导致腐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勋爵的箴言，在嘉靖与严嵩的故事里得到最诡谲的印证。
嘉靖不杀严嵩，绝非仁慈或疏漏，而是用最高明的政治表演，将帝王心术炼化成一把无形之刃：
它既肢解了皇权的威胁，又让所有旁观者，沦为权力剧本的提线木偶。
来源：落水的焱燚一点号